財政支出增長

財政支出增長似乎是市場經濟國家經濟發展中的一條規律。社會主義國家的支出比重在改革以前也呈現出擴張的趨勢，改革時期之所以下降，是因為政府在擺脫包得過多、統得過死的局面。一旦經濟體制邁上市場經濟的運行軌道並達到一定階段以後，上述下降趨勢理應逆轉，改革之初財政支出比重下降的趨勢可能會在某一時期中止，轉而趨於回升，達到適度水平則相對停滯。

瓦格納法則。瓦格納法則指的是公共部門的相對增長，可以表述為：隨著人均收入提高，財政支出的相對規模也隨之提高。

瓦格納把導致政府支出增長的因素分為政治因素和經濟因素。所謂政治因素，是指隨著經濟的工業化，正在擴張的市場與這些市場中的當事人之間的關係會更加複雜，市場關係複雜化引起了對商業法律和契約的需要，並要求建立司法組織執行這些法律，這樣，就需要把更多的資源用於提供治安的和法律的設施。所謂經濟因素，則是指工業的發展推動了都市化的進程，人口的居住將密集化，由此將產生擁擠等外部性問題，這樣也就需要政府進行管理與調節工作。

(一)20年來的財政支出規模的變動情況從改革開放伊始，經濟學家就注意到在我國財政運行中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不斷下降、財政支出迅速膨脹的現象，財政收支差額帶來的財政赤字給政府帶來了巨大的壓力，1986年政府出台了財政赤字不得再向中央銀行透支的明確規定，這一規定在1994年《預演演算法》更加明確。財政赤字只有通過發行國債來彌補，而相繼到來的償債高峰又一次把財政推向危機的邊緣，‘借新債還舊債”成了沒有辦法的選擇。正是在這樣的財政困境中，有人提出了提高‘兩個比重”的主張，即提高財政收入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和提高中央財政收入在總財政收入中的比重。

而實際情況是，2001年財政支出總額為17453.28億元，比1979年的1228.83億元整整擴大了l4倍，正是建立在這些數據的基礎上，有些學者認為我國財政支出過度膨脹。財政支出總額絕對數的增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財政支出的擴大，但僅僅根據財政支出絕對數量這個單一指標進行判斷沒有太大的說服力，因為從1978～1997年的通貨膨脹就達~1j380%左右，所以還應該參照其他指標進行全面分析，參照經濟運行的具體情況具體分析。衡量財政支出規模的另一個重要指標是財政支出比率，可以反映財政支出的相對規模。考察1978—2006年財政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呈現出如下的特點：1978～1995年期間，財政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呈現出下降的趨勢，在1995年和1996年達到最低點，財政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從1978年的31.1%下降到1995年和1996年的11.2%和11.15%，然後從1996年財政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開始上升，到2006年這一指標達到19.2%。所以從財政支出的相對規模上來看，1978～1994年，財政支出比率是下降的；1995～2006年，財政支出比率是上升的。

(二)‘轉軌效應”與‘瓦格納效應”共同影響我國財政支出規模的變化。我國19782006年的財政支出比率出現了先下降后增加的情況。值得注意的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財政支出並沒有出現隨著經濟發展財政支出占國民收入的相對比例越來越高的‘瓦格納法則”的現象，在1978～1994年，而是出現了相反的情況，財政支出比率呈下降趨勢的。

從1995年開始，財政支出比率下降的情況才得以扭轉，這主要是得益於1994年的稅制改革，同時改革預算外資金管理，將眾多歸屬於地方政府的預算外資金納入預算內管理，強化政府理財觀念。

1998年，國家為了拉動內需，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發行國債，增加支出，進行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使得財政支出占gdp的比例穩步回升。到20o4年，我國財政支出比率已上升到17.82%，在1995～2006年，出現了隨著經濟發展財政支出佔gdp的相對比例越來越高的‘瓦格拉法則”現象。

在此，我試圖用財政支出中的‘轉軌效應”和‘瓦格納效應”結合起來解釋我國財政支出比率20多年的變動情況。‘轉軌效應”指的是在從計劃到市場的經濟轉軌中，由於市場取代政府成為資源配置的主體，個人的分散決策代替了政府的集中決策，由此帶來的政府職能轉變必然對財政支出產生很大影響，這種影響我稱之為‘轉軌效應”。計劃經濟條件下政府職能主要資源配置方面，政府控制了絕大部分的生產資料，通過國有企業保證勞動者和勞動資料的結合，由中央決定和計劃整個經濟的生產、分配和消費。市場經濟的主要特徵在於政府控制著很少的經濟資源，資源配置主要通過市場來完成，經濟主體在市場中進行分工和交換，大部分的決策都是分散的主體分別做出的‘轉軌效應”，意味著隨著經濟的市場化進程，由於政府職能的變化，財政支出從‘‘生產建設財政”轉變為‘公共財政”，政r精軌前履行職能導致的財政支出下降，而為履行新的職能導致的財政支出會相應增長。

如同上面指出的那樣，在我國經濟轉軌過程中，影響財政支出變動的主要因素是‘轉軌效應”和‘瓦格納效應”，‘轉軌效應”有使財政支出比率有下降的趨勢，而‘瓦格納效應”有使財政支出比率上升的趨勢。但是，在我國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兩種效應的力量是不一樣的，在經濟轉軌初期，由經濟轉軌帶來的‘轉軌效應”力量是很強大的，隨著經濟轉軌的繼續進行直到基本完成，‘轉軌效應”的力量也在逐漸減弱，如同經濟學中的報酬遞減作用那樣。‘轉軌效應”導致的財政支出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比重下降的趨勢越來越不明顯。比如，經濟建設費占財政支出比率在1980～1989年間下降了12.49%，而從1990～1999年期間這個指標只下降了5.98%，這種下降的速度在明顯下降。經過十多年的經濟轉軌，我國的市場化程度在不斷提高，經濟生活對市場的依賴程度大大提高，這就意味著‘轉軌效應”的作用已經基本發揮完畢，效力在逐漸減弱。

隨著經濟轉軌的進行，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進程剛剛開始，也就是經濟學界曾經討論的我國正在進入經濟的‘起飛”階段，經濟的‘起飛階段”需要政府進行大量的基礎設施的投資，同時也對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了維護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政府應該在‘公共財政”的框架內提供公共產品，而且應該隨著經濟發展對政府職能的要求調整財政支出，‘瓦格納效應”開始成為影響我國財政支出規模長久變動的主導力量。

由此可以解釋我國財政支出比率的變動情況，在1978～1995年期間，‘轉軌效應”佔據主導地位，導致我國財政支出比率出現大幅下降，從1978年的31.1%下降到1995年的11.2%，在財政支出結構上，經濟建設費也從1978年的64.1%下降到1995年的41.9%，而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瓦格納效應”開始成為主導力量，導致了1995～2006年的財政支出比率不斷增長，從1995年的11.2%上升~1]2006年的19.2%。通過上面的考察，我們基本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我國長期的財政支出變動中，‘轉軌效應”和‘瓦格納效應”此消彼長，共同作用於財政支出增長，在轉軌初期，‘轉軌效應”佔據主導地位，導致財政支出比率逐漸下降，隨著轉軌的逐漸進行直到完成，‘轉軌效應”的效勻開始弱化；而隨著經濟的工業化和人均收人的提葛，‘瓦格納效應”開始稱為主導力量，財政支出：匕率開始逐漸上升。可以預料的是，財政支出比率不斷上升，‘瓦格納效應”將會長久地影響我國哮政支出增長規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