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放

余放（1933.01～2013.02.19），遼寧省遼中縣人，中國共產黨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國家安全部原副部長，第八屆、第九屆全國人大代表。2013年2月19日，余放同志在中國北京逝世，享年80歲。余放同志逝世后，中央有關領導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問和哀悼。

1933年1月出生，1950年12月參加工作，1953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解放軍東北軍區機要幹部訓練隊學員，吉林省委機要員、機要秘書，中國人民大學學生、助教，國家安全部外事局局長，國家安全部辦公廳主任，國家安全部副部長等職。退休后，出任國家安全部影視領導小組組長，並擔任多部諜戰題材影視劇的總顧問。

余放同志在60多年革命生涯中，對黨忠誠，恪盡職守，為黨的事業無私奉獻，為黨的國家安全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余放，一位在隱蔽戰線奮鬥了一生的老人，原國家安全部門的負責人。自上世紀90年代起，他擔任多部諜戰劇的總顧問，也負責諜戰題材影視劇的審查。北京西郊一個樹木蔥鬱的大院內，余放先生在他的辦公室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專訪。

情報職業需要獻身精神

中國新聞周刊：以《潛伏》為代表的諜戰劇熱播，你作為國家安全部門曾經的負責人，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余放：《潛伏》的主題還是好的，這部電視劇要展現的是英雄人物在隱秘戰線上的工作。但是有些情節不合情理，不符合國家安全工作的專業常識。比如最後一個情節，黨組織已經知道了余則成妻兒的消息，並將他們保護起來，在這種情況下卻不告訴余則成，又給台灣的余則成安排了一個女情報工作者配合工作，最後結為夫妻。這種情節在我們的系統里是絕對不允許也是不可能出現的。倫理道德底線不允許被打破。像這種情節就比較荒誕，雖然(它)比較好看。現實中如果真的發生這樣的情況，組織會把真實情況告訴他，你的愛人找到了，受到組織的照顧和保護。但是你要接受組織的安排，繼續潛伏。如果他不同意，組織不會強迫，會考慮到他個人意願調他回來。

中國新聞周刊：作為情報系統的權威專家，從你的角度，諜戰片應該有哪些需要把握的原則？余放：我們對諜戰片的要求，第一條是重大基本事實、人物有歷史依據。這叫大事不虛。其次是具體故事情節要戲劇化，好看。這叫小事不拘。再就是要符合間諜和反間諜系統工作的行業規律和職業規範。據我了解，多數的諜戰劇主題還是不錯的，旨在宣傳隱秘戰線的英雄人物對國家的貢獻。問題在於情節，主創人員不了解隱秘戰線的方針政策和工作規律，出了不少笑話。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裡——在保證主題的前提下，怎樣避免在情報和偵察的細節上出現笑話和常識性的錯誤。

中國新聞周刊：《潛伏》里的余則成，他棄軍統轉向延安有愛情的因素，也有對軍統的失望。有一種說法，似乎去意識形態化是諜戰片重獲市場的要因？

余放：對余則成這個形象的描寫的確是個性化的，不是臉譜化。這在實際生活中不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更多投身到我們的事業里的人還是出於信念和信仰。有的人開始是為了愛情離開了國民黨，這在實際上工作中也是有的，但和我們接觸之後，他的人生觀價值觀改變了。間諜和反間諜，是不同國家、民族、政治團體交鋒、對抗最激烈的領域。說到底，這一領域還是信念、理想、價值觀的交鋒。

中國新聞周刊：事業的成就和家庭的美滿是幸福的重要來源，我們的情報人員如果工作和生活上有衝突，一般會作出怎樣的選擇？

余放：遇到這種情況，組織上會盡量協調、妥善解決。實在解決不了，我們會有特殊措施調整安排。畢竟這個工作是不能強迫的，否則會很危險。比如他的家庭特別困難，他實在去不了外面工作，我們會給予照顧。總的說來，我們國家情報部門的傳統還是人性化的。

舉個例子，像余則成那樣被派到台灣的情報人員還是有的。也發生過一些事情，一些情報人員暴露，被國民黨殺害了。後來，兩岸開始溝通后，好多他們的子女就回來了，找到了主管部門。他們子女的要求，我們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都做了妥善的安排。

我們的情報人員有很好的保護

中國新聞周刊：一般來看，情報人員這個職業相對缺乏安全感，實際情況如何？

余放：安全問題是這樣的，我們對自己的情報人員有很多安全保護措施。從我的觀察、經歷來看，還沒有發現我們的情報人員，由於保護工作做得不好，而出現危險。被境外間諜機關抓住，或者被綁架，這些還沒有發生。

從我們黨開展情報工作到現在，我們都是有很周密的保安措施，雖然情報工作給人的印象很危險，但到現在還基本沒有遇到過意外。對情報人員家庭的照顧也是我們的既定政策，組織對家屬的照顧，有特別的安排。我們派出人員的家屬有專門的保護和照顧。

這在我們系統是有著很好的傳統。我國情報系統的元老李克農老部長，在他晚年身患重病的情況下，仍然以傷病之軀查訪烈士遺屬，要求妥善安排在情報系統作出貢獻的同志的生活。他還給中央政府打報告，要求“使過去在戰爭中的無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歸，幼有所扶，鰥寡孤獨，各得其所”。

中國新聞周刊：挑選情報人員的標準是什麼？哪些是你最為看重的素質？

余放：我們首先看重的是他的政治素質，就是指他的信念，他的共產主義信念。現在來講就是對祖國的忠誠，這方面最重要，思想品德要好。一個人對事業、對國家的態度在平時工作中可以觀察到，有的人很明顯弔兒郎當，沒有事業心，這種人員不大適合情報工作。情報人員必須要有很強的事業心，對祖國忠誠。還有遵守紀律，這個也屬於政治素質。

中國新聞周刊：請說說你的幸福觀。

余放：用現在的語言來說，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想和價值追求。這實際上是價值觀的問題，價值觀不一樣，幸福觀就不同。我們的情報偵察人員不論遇到多大麴折，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難，都始終堅信自己是幸福的。這一點在電視連續劇《誓言永恆》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中國新聞周刊：現實中也有上個世紀30年代著名的文學家關露這樣的情報人員，她的晚年很悲慘。她的遭遇是個特例嗎？

余放：關露的確是我們很傑出的同志。她是個詩人，電影《十字街頭》的主題歌就是她所寫的。後來她參加到了我們的工作，打入汪偽政權內部，獲取了很多情報。她是個很優秀的情報人員。她解放后和晚年的不幸，是那時不正常的扭曲的情況下造成的。

解放前很多打入到敵人內部的同志，他們工作的特點就是單線聯繫，解放后，他的上級去世了、犧牲了，因此他們中有些人就被認為是特務，或有政治問題。這樣的人由於環境特殊，找不到證明人，因而被誤解。但當時中央的政策就是，只要發現這種情況，一定要認真查對，核實之後，要給予糾偏、平反。

在這方面我們做了大量的工作。解放后被地方當做敵特分子處理的，我們發現了，會從各方面核實事實，然後給他平反。

這是個智力密集行業

中國新聞周刊：在這些反映間諜戰的影視劇中，你最喜歡哪一部？為什麼？

余放：經過我們審查的諜戰片，好的還是不少的。我最喜歡講述我黨傑出情報英雄閻寶航情報生涯的電視劇——《英雄無名》。閻寶航在抗日戰爭時期，在重慶為我黨從事情報工作，取得了傑出的成就。他獲得了德國進攻蘇聯、日本突襲珍珠港和日本關東軍編製、序列、人員、裝備情報等三大重要戰略情報。這個片子對重大事件的敘述符合歷史真實。閻寶航接觸的上層人物，包括于右任、陳誠、何應欽，特別是宋美齡，這都是真實的。事件和人物符合真實歷史。

其次是具體故事情節戲劇性強。這也是我幫他們出的主意，我跟編劇商量，就是要“寫活”閻寶航搞情報的過程，比如閻寶航怎樣受懷疑，比如軍統千方百計地阻撓閻寶航的活動。編劇最後把這個寫活了，既符合歷史真實，又有大量生動情節，這就叫“大事不虛，小事不拘”。還有一部我喜歡的就是現在正在播出的《誓言永恆》。

中國新聞周刊：《誓言永恆》的故事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歷史的真實？

余放：《誓言永恆》講述的是上個世紀60年代中期，在原子彈和氫彈試驗成功后，導彈核武器的研製進入關鍵階段。這時，台灣的情報機構竭盡全力想掌握和破壞中國大陸導彈核武器的研製和發展。海峽兩岸的情報機構開始了一場針鋒相對的殊死較量。

《誓言永恆》基本符合歷史的真實。在上世紀60年代的背景下，我們和在台灣的國民黨情報系統的鬥爭非常複雜激烈，那是符合歷史情況的。它的人物原型都是多多少少實際存在的。《誓言永恆》在諜戰片里很有深度，我說過，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我們安全部門自己參與組織編劇和拍攝隱蔽戰線的很多影視劇里，《誓言永恆》是我最欣賞的。《英雄無名》屬於情報，而《誓言永恆》屬於偵察保衛工作。

中國新聞周刊：此前《潛伏》熱播，被觀者解讀出很多“辦公室哲學”，比如挑撥、陷害等。諜戰片希望帶給觀眾什麼？或者我們應該從中獲取什麼樣的價值？

余放：對“辦公室哲學”不宜過分渲染，一些諜戰片最大的問題就是為了追求戲劇效果對一些情節、細節的扭曲、誇張。觀眾看完《誓言永恆》后，印象最深的還是國家安全工作人員對祖國、對事業的忠誠。儘管歷經苦難、曲折和誤解，他們都矢志不渝，忠誠於祖國和人民的事業；再就是充分體現了間諜和反間諜鬥爭是一個智力密集行業，是一個高智商的鬥爭，要鬥智斗勇。最後，歸根到底，還是我們提到的根本，對祖國、對人民、對事業的無限忠誠和獻身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