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里路雲和月

八·一三”全面抗戰，上海民眾率先展開各種工作，愛國熱情空前高漲，女學生江玲玉家住江西，在上海某大學就讀，寄居姨母家。抗日戰爭爆發，玲玉不顧姨母和表兄周家榮的阻止，毅然參加救亡演劇隊，沿京滬線宣傳抗戰。一直傾心於玲玉的表兄周家榮更是竭力勸阻。玲玉衝破阻撓，毅然隨隊踏上了征途。演劇隊沿京滬線前行，一路上向民眾宣傳抗戰。見這些平日里養尊處優的大學生和影劇明星能夠不畏艱辛深入農村，民眾們非常感動，紛紛響應參加抗戰。演劇隊到南京后即被政府收編，配合軍隊工作。徐州大會戰時，演劇隊陷入了敵人重圍，情況萬分危急。但演劇隊員們毫無畏懼，堅持演出完畢才行撒退。不久，玲玉與同隊青年音樂家高禮彬相愛。隨著戰事的發展，演劇隊長途跋涉，輾轉湘貴黔，最後到達重慶。這時，玲玉的表兄周家榮假公務之名，來重慶作投機生意，並以金錢為誘餌糾纏玲玉，被玲玉嚴詞拒絕。不久，她與同隊青年音樂家高禮彬相愛。隨著戰爭發展，演劇隊長途跋涉，輾轉湘桂黔，到達重慶。這時周家榮假公務之名，來重慶做投機生意，以金錢為餌糾纏玲玉，被玲玉拒絕。抗戰勝利后，玲玉與禮彬成婚。周家榮搖身變為“接收大員”，返滬前尋訪玲玉，欲攜同行，得知玲玉已婚，悻悻而去。玲玉與禮彬複員回滬，無處棲身，不得已仍寄居姨母家。周家榮靠“接收”大發橫財，禮彬和玲玉則一貧如洗，幸得老友夏光原相助，租得一間閣樓棲身。禮彬當小學教師，玲玉在一家報社任記者。不久，禮彬因營養不良和過度疲勞，患了肺病，玲玉懷孕后仍堅持工作。一夜，大雨傾盆，玲玉準備寫稿揭發周家榮“劫收”的罪惡，因體力不支，回家途中暈倒街頭。禮彬和演劇隊員們四齣尋找，后得悉玲玉已被送往醫院，即趕赴醫院探視。玲玉已早產，醫囑需長期休養。大家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

演職員表參考資料

創作背景

抗戰勝利后，一些進步民主人士和文藝界人士從重慶返回上海，中共領導人周恩來正在上海，他提出：“要在上海建立一家電影製片機構，作為黨的文藝陣地。”於是史東山、陽翰笙、蔡楚生、鄭君里等一些電影界進步人士成立了聯華影藝社（后改名崑崙影業公司），《八千里路雲和月》便是其第一批拍攝的影片。

創作初衷

《八千里路雲和月》是以抗戰時期抗敵演劇隊四、九兩隊的生活為藍本。片中演劇隊的經歷，編導史東山也曾經歷過。八年抗戰勝利后，史東山發現雖然抗戰的那些年中多少有些不堪回想的地方，但在抗戰大前提之下還可以有所解釋，然而，勝利以來短短數月中中國社會所呈現的種種黑暗現象讓他感到無比悲傷。因此，他決定把善與惡羅列出來對照一下，提醒國人，希望罪惡的人悔過，受苦難的、同情苦難的人能振作起來糾正社會的病態，特別要窮根究底，去探索造成種種罪惡的根源並制服它。

創作原則

在該片的處理方法上，史東山要求全體劇組成員在創作中要注意，既不能自以為藝術不必為大多數人所理解而輕視觀眾，也不能無原則地遷就觀眾任何性質的趣味，而是要熱誠地接近觀眾，並且要負責正確引導觀眾。

拍攝條件

由於時局混亂以及國民黨當局對電影放映內容的嚴格控制，《八千里路雲和月》拍攝的環境和所需物資、設備十分緊張，只有一架‘獨眼龍’式的攝影機、幾十盞燈和一個破舊不堪的錄音機。攝影棚也是四面透風，用的電影膠片不僅是過期好幾年的，而且還是三本五本地從商人手裡買來的，攝製工作常常處於等米下鍋的境地。在這種情形下，電影工作者們還是堅持完成了影片。

● 為了使演職員能保持連貫的藝術感覺，在拍攝時，史東山要求全劇組不拍完預定的場次片段決不吃飯，決不停機，以至經常拍到半夜。而他自己也因為日夜執導拍攝，數過家門而不入，導致他的夫人不得不數次到攝影棚來詢問探望。

● 作為副導演，王為一在拍攝中的表現得到史東山的認可，為了表彰他，史東山特意在片頭字幕中將王為一的名字與自己的名字用同一號字並列在同一畫面中。

● 在拍外景時，為了搶太陽，該片的演職員不能停下來吃飯，就買些包子、麵包，一邊幹活一邊吃。

● 由於史東在片中揭發國民黨反動派的黑暗，夫人華妲妮替他擔驚受怕，犯了神經分裂症，史東山一面請醫生治療夫人，一面仍堅持拍戲。

● 在拍攝中，攝影師韓仲良扛著“獨眼龍”攝影機跑前挪后，為了隔音他用棉被把機器包上拍攝，累得汗流浹背。

● 片中一些夏天的戲是冬天拍攝的。扮演周家榮的高正必須穿一身紡綢杉褲，凍得發抖，卻還要搖著扇子，頭上噴水，假裝冒汗。為不讓嘴巴哈出熱氣，他在開拍前猛喝一大杯涼水，把氣管、食道內的熱氣全壓下去。

該片整體而言無可疵議，在兩個半鐘頭的時間中，銀幕上所表現出來的，都緊緊地把觀眾抓住，感之深是國片中僅見。編導史東山先生以極其樸素的手法處理，在藝術的里程碑上寫下光榮的一頁。（《中國電影》評）

該片最能打動觀眾的是主創者的信念，片中升騰著一種清正之氣，看得出主創者對自己所表現的內容有著百分之百的把握，所表現的主題有百分之百的堅信，而這種把握和堅信是所有優秀影片必要的東西。該片吸引觀眾之處還在於它流暢的電影語言和精彩的人物塑造。雖然影片的思想意義稍嫌單一，然而它仍然沒有忘記講故事和塑造人物的基本規律。主人公雖然“高、大、全”，然而憑主人公的表演和豐富的細節仍讓人覺得可信，反面人物也沒有落入臉譜化。（《新京報》評）

該片猶如一首樸素的紀實風格的史詩，通過兩個救亡演劇的演員的經歷，從一個側面真實地再現了抗戰的歷史和勝利后的現實。一方面謳歌了愛國青年知識分子和廣大群眾為抗擊日本侵略，艱苦奮鬥的獻身精神，一方面揭露了國民黨政府在抗戰時消極逃路，勝利則劫收發財、荒淫腐敗的真實面目。該片突破了20世紀30年代電影慣於採用的戲劇式敘述方法，而大量運用紀實性的敘述方法，情節和人物彷彿就是生活素材本身，沒有經過什麼加工。白楊、陶金等人的表演也極其自然，使人感到非常真實、典型，具有生動的藝術概括力量。該片又不拘泥於紀實手法，編導常常讓片中人物面對觀眾講話，造成一種面向觀眾控訴的效果。因此，整體看來，該片既有明顯的紀實風格，又富於表現性色彩，在抒情的敘事中蘊含著批判的激情。（《電影世界》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