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佩琦

幼年家貧，農忙時放豬放牛下地勞動，農閑時上私塾讀書，后考入縣城由美國基督教會辦的知務中學附屬小學，畢業那年，因知務中學停辦而輟學。

1929年春，隨本村外出當長工的鄉親到黃縣(今龍口)，考入由美國教會辦的崇實中學繼續讀書。

1930年5月3日，因全校學生召開大會紀念濟南“五三慘案”兩周年，激怒了美國校長，宣布“停止上課，解散學校”。後來，他由黃縣挑著行李和書籍經天津到北京，靠勤工儉學，維持生計，並於1933年暑假，以優異成績越級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我國東北，進而企圖佔領華北。在國難當頭之時，國民政府卻頒布了“敦睦邦交令”，許多學校的進步學生組織和救亡團體被解散，一些進步學生被逮捕。

1935年12月9日，北平愛國學生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舉行了轟轟烈烈的一二·九運動，不久全國愛國學生奮起響應，即載入史冊的“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當時年僅24歲的葛佩琦，身為北京大學學生會副主席，率先同許德珩、朱穆之等進步人士一起，投入到學生愛國運動的行列，當局用高壓水龍、棍棒、大刀對付赤手空拳的廣大師生，不少學生被捕入獄。在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北平市學聯決定在12月16日舉行更大規模的抗議運動，反對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他站在遊行隊伍的最前列，與手持武器的軍警對峙，他與舉旗的兩位同學被逮捕。在警察局，他與各校被捕同學英勇不屈，后被學校保釋出獄。

1936年1月，他與北京大學學生會的幾位執行委員募捐，組成平津學生南下宣傳團，聲援南下同學。為了保存這一支支抗日救亡力量，共產黨員蔣南翔發起成立了“中國青年救亡先鋒團”，后合併為“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葛佩琦成為“民先”成員。

1936年2月，南京政府頒布“維持治安緊急辦法”，北平當局更加嚴厲地鎮壓學生的抗日救亡運動。這時，他熱情慰問被開除而流落街頭的學生，秘密為北大進步同學傳信，積極設法營救被捕同學。後來他被選為“學生救國委員會”委員，率領北大同學參加了全體北平學生參加的，支持青島工人抗日大遊行，要求釋放沈鈞儒等“七君子”。

1937年6月，他於北大物理系畢業，獲學士學位。他本有應聘教書的機會，但他時刻想的是國家與民族的命運，積極響應黨的號召，奔赴鬥爭前線。7月7日“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爆發，他立即參加了北京大學和北平各大學醫學院組成的戰地救護隊，在黨的領導下，做了大量的抗戰救亡工作。10月8日晚，全副武裝的憲兵，將葛佩琦、蔣南翔等5人以“滋事學生”之罪名，被再次關進南京警備司令部監獄。兩次入獄使他深刻認識到：只有共產黨才是領導全國人民抗日救國的中堅力量。

1938年7月，他在洛陽經八路軍洛陽辦事處主任劉子久介紹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接受了黨組織交給的任務：做好商丘地區民運專員宋克賓及官兵的統戰工作，為新四軍彭雪楓率隊進駐豫東，建立抗日根據地創造條件。

他入黨后，覺得再繼續穿著國民黨的軍服很不舒服，要求回到共產黨的部隊去，黨組織根據抗日的需要，動員他繼續留在國民黨隊幹下去。從此，他便成為我黨深入虎穴的一名地下工作者。當時，他所在的部隊為暫編第二軍，宋克賓為軍長，他是政治部主任，不久他發現宋有率部當漢奸的危險，便遠途跋涉及時向黨組織彙報，經過他的工作，使已投敵的新編第七軍軍隊率先反正。

1942年春，他在商丘火車站建立了監視日軍軍運的中心，每天將通過商丘的日軍車次數、去向、部隊番號、武器裝備、軍用物資數量，通過秘密電台及時報告給西安地下黨組織。同年，遵照黨的安排，他由西安辦公廳調到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以“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戰地聯絡組組長”名義任少將參議，赴豫東日本統治區做情報工作。他利用一切機會，積極為黨工作。

1943年夏，他接受了一項緊急任務，把杜月笙夫人送回上海，利用這一大好時機，到上海后，他婉言謝絕了杜夫人留住公館的邀請，住進一位我黨的地下聯絡員家中。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后，蔣介石為搶奪勝利果實，派王牌軍進入東北，由杜聿明任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黨中央為儘快建立東北根據地，派他開展地下工作，他先後以“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將督察”和“中央宣傳部東北通訊處處長”的身份作掩護，負責搜集敵人的軍事情報。正當其時，杜聿明下令槍殺中共地下黨員29人，妄圖恫嚇我地下工作者，他置之一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毅然去瀋陽，坐進了杜聿明的司令部，他及時地將東北全部駐軍一覽表等機密材料，交給了黨組織。

從他1938年入黨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在十多年的時間裡，他長期深入虎穴，冒著隨時有捕殺的危險，始終恪守了一個黨的地下工作者的行動準則，靜如處女，動如脫兔，機智果敢、沉著謹慎地獲取了大量軍事情報，為奪取革命的勝利，發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錯劃為右派

1957年春，整風運動開始，他所在的中國人民大學黨委三次邀他參加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座談會，他雖然覺得自己並非黨外人士，但考慮到黨委再三邀請，還是去了。5月24日，他在“黨外人士座談會”上，就黨委密切聯繫群眾，黨員幹部不能生活特殊化，要努力克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向黨委提出了批評意見。5月27日，中國人民大學內部刊物《人大周報》登出了他的“發言”。這個“發言”斷章取義，橫加篡改，純屬捏造。6月8日，《人民日報》以葛佩琦發表“反革命言論”為標題，轉載了這個“發言”，6月14日批判文章鋪天蓋地，在全國大小報刊掀起了批判葛佩琦的浪潮。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橫禍，他當即給人民日報社寫信，要求給予更正，但是他的要求更正信，如同石沉大海。相反，對他的批判更加連篇累牘。1957年12月24日深夜，他被逮捕。在長達18年的冤獄中，他先後被關押在北京草嵐子看守所、北京市看守所、北京市第一監獄、山西大青窯煤礦、山西省第一監獄。

1959年6月29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其作出判決：判處葛佩琦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惡劣的生活環境，無休止的審訊，使這位為黨出生入死十幾年的老地下工作者，身心遭受到極大的摧殘，血色素最低僅有3.5克，大便出血、肋骨結核、腿腳麻木、右眼白內障、左眼青光眼，身體極度虛弱。

文革時期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他再遭厄運，身陷囹圄。

1975年3月，經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裁定，他由原無期徒刑改為有期徒刑15年。

1975年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二次會議決定，對在押的原縣、團級以上的黨政軍特人員予以寬大釋放。後幾經交涉，並由其女兒寫了保證書，與1976年3月26日才回到北京。開始，他住在北京郊區清河鎮附近農村的一間房子里，直到1977年3月，才搬進北京東城區交道口東大街96號大雜院，原來堆放雜物的8平方米小屋，此刻他已是孑身一人了。每月18元的生活費和28斤糧票，是他唯一的生活來源。

平反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全國的一些重大冤案徹底平反，陡增了他平反歷史沉冤的信心。於是他直接找到中央組織部，然而，要澄清這長達20餘年的沉冤談何容易！他整整跑了7個月，苦等了7個月，到頭來卻是人民大學黨委派人送來的《結論》：“不屬於錯划，不予改正。”他當即表示不同意這個結論，要繼續申訴！1980年4月2日，他終於按響了胡耀邦同志家的門鈴，胡耀邦同志在他的申訴信上作了這樣的批示：“指定專人，督促有關單位對葛佩琦同志落實政策。”然而，在落實政策的路途上，畢竟還有“倒春寒”，後來，他又直接上書老朋友李逸三（原人民大學黨委常委、組織部長），李又上書中央，在胡耀邦同志的親自督辦下，1982年3月18日，中國人民大學黨委作出複查結論：對錯划右派問題予以改正，從1978年10月起恢復原高教6級工資待遇。1983年5月23日中共北京市委組織部作出決定：“恢復葛佩琦同志的黨籍，黨齡從1938年7月連續計算。”

北平和平解放后，葛佩琦與單線聯繫的趙耀斌失掉聯繫，因此黨組織關係長期得不到解決，無奈，他竟然成了一名“黨外人士”。他遵循“救國不忘科學”的理念，在中國人民大學理化研究室工作期間，先後編寫了《物理學講義》，出版了《電磁感應》和《自然常識問題解答》兩部書。

1987年1月21日，中國人民大學教師職務評審委員會討論通過，確認葛佩琦為教授。追昔思今，感喟萬千，他戴著1600多度的老花近視鏡，吃力地寫著自己一生的歷史，他先後寫出了《回憶“一二·九”運動學生的愛國主義運動》、《新憲法肯定了知識分子的地位和作用》等文章。

於1993年1月13日11時55分，因心臟病搶救無效而辭世。他去世后，新華社為他發的電訊稿寫道：“……他曾兩次遭國民黨政府逮捕入獄，在獄中他堅貞不屈，表現出革命者的氣節。他多次受黨委派，在國民黨軍政機構長期從事地下工作，不顧個人安危，為革命事業做出了很大貢獻……葛佩琦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剛直不阿，心胸豁達，對革命的信念始終沒有動搖過。在冤案平反之後，他以新的姿態投入四化建設，抱病著述，積極參加社會活動，為人民貢獻一生。他嚴於律己，寬以待人，從不以老前輩的身份自居，始終保持一個革命者者的本色。”

1993年1月30日，在八寶山公墓為葛佩琦教授舉行的遺體告別儀式上，他的老戰友送的輓聯寫道：“守真理不怕吃苦，下煤井坐鐵窗，全不在乎；為革命情願獻身，跛一足眇一目，何足道哉！”其中另一長挽寫道：“直言遭誤解，歷盡坎坷無怨懟；丹心永不泯，常留清望供追思。”

妻子朱秀玲教授自1942年與他結為夫婦，幾十年來相親相愛，先後生育了5個子女，後來因丈夫的冤案使她備受株連，全家六口僅靠一人工資維持，到了舉步維艱的境地，特別是政治上的折磨，使他們母子難以為繼，為了孩子，朱秀玲苦思很久，不得不忍痛含悲向法院提出與葛佩琦離婚，離婚之後，孩子全部改姓朱，命運使這位對黨一向赤膽忠心的老人，幾近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