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鍔

他癖愛書，當其愛而未得時，常百方搜購，家藏典籍達十萬餘卷，藏書之樓名為“天嘯樓”。經常“發樓上藏書而耽玩之”，“盡日夜哦誦”；並將藏書加以整理，“丹鉛讎校”，輯有《天嘯樓書目》二冊。其藏書之富，為粵東之冠。

“寧遺世以全我真”。其居處辟有佔地不及畝的園圃，名叫“蒓園”，常與同輩友朋，博覽豪吟其間。壬申（1932年）元月，與當時著名文友石銘吾等觴集唱酬於該園盟鷗榭，並成立了“壬社”詩社，他被推舉來社長。詎料天不假年，是年六月，竟沉痾不起，溘然與世長辭，時人莫不惋惜。石銘吾代表壬社社友送了輓聯云：“一代文章托吾子，九重泉路盡交期”。可見學界對他的倚重和痛悼。

其平生致力於考據之學，且擅長詩文詞章，諳熟佛典。述作已成書者有《王右軍年譜》、《西湖山志》、《佛國記疏證》、《饒氏家譜》、《慈禧宮詞》等。唯晚年輯《潮州藝文志》未完稿而卒，先生之長子宗頤時年十六，為完成父志，遂著手旁搜博採，訂訛補遺，殫心綴錄，曆數載而裒然成帙，使該志得以刊行問世，成為後人探究潮州文化學術史的重要文獻。另饒鍔先生在世所作的詩古文辭，亦經宗頤先生編定梓行，名為《天嘯樓集》。其餘未完稿之篇什尚多，如《漢儒學案》、《清儒學案》、《潮雅》、《淮南子箋證》等。

饒鍔先生年青時接受民主思想，當陳去病、柳亞子、高旭等人於1909年在蘇州創立文藝團體“南社”時，他即積極響應，並從事反封建詩文創作，主編《粵南報》，對潮籍進步作家如馮印月(“左聯五烈士”之一馮鏗之兄)、馮素秋(馮鏗之姐)、柯季鶚、蔡蘭生等，給予關懷和鼓勵。他還“廣求天下奇士，得聚處一室，相與上探漢魏，研討微幽，以期躋乎古人迥絕之境”，與學人鄭曉屏、楊光祖、溫廷敬、石銘吾、詹安泰等，“志趣頗合，昕夕酬唱”，“披襟抵掌，談天下事”(《天嘯樓集》)。又與國內名流，尤其是南社盟友交誼甚深。被譽為“江南大儒、南社巨子”的高吹萬，便是其中之一。饒高二先生志趣相投，友誼與日俱增。不久，他們共同倡導創立了“國學會”。在此同時，饒鍔先生有感於鄉邦文獻之凋殘，著手編 撰一部專以網羅潮州歷代文人學者的詩文學術著作及地方歷史文獻，以考鏡一方學術源流，表彰鄉賢事迹的大著作———《潮州藝文志》，他花了十年功夫，大索遺書，鉤稽排纂，當這部在學術界有重大影響的巨著即將完編的時候，饒鍔先生終因積勞成疾，於1932年過早地離開人世。其長子饒宗頤繼承父志，一面將父親詩文遺稿編成《天嘯樓集》，另一面旁搜博採，拾佚鉤沉，完成《潮州藝文志》，后刊於《嶺南學刊》。

潮籍大學者饒宗頤教授之尊人饒鍔先生(1891—1932)為清末民初潮州大儒。其天嘯樓儲書達十萬卷而聞名於世。饒鍔先生平生致力於考據之學，且工於詩文詞章，諳熟佛典，尤喜譜志，著述甚富，有《潮州西湖山志》、《饒氏家譜》、《慈禧宮詞百首》及《天嘯樓集》等刊行於世。

饒鍔先生年青時接受民主思想，當陳去病、柳亞子、高旭等人於1909年在蘇州創立文藝團體“南社”時，他即積極響應，並從事反封建詩文創作，主編《粵南報》，對潮籍進步作家如馮印月(“左聯五烈士”之一馮鏗之兄)馮素秋(馮鏗之姐)、柯季鶚、蔡蘭生等，給予關懷和鼓勵。他還“廣求天下奇士，得聚處一室，相與上探漢魏，研討微幽，以期躋乎古人迥絕之境”，與學人鄭曉屏、楊光祖、溫廷敬、石銘吾、詹安泰等，“志趣頗合，昕夕酬唱”，“披襟抵掌，談天下事”(《天嘯樓集》)。又與國內名流，尤其是南社盟友交誼甚深。被譽為“江南大儒、南社巨子”的高吹萬，便是其中之一。

諾貝爾物理學獎高錕的祖父高吹萬(1877—1958)江蘇金山人，與常州錢名山、崑山胡石亭合稱“江南三名士”，又與南社台柱柳亞子交往深厚，他性格幽然樂觀，其名號特多，有炊萬、寒隱、蟻民、懶牛孤冢詩人等十多個，至於齋名也有六、七個之多，如“風雨雞鳴”、“苟全性命之室”，十分古怪。他善於交際，對潮州的文藝團體如“瀛社”(饒鍔所創立)、“壺社”(澄海蔡竹銘所創立)、“樂善社”(潮陽郭輔庭所創立)，他都給予支持通好。同時他還為潮州詩人、饒先生的外甥蔡儒蘭(字楚畹)、郭瑞珊夫婦的詩集《南國吟草》、潮陽郭輔庭的《天樂鳴空集》撰寫序言，因而在潮州知識界影響頗大。

高吹萬幼年生活困苦，中年以後，百事遂順，築園於秦山山麓，自稱為“閑閑山莊”，門有一聯：“苟全性命於亂世，別有天地非人間。”1923年，高吹萬之母李太君八十壽辰，他打算為母慶壽，但高母以節約計，堅辭不許。次年，高吹萬為季子授室時，集家人自李太君以下30餘人團聚攝為“合家歡圖”，高自為記。隨後，他把“合家歡圖”寄給饒鍔先生。饒先生展閱后欣喜萬分，特作《高先生〈合家歡圖〉後記》。這篇文章後來收入《天嘯樓集》第三卷，成為永久的紀念，也是饒高友誼的最好例證。

《高先生〈合家歡圖〉後記》，作於1924年，全文雖只有500字，但簡括明晰，感情真摯動人，字裡行間充滿高尚情誼。饒先生從與高吹萬訂交起始入手：“鍔以文字交納先生，尺素往來將及半載，至是始識先生家世及太君之若節懿行，而先生之宿學碩德，提倡風雅，主盟東南，亦既名滿天下矣。”饒先生這些話並非溢美之辭或互相標榜。高吹萬人品文品極高，生活作風十分嚴肅，從不冶遊宿妓，有人贈他一聯：“平生無踐勾欄跡，至死不聞綺羅香。”他於飲饌方面，也無多講究，獨喜品潮州工夫茶，余無其他嗜好，故在學人中享有較高聲譽。江浙名士秦翰才為之編撰《年譜》，補白大王鄭逸梅與他以師友相稱，為他編了《年表》。饒鍔先生也十分倚重高吹萬，他在《後記》中讚頌道：“高氏累世積德行仁，流澤既遠且厚，而太君尤以節孝著，宜乎后 之蕃殖而多賢也。”在這篇文章中，饒鍔先生還對自己的身世及孝道，與高吹萬作了一番對照：“鍔父母今年亦俱七十矣，曩歲欲為老人稱觴，而家君以浪費無益戒毋妄舉，至今念之，心殊闕然。不意數千裡外，竟有與鍔處境印合如先生其人者，則鍔於斯圖安得不樂而為之記。”真是“山河不足重，重在遇知己”。

饒高先生志趣相投，友誼與日俱增。不久，他們共同倡導創立了“國學會”。在此同時，饒鍔先生有感於鄉邦文獻之凋殘，著手編撰一部專以網羅潮州歷代文人學者的詩文學術著作及地方歷史文獻，以考鏡一方學術源流，表彰鄉賢事迹的大著作———《潮州藝文志》，他花了十年功夫，大索遺書，鉤稽排纂，當這部在學術界有重大影響的巨著即將完編的時候，饒鍔先生終因積勞成疾，於1932年過早地離開人世。

饒鍔先生英年早逝，而高吹萬晚年生活顛沛流離，窮困潦倒。抗戰剛開始，他的家鄉金山即陷入日寇魔掌，苦心經營的閑閑山莊傾刻被毀，庋藏的三十萬卷古籍毀於兵禍，他失聲痛哭：“用甲正當亡國日，吾儕具是不祥人。”不久，他移居上海海格路一樓房，把書齋取號“可讀齋”，門貼一聯：“世間唯有讀書好，天下無如吃飯難。”由此可見其此時困境。1958年7月，高吹萬病逝於上海。其後人皆從事於學術研究，長子與饒宗頤教授共事，曾任香港大學校長。

高吹萬著作宏富，主要有《吹萬樓論學書》、《吹萬樓文集》、《吹萬樓詩集》、《談詩國風札記》、《感舊漫錄》、《金陵遊記》等十多種；饒鍔先生著述也不少，除上述提及外，還有《王右軍年譜》、《佛國記疏證》等，若天假以年，成就當更卓著，我們現在也能讀到更多的饒、高二先生交往文章、信札，那將是莫大的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