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

生於神聖羅馬帝國（今德國）艾斯萊本，父母原是勤儉的務農人家，但當時因社會商業方面開始發達了，並帶動了工業的發展，故其父親轉而成為礦工，在當時以礦工當職業的人口並不多，算是新興的行業，在父親的積極努力下竟也自行當起了一個小礦主，後來上升為城市的議會會員。

父親漢斯·路德（Hans Luther，1459—1530年），母親瑪格路德，原姓林德曼（1459—1531年）。路德是九個孩子中的第八個。

1483年11月11日（都爾·聖瑪定主教紀念日），他受洗禮，並以當日的聖人聖瑪定（馬丁）命名。他在鄰近他的出生地的曼斯費爾德長大，當時艾斯萊本和曼斯費爾德約有數千居民，而他的父親擁有當地的一處銅礦。

1517年為贖罪券的爭論，在教會界做了一件驚動宗教界的大事——宗教改革。

1488年到1497年在曼斯費爾德的城市學校就學，此後他在馬格德堡的大教堂學校里待了一年。

1498年他的父母將他送到埃森納赫的方濟各會修道院中。他在那裡受到音樂和詩歌的教育，他是一個很好的歌唱家。

1501年到1505年路德在圖林根的愛爾福特大學就學，他獲得哲學系的文學士。

1505年7月2日他在回家的路上在斯道特亨附近突然遇到狂風暴雨，他嚇壞了，對礦工的保護聖人呼喊說：“聖安娜，不要讓我死，我願意成為一個僧侶。”出於這個發願他不顧父親的反對加入了愛爾福特的奧斯定會修道院。

1507年2月27日他被晉陞為神父。

1508年送往維滕貝格，在這裡他結識了威廉·奧克姆的神學理論。奧克姆強調神的自由性和人的自主性。一年後路德成為聖經教授（baccalarius biblicus），他還學會了古希臘文和希伯來文。除道德哲學外他還開始教授聖經。

1510年被他的修會派往羅馬城，抗議教廷下令將奧斯定會與另一個非常嚴格的修會合併到一起。他參加了一個集體懺悔的儀式，希望以此獲得解脫。

1511年斯道皮茨將路德召回維滕貝格並指定路德為神學博士和他的繼承人。雖然斯道皮茨只能減輕路德的心靈不安，無法消除它們，兩人直到1524年斯道皮茨逝世始終是好朋友。

有人認為這是在1511年到1513年之間，其他人說是在1515年到1518年之間，也有人認為這實際上是一個緩慢的過渡過程。在宗教史的研究中這個時間的確定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確定這個發現對宗教改革的意義到底有多麼大。

1515年路德的羅馬書教本中已經反映出了他的新見解，但其中還混合著約翰尼斯·陶勒的密契主義見解。

1516年路德發表了一位不知名的密契主義者寫的一本書，反映出了他對教會外表的神事儀式的不斷加強的反對。

1517年開始在簽名時將Luder改為Luther（這個名字來源於希臘詞ελευθερο，意為“被解放的人”“自由人”），來表現他內心的轉折。

1517年10月31日那天，宣布他反對贖罪券，寫了九十五條論綱。

路德的宗教改革受到四面攻擊。羅馬教廷要路德收回他的言論和著作，路德並沒有答應。在他隱居於瓦爾特堡（Wartburg）那段日子裡，路德把整本新約聖經由希臘文譯成精彩的德文。在那期間，左派極端的社會行動到處興事，路德於是回到威登堡以穩定大學和教會的生活，並且應付四面八方湧來的攻擊。甚至有的人民誤解了路德說的自由，牽扯到政治，拿了武器去爭取，造成了改教運動的致命傷。路德被羅馬教會定罪，逐出教會。

1517年10月31日（一說11月1日）以學術爭論的方式在維登堡城堡大教堂的大門上張貼出了“歡迎辯論”的《九十五條論綱》。

1518年寫了《解答》一文（Resolutions）為自己的主張辯解。8月(有些歷史資料是7月)，教皇命令路德到羅馬接受審判，路德面臨的很可能是死刑。撒克遜選侯腓特烈（Frederick）利用自己的權利使審判改在奧斯堡。10月在法庭上路德慷慨陳詞，並拒絕公開承認錯誤。

1519年7月親羅馬的神學家約翰·艾克迫使路德在保守勢力較強的萊比錫展開辯論。

1520年6月15日由教皇利奧十世簽署發出《斥馬丁·路德諭》。8至10月連續發表《關於教會特權制的改革致德意志基督教貴族公開信》《論教會的巴比倫之囚》和《論基督徒的自由》等文章，公開提出教皇無權干預世俗政權。宣稱教會如果不能自己進行改革，國家政權應予挽救，並將羅馬教會稱為“打著神聖教會與聖彼得的旗幟的、人間最大的巨賊和強盜”。12月10日當眾燒毀教皇通諭及一些教律，在諸侯和市民的支持下決定公開對抗，寫了《反對敵基督者的通諭》一文。

1521年帝國會議上，決定執行教皇通諭，給路德判罪。但由於與會諸侯的反對和路德本人在被審訊時的強硬態度，會議最終決定先放路德離去，然後判罪並下逮捕令。路德在歸途中，薩克森選侯腓特烈（Frederick）等人以“攔劫綁架”方式把他送進瓦特堡加以保護。路德在瓦特堡隱居期間，致力於聖經的德語翻譯。這時，路德的擁護者已經行動起來，宗教改革運動如燎原之火，迅猛發展。

1522年3月他不顧被通緝的身份，從瓦特堡返回維登堡，責備那些行動起來的擁護者“過分了”。他在八次講道中宣稱：“反對以暴力來改革教會。”同年一些擁護路德的中小貴族，曾以人道主義詩人胡登和騎士濟金根為首發動起義。當胡登邀請路德與濟金根會見時，路德回答說：“我不願意靠暴力和流血來維護福音。”對於T.閔採爾領導的農民解放戰爭，他深惡痛絕，當他要求農民解散被拒絕後，他於1524年發表《為反對叛逆的妖精緻薩克森諸侯書》。次年又發表《反對殺人越貨的農民暴徒》，號召“無論誰只要力所能及，無論是暗地裡也好，公開地也好，都應該把他們戳碎、扼死、刺殺，就象必須打死瘋狗一樣！”當然，叫貴族去鎮壓農民是不需要路德教的。在神學哲學思想方面，路德愈益趨於保守。

1525年他發表《論意志的束縛》，駁斥曾支持過他的伊拉斯謨卻反而把上帝都包括在內，此事反過來證明了路德對上帝的不敬，伊拉斯謨甚至指路德的書是野蠻的書。他從此便與人文主義分道揚鑣。他又為了聖餐的意義和禮儀問題與U.茨溫利展開激烈爭論。

1529年馬爾堡會談中，路德拒絕了各方包括茨溫利提出的內部和解，一致對抗羅馬教廷的建議，終於同瑞士宗教改革派分裂。

首先推動了廣大民眾的反封建鬥爭，沉重打擊了天主教會和封建勢力。在客觀上結束了天主教內部的統一，結束了羅馬教廷至高無上的統治，新教與天主教，東正教已成為廣義基督教中的三大教派。在宗教改革的影響下，歐洲民眾開始強調個人信仰的獨立，解放了自己的思想，自文藝復興以來的人文主義得到進一步傳播和發展。

其次建立了各種不同的新教派。新教團體只是基督教的一個分支而且是最小的分支。宗教改革運動所帶來的第二個重大結果是隨之而來的在歐洲廣泛進行的宗教戰爭，其中有些是叫人難以相信的血腥戰爭（例如從1618年到1648年的德國三十年戰爭）。結果是德國死了八百萬人，從此德國的天主教人數變為少數，而德國的前身”神聖羅馬帝國沒落，二百年後才再組成德意志，而進入現代社會更是在二戰之後。即使不考慮這些戰爭，在隨後幾個世紀中的歐洲政治舞台上，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之間的政治鬥爭都起著一種主要的作用。

最後在西歐文化發展中還起著一種微妙難言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1517年之前只有一種國教──羅馬天主教，不信奉國教者就被帶上一頂持異端邪說的帽子，這種氣氛肯定不利於思想獨立。宗教改革運動以後，變了兩種教派，長期鬥爭的結果是天主教在十七世紀的改革，引入了人民主義的色彩而出現十八世紀法國的自由思想，而基督教卻在十八世紀沒落而發動其自己的改革，結果產生了宗教思想自由的原則資本主義。

1520年僅承認傳統教會所認定七件聖事中的洗禮和聖餐兩項，當時曾遭英王亨利八世的反對。以後路德在這方面的見解也趨於保守，主要表現於他主持制定的禮儀改革中，仍保留了一些古老傳統。

1529年他編寫的《教理問答》。

1530年他參與制訂的《奧格斯堡信綱》。

在許多人的想象中，他已經成為一個神話性的人物，馬丁·路德已經成為一切可能的善與惡的象徵了。而真正的馬丁路德，既不是什麼妖怪也不是什麼聖者，他有著充沛的精力和創新的思想，這是他性格中頗為吸引人的地方。然而，他常缺少自制力，有時候到了粗俗鄙野得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當他發怒時，他會像失去理智的人那樣講話，他的言論中，有些真的是虛偽欺妄，有些則幾乎是兇惡怪戾，而令人驚異！因此基督教界是不肯出版未經刪改的路德全集的，可是學術界並不賣帳，我們才有機會看他的"純正"及"優美"四字真言!

不過，如果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的話，僅僅只憑藉他著作中的那些熱烈而又過於激烈的言詞來批判他的話，這也不全然是公平的。如果從它的言論中斷章取義的話，當然就有不少句子呈顯了他瘋狂的氣質。他常是想什麼就說什麼，毫不謹慎，他不是偽君子，也不是刁滑的外交家，但是他卻會以一種魯鈍的簡樸來撒謊，並且曲解真理。

誰要是與他的看法不同，他都鄙視他們有如仇人，咨意地侮謾對方，他並不是一個有系統的思想家，他自相矛盾但又不為所困。為了對抗天主教友，他做了聖經的三項駁辯，但是他卻禁止他的同夥有不同的意見。馬丁路德被開除教籍以後，情勢對他很不利，皇帝查理五世宣布他不再受法律保障，許多大學，包括代表歐洲學術力量的巴黎大學也在內，都宣布反對他，英王亨利第八也曾抨擊馬丁路德，當時卻有日爾曼的諸侯，為了政治上的利益衝突而介入這場風波，特別是馬丁路德所在地的封主，也就是薩克松尼的選侯，把路德帶往伐特堡，加以保護。馬丁路德就在此時此地，將聖經譯成德文，薩克松尼的這位選侯，准許路德的朋友放棄天主教，還准許司鐸結婚。一五二五年，路德自己也和一位離開修會的修女結了婚。

當時，德國的皇帝查理五世去了西班牙，保持天主教信仰的諸侯，自動組織了一個聯盟，為的是保護天主教教會，聯盟領導人是查理第五的哥哥斐迪南大公爵，以及日爾曼南方的主教兼諸侯。而與路德應和的諸侯和薩克松尼選侯則組織了道卻聯盟。一五二六年，德國的國會為了避免引起內戰，做了以下的決定和公告∶“在即將召開的大公會議，解決彼此的爭端以前，各個諸侯在其所轄的地區，可以自由選擇或約束他所願意的宗教”，因此，不少的地區改變了信仰。一五二九年，國會又再公告說∶“在召開大公會議以前，不容許再有改變信仰的事發生。”公告發出后，有六位主教和十四個城市起來反對這項公告，因此他們被稱為抗議教派，或者是稱之為誓反教派。而在我們中國，一般翻譯為基督教或新教。其實，基督教這一個名辭包括了一切信仰耶穌基督的教會，連天主教和東正教也包括在內。

皇帝查理五世一直不放棄天主教和新教之間達成協議的希望，所以在一五三零年再一次在奧格斯堡召開會議，新教徒在會議中陳述了他們的看法，他們編寫了所謂的奧格斯堡信條，這是新教教義第一次彙集的正式綱要，足以表明路德的思想。所以，雙方無法達成協議，隔年新教徒組成了一個名叫斯馬開德的軍事同盟，形成了一種政治勢力，而且還擁有一支軍隊呢。

日爾曼境內分成了兩個水火不相容的兩個陣營，造成了綿延不斷的內戰，一直到二十五年後的一五五五年，彼此在奧格斯堡簽訂了和約，有了一段暫時性的和平。和約的內容可以綜合成三點，第一點呢，他們根據一五三零年所定的奧格斯堡信條，路德教派在日爾曼帝國境內的地位與天主教相同。第二點，帝國境內各地區的宗教信仰應該由諸侯領主來決定，而不是由一般百姓自行決定，假如有人不願意接受該地區諸侯所選定的教派，那麼他們必須離開這地方到他想去的地方，而不必改教。第三點，凡是神職人員兼任諸侯的主教或修道院的院主，只能私自個別改信路德教派，而在改信路德教派之後，他也就喪失了他的封地，因為土地並不屬於他們繼承的產業。

奧格斯堡和約簽訂以後，至少在表面上和平降臨到日爾曼境內，根據條約的內容，由封建的領主而非聖經來決定百姓的宗教仰，也就是說，一般百姓沒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他們信仰那一種宗教，得受封建領主的控制，而他的子孫又可隨意尹動教義。領主要百姓信什麼教派，百姓就得信仰什麼教派。從此以後，“屬誰管轄，便得信奉誰的宗教”這一句話，也就成了德國公民權的慣例。日爾曼帝國境內宗教統一的情勢，也正式結束。奧格斯堡和約中，這種由封建領主決定人民信仰的原則在當時，對這股脫離羅馬天主教的潮流，給予一種固定的限制，也從這時候開始，日爾曼的疆土分裂成大大小小的領域，平民百姓各隨自己的領主皈依不同的派別。新教徒不承認教宗和大公會議的權威，不接受教會的訓導權，也不接受主教和神父的祝聖、彌撒聖祭以及對聖母瑪利亞和聖人聖女的敬禮、聖事與善工的補贖價值、告解聖事、一部分聖經的解釋等等，只保留了天主聖三的道理和對耶穌基督神性的信仰。

奧格斯堡和約簽訂時，馬丁路德已經在他的故鄉埃斯勒本去世九年之久，這時候，德國北部、瑞士、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和英國都已改了教，法國境內正在試圖改教。本來，他對自己的改教似乎應當知足的，然而事實上，他的晚年卻籠罩在愁悶的心情中。在他生前，已經看出他自己在許多點上是失敗了。無數的社會動亂，雖然不是出自他的本意，但是他的偏激思想，卻是真正的導因，他也曾經為他所親眼目睹的德國道德衰頹而悲傷，他蓄意想要改革教會，但是卻造成了教會的分裂，這顯然不是他始料所及。他願意使在德國的教會擺脫羅馬的政治權力統治，結果卻把各國的教會放在世俗君王的權力之下，使他更生氣的，應該是他的徒弟之間的爭鬥，連他所堅持的“只要信，就能得救”以及聖體聖事的道理，也被他的門徒反對，他確實不願意看到弟子分裂，但是路德言論本身，就已經註定，非分裂成無數的派系不可。

他自以為對聖經有精確研究，他只認定他個人對聖經的看法，不容許別人也有神恩以解釋聖經，他實在缺少了聖人的謙虛，他掘開了教會分裂的洪流，給信仰基督的世界造成了四百七十多年來長久分裂的遺憾。

路德並不是一位完人。傳記作家羅蘭·培登說1546年路德逝世時，已經是一個“脾氣暴躁，容易發怒，放縱自己，有時還有點粗鄙的老人。”這一位由德國東部小城出來的中世紀修士，最後成為整個基督教會的表徵。那麼，他在今天象徵些什麼？

首先，他象徵著改教對基督教運動的重要性。改教並不是幾百年前所發生的一件事，一舉完成，以致我們可以高枕無憂了。第二，教會應該完全依靠上帝的話語，路德說：“教會的全部生命和本質就是上帝的話語。”這話語就是基督耶穌。如果缺少了上帝話語全備而豐富的內涵，教會只不過是一個會所、一間博物館或是一座音樂廳而已。第三，一位聖徒就是一個因信靠耶穌基督，蒙他的恩典，得到他拯救的罪人。教會是聖潔的，因為教會的元首基督是聖潔的。雖然是聖潔的，但這身體中的肢體仍然是罪人，不斷需要赦免和領受新的力量。因此路德希望教會是一個具有包容性的教會。在那裡生病的人可以得醫治，貧窮的人得飽足，傷心的人得安慰，缺乏知識的人得到教導，罪人得蒙拯救。

幸運的是，這位年邁的反抗者的個人缺點並沒有對他崇高的成就造成任何影響。他最終不僅改變了基督教，也改變了整個西方文明，儘管這一切的工作並非僅僅是他一個人做的。路德對歷史做出的最大貢獻不在政治方面，而是宗教上。他就像是一個起點，一道曙光！從他開始，基督教的信仰的根基開始回到聖經當中，不在是教會的公會議。他對“人如何得救”、“宗教權威性何在”、“何為教會”、“基督徒生活的真諦是什麼”這四個基本問題，給予了鼓舞人心的嶄新答案。而這些具有深遠意義的答案均是他從聖經中所找到的。因此，他的勇敢，為後世新教的發展，以及對聖經原則正確闡釋和堅持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直至今日，新教的任何經典描述都必定是這些核心真理的回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