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羅主義

拉丁美洲國家正在進行獨立的時候，美國已經把拉丁美洲看作自己的勢力範圍。

1822～1823年，當歐洲“神聖同盟”企圖干涉拉丁美洲的獨立 運動時，美國積極推行起“美洲事務是美洲人事務”的政策。

1823年，美國總統門羅向國會提出咨文，宣稱：“今後歐洲任何列強不得把美洲大陸已經獨立自由的國家當作將來殖民的對象。”他又稱，美國不干涉歐洲列強的內部事務，也不容許歐洲列強幹預美洲的事務。這項咨文就是通常所說的“門羅宣言”。它包含的原則就是通常所說的“門羅主義”。

門羅主義的含義主要有三個：

（1）要求歐洲國家不在西半球殖民。這一原則不僅表示反對西歐國家對拉美的擴張，也反對俄國在北美西海岸的擴張；

（2）要求歐洲不干預美洲獨立國家的事務；

（3）保證美國不干涉歐洲事務，包括歐洲現有的在美洲的殖民地的事務。

門羅主義在當時未產生多少影響，因為英國在拉美的影響要大大超過美國。

19世紀40年代以後，美國又重新提起門羅主義。

門羅主義形成的近因，是美國要求攫取北美大陸西北沿岸地區，以及中拉丁美洲國 家爭取獨立的鬥爭。

西班牙帝國在新大陸上的勢力，隨著拿破崙戰爭於1815年結束而瓦解。

1815年至1820年間，何塞·德·聖馬丁引領阿根廷、智利、與秘魯走向獨立；而大哥倫比亞共和國的西蒙·玻利瓦爾領導則領導自己的國家走出殖民主義。這些新成立的共和國期望獲得美國承認，而美國國內許多人也認可這種想法。

但詹姆斯·門羅總統與其國務卿約翰·昆西·亞當斯不願在勝負未卜下冒國際戰爭之險。有人認為，就其作為看來，在歐洲列強未插手干涉的情況下，美國政府會讓西班牙與各個起事的殖民地自己分出你死我活；另有人堅稱，由政府承認這些戰爭並保持中立的態度看來，兩人在法理上已然承認這些新國家。後面這項說法，因美國當時將海軍艦艇售予這些起事的殖民地而獲得驗證。

英國則在維護君主制度與渴求新市場之間搖擺不定。對英國而言，一整個拉丁美洲是個比美國更大的市場。當法俄兩國提議與大英帝國共同協助西班牙收回其位於新大陸的殖民地時，遭英國拒絕。

美國當時正與西班牙就《亞當斯─歐尼斯條約》進行交涉。條約生效后，門羅政府開始擴大承認這些位於拉丁美洲的新共和國。阿根廷、智利、秘魯、與哥倫比亞於1822年皆獲美國承認。

1823年，法國請求西班牙重新扶持波旁王朝執政，兩國國內當時皆有傳言警示，神聖同盟（即俄羅斯、普魯士、與奧地利）在背後支持這些新興的共和國。兩國交好的消息令當時的英國政府（由詹姆斯·伍爾夫（James Wolfe）威廉·彼特（William Pitt）及其他政治家共同合作）將法國逐出新大陸的努力前功盡棄．而法國將因此於美洲大陸再度得勢。

英國外相喬治·坎寧（George Canning）提議英美兩國聯手戒備法西兩國的干涉。托馬斯·傑斐遜與詹姆斯·麥迪遜鼓勵門羅接受此議，但約翰·昆西·亞當斯抱持懷疑態度。亞當斯當時也顧慮著俄羅斯與墨西哥兩國插手英美兩國皆聲稱為其領土的奧勒岡國。

在1823年11月7日所舉行的內閣會議上，亞當斯反對坎寧之議，聲言“對俄法明白表示我們的政策，較充當英國戰艦艦艉之救生艇，為更坦率而有尊嚴的作法。”

亞當斯於會議中力戰各方，終於說服全體內閣採用獨立政策。

在門羅於1823年12月2日於國會發表的國情咨文中所闡釋的觀點，即後世所稱之門羅主義。

就實質而言，美利堅合眾國正告舊大陸上的列強，美洲不再開放給歐洲成立殖民地，而任何延伸歐洲勢力至新大陸上的作為，美利堅合眾國將視之為“危及我國之和平與安全”。美國不會介入歐洲各國之間的戰爭，也要求歐洲各國不插手美洲事務。

此一公開宣示，抵觸美國當時與歐洲列強在伊斯帕尼奧拉島（Hispaniola）附近多處的殖民地之合作。伊斯帕尼奧拉島曾遭多次佔領，今為聖多明哥與海地之所在。法蘭西與西班牙兩國皆對該處有興趣，企圖於該地重新取得利益，或再度發揮原有之影響力。

十九世紀時，西班牙在這些作為上較為成功。就以後的事實發展來看，美國藉門羅主義在加勒比海各處紛爭中隨意支持任何一方，以維護短期的經濟利益，而非用以立下藩籬阻絕歐洲的干涉主義。

1823年12月2日美國第5屆總統J.門羅在國情咨文中提出的美國對外政策的原則，史稱“門羅主義”。是美國對外擴張政策的重要標誌。提出“你們別插手”。

從T.傑斐遜執政起，美國進入大規模領土擴張時期。其擴張政策與英國發生尖銳的衝突。在美英戰爭（1812）中，美國向北擴張的企圖受挫，因而把擴張的矛頭指向拉丁美洲。可是，歐洲的“神聖同盟”企圖干涉拉丁美洲的獨立運動；英國也乘機向拉美地區擴張。

1823年8月，英國外交大臣G.坎寧邀請美國共同反對俄、普、奧三國“神聖同盟”對拉美各國的干涉，禁止再把拉丁美洲殖民化，得到門羅的贊同。

1823年12月2日，門羅總統在致國會咨文中宣稱：美國將不干涉歐洲列強的內部事務或它們之間的戰爭；美國承認並且不干涉歐洲列強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和保護國；歐洲列強不得再在南、北美洲開拓殖民地；歐洲任何列強控制或壓迫南北美洲國家的任何企圖都將被視為對美國的敵對行為。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號。

實際上，宣布拉丁美洲屬於美國的勢力範圍。從某種意義上講，門羅主義在客觀上起到了防止已獨立的拉美國家再淪為歐洲列強的殖民地的作用。

2013年是門羅主義發表190周年，門羅主義一發表，就在當時引起了廣泛的爭議，100多年來，各家對於門羅主義一直論爭紛紜、褒貶不一。在隨後的歷史中，門羅主義成為美國外交的重要基礎。當時美洲的國際環境和美國實力的弱小使美國外交的決策者在處理拉美獨立問題時面臨嚴峻考驗，門羅主義以平和的語言宣告美國開始作為大國在國際舞台獨立的發揮作用，它對國家戰略的啟示是引人深思的。

此政策於1836年第一次實行，其時尚未得名門羅主義。美國當時為了反對得克薩斯與英國結盟而行使此政策。

1845年12月2日，詹姆斯·波爾克總統對國會宣布，門羅主義須嚴格實行，而美利堅合眾國應積極西擴。

1852年，若干政治人物引述門羅主義以論說將西班牙人強行逐出古巴。

1898年，美國於美西戰爭中獲勝，自西班牙手中取得古巴與波多黎各。

1864年至1867年間，拿破崙三世入侵墨西哥並建立傀儡政權，美國宣稱此舉違反‘該主義’。這是門羅主義首次為人公開稱為‘主義’。

1870年代，尤里西斯·格蘭特總統廣義解釋門羅主義，宣稱美利堅合眾國不能容忍歐洲各國相互轉讓其位於美洲的各殖民地。

1895年，美國國務卿理查·歐恩尼（Richard Olney）再度廣義解釋門羅主義，以使美國有權調解發生在拉丁美洲的邊界糾紛。此即歐恩尼解釋（Olney interpretation）。

1902年12月9日，阿根廷外長發布德拉苟主義（Drago Doctrine），作為門羅主義之擴充，即歐洲列強不可為索債而對美洲國家動武。

1904年西奧多·羅斯福總統補入羅斯福推論至門羅主義中，確保美國有權介入拉丁美洲。這是對門羅主義最大範圍之補充。

1930年所發布之克拉克備忘錄（Clark Memorandum）指出，門羅主義並未賦予美國在拉丁美洲未遭舊大陸列強威脅時介入之權，從而否定了羅斯福推論。

2003年是門羅宣言發表180年，這個美國外交史上的重要文件，從它發表那一天起，就存在廣泛的爭議。僅在當時的歐洲各國，對於它的評價就存在天壤之別，推崇者如法國的拉法耶特評價門羅主義是“上帝允許人類給予世界的僅有的最傑出的文字”；詆毀者如梅特涅稱之為“邪惡的教義和危險的榜樣”。一直以來，國內外的政界、學界對它也是意見紛紜，褒貶不一。

在當時美國國力弱小和美洲國際環境錯綜複雜的條件下，公開向世界宣布門羅主義，美國的外交決策者們做出的是一個有魄力、有遠見的決策。“它是從半個世紀以來獨立同外國相處中建造起來的應予肯定的美國外交政策結構的一塊頂石。為美國外交政策樹立一個舉世共見的準則，並將它牢固的植根於民族意識”。門羅主義在發表后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並沒有產生直接的作用，但如後來史學家的評論，“門羅主義之所以重要，並非在於它做了什麼，而在於它發展的結果”。美國對拉丁美洲的政策一直以此為基調，近至1960年，當蘇聯開始向古巴滲透時，它還被援用。從國家戰略的角度來說，門羅主義為正在崛起的美國在外交上奠定了的基礎，它的戰略意義是引人深思的。

門羅宣言的發表源於美洲西班牙殖民地的獨立運動，拉美各國在西班牙國內起義之際開始獨立運動並取得了重大勝利，美國在世界上率先承認了拉美國家的獨立。在面臨神聖同盟威脅干預的情況下，英國外交大臣坎寧向美國提出兩國發表聯合聲明，反對在拉美恢復殖民，主張承認拉美獨立。美國的外交決策者們在經過激烈爭論后，決定撇開坎寧的建議，獨立闡釋美國立場，於1823年12月2日由美國時任總統門羅以國情咨文的形式發布，是為門羅主義的由來。

門羅主義針對的地理範圍在拉丁美洲，涉及的列強主要是西班牙、英國、俄國和法國，西班牙是拉美新獨立國家的宗主國，極力主張鎮壓拉美獨立運動；俄國是神聖同盟的領袖，在美洲擁有阿拉斯加，並試圖向中美擴張；法國與拉美經濟關係密切，也積極主張干涉拉美事務；英國是當時最強大的國家，是拉美新獨立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英國雖然願意看到拉美西班牙殖民地的獨立，但和美國相互猜忌，試圖遏止美國勢力的擴張。可以說，美國面臨著險惡的國際環境。

門羅宣言發表在美國獨立后的第47年，就國家綜合實力而言，門羅時期的美國不是一個強大的國家，與這些有涉的列強相比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弱小的國家。經濟上，美國製造業僅相當於英國的1/5左右，不到俄國和法國的一半，也比西班牙要低，佔世界製造業總產值的比重約2%左右。門羅時代是一個赤裸裸的強權政治時代，今天一些廣為接受的國際法準則和國際規範，如限制戰爭權等遠沒有得到接受，各國維護國家利益和爭取國際地位最主要的手段是戰爭，最重要的工具是軍隊。在門羅時期，美國的軍事力量相當弱小，門羅宣言發表前的1819年，美國遭遇經濟危機，一些擴充軍事實力的計劃被推遲或者取消。1821年美國國會立法將陸軍規模裁減為6183人，海軍雖然在1819年通過長期建設規劃，但擴軍計劃也被推遲和壓縮，1823年美國海軍力量只相當於法國的1/4，俄國的1/8，與英國的差距更大。與相關列強以數十萬計的龐大軍隊相比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神聖同盟威脅要鎮壓拉美獨立運動，當時，國際社會僅有美國承認拉美獨立，在拉美獨立問題上採取什麼樣的政策，對年輕的美國將是一次重要的考驗。

一個大國的崛起，首要的是足夠的實力，實力的強大是成為大國的基礎，但一個大國最終被國際社會承認為大國，則不僅僅是自身實力的問題。在其走向大國之路上，在對外關係上必然會經歷一些重大的考驗，成功的大國不僅能經受考驗，更重要的是以這些重大事件為作為大國奠定經久的外交傳統。這些傳統的影響具有戰略意義，而且其反過來將有力的促進實力的增長。門羅主義為美國外交開闢了具有經久戰略意義的傳統。

針對坎寧的建議，美國的外交決策層形成了兩種不同意見，門羅總統和前總統傑斐遜、麥迪遜等人，儘管不信任英國的意圖，他們還是認為"美國應該與唯一能夠對它構成傷害的大國結成同盟以獲得安全，這個同盟將保護拉美的獨立，或許，這也是嚇阻神聖同盟支持西班牙的最佳途徑。國務卿亞當斯則反對接受坎寧建議，認為"對俄國和法國直言不諱地宣布我們的原則，總比充當尾隨在英國軍艦後面的一艘小船要光明正大和體面得多，主張美國應該獨立發表自己的見解。

按照國家戰略理論，國家大戰略有霸權、自助、規避、搭車和超越五種。從國家戰略角度進行分析，美國決策層的兩種不同意見大致可以分別歸入"搭車"和"自助、超越"戰略。門羅等人最初主張接受坎寧的建議，和英國一道發表聲明，藉助英國的力量達到維護拉美獨立和求得美國安全的目的，如傑斐遜所言，"有大不列顛在一起我們不必懼怕整個世界"。在當時美國國力弱小的情況下，這不失為一種理想選擇，它能夠得到當時美國決策層大多數人的支持是有道理的。但這種戰略是一種保守消極的選擇，對於一個生機勃勃、欲有所作為的大國來說，任何重大戰略選擇都不能苟且於眼前。門羅宣言宣示的是一個積極的選擇，它沒有附和英國的建議，撇開當時的"超級大國"的主動邀約發表了自己的獨立見解，體現了一個新興國家的大國氣魄。同時，它又超越列強之間的紛爭，不介入列強可能的對立和衝突，門羅宣言不針對特定國家，沒有給美國樹立敵人，而且迎合了當時拉美普遍存在的"泛美主義"思想的需要，因而在當時也受到了拉美國家的普遍歡迎。

門羅主義在美國獨立半個世紀之際，國力依然弱小之時，向世界表明美國已經開始作為一個獨立的大國向世界施加自己的影響。門羅宣言引起了列強的不同反應，最終結果卻是英國無奈的接受了門羅主義，神聖同盟受到沉重打擊，美國獲得了外交的勝利。排除其他評價因素，從國家利益和戰略的角度來看，門羅宣言是成功的。在以後的歷史中，門羅主義在事實上和外交風格上塑造了美國一個多世紀的對外關係，美國日後的發展、強大離不開門羅主義的作用。

門羅主義在美國國力弱小的情況下發表，它的提出和產生經久影響，有當時美國決策層的深謀遠慮，從國家戰略的角度看，啟示是多方面的，其意義已經超越了門羅宣言乃至國際關係本身。

首先，門羅主義體現了一國社會制度先進性對外交決策的積極影響。

外交從根本上說是一國內政的延續，外交水準在很大程度上是國內政治狀況的體現，先進的經得起考驗的政治制度能激發國民蓬勃向上的朝氣，一個先進的國內政治制度將為外交提供適宜和有效率的決策體制，創造積極進取的外交風格，是積極外交的力量之源。而且，先進位度的吸引力本身就是外交的巨大優勢，吸引別國學習借鑒本國制度，增加相互信任，其產生的作用是物質力量無法代替的。相反，一個落後的政治制度將制約外交發揮主動性，一方面，落後的政治制度決定了外交決策體制的落後和行政效率的低下；另一方面，落後的國內政治制度在外交上往往成為別國的攻擊目標，外交人員的很大精力將牽掣在應付解釋制度的合理性上，外交的戰略決策不可避免受到影響。可以斷言的是，不具備制度吸引力的國家的實力發揮將受到極大制約，將難以成長為一個經久的大國。

厄恩斯特·R·梅曾經指出，"就門羅主義而言，我的結論是其結果最好通過國內政治來理解"。亞當斯的見解得到認可並最終通過門羅宣言的形式發表，是美國適宜的外交決策體制的產物。民主共和制度是社會主義制度誕生以前人類最先進的社會制度。當時，君主專制制度在世界處於絕對統治地位，其時君主專制制度的弊病已經充分暴露，在西歐各國已經呈現頹勢；與此相對照的是美國民主共和制度的生機和活力，美國的政治精英和普通民眾對民主共和制度充滿信心，美國的孤立主義思想就包含對民主共和制度優越性的理解，要將美國的獨特製度與舊大陸的專制制度分隔開來。門羅宣言終究也包含對自身政治制度優越性的理解。門羅主義中的“兩個半球主義”和“非擴展原則”，前者的提出是基於歐洲和美洲的制度是截然不同的兩種制度，包含著認為美國建立的和美國希望在美洲新獨立國家建立的民主共和制度優於舊大陸的君主專制制度；後者指美國視歐洲列強將它們落後的專制和殖民制度擴展到美洲的企圖為對美國"和平和安全"的威脅，反對神聖同盟在拉美恢復舊制度，有先進的制度可供選擇，就不應該再退回到落後制度。“非殖民原則”和“不干涉原則”也多少包含認為民主共和制度優於專制殖民制度的因素。不能排除當時美國的決策者在國家實力處於絕對劣勢的情況下發表門羅宣言包含對民主共和制度有充分信心的因素，對政治制度優越性的理解促成了外交上的積極行動，儘管"美國扮演該角色所需的物質力量如果受到進一步考驗實際是不存在的"。門羅主義在拉丁美洲各國受到普遍歡迎，也在於玻利瓦爾、聖·馬丁等人嚮往在拉美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對共同制度的嚮往促進了拉美和美國的理解，美國政治制度的優越性轉化為外交的優勢。

其次，門羅主義是美國政治精英建設強大國家決心和信心的延續和發展。

一個徠國家是否要爭取強國地位必須由它自己來決定。在實力弱小時，國家往往選擇"搭車"戰略，為國家崛起積蓄力量。但一個國家要最終崛起為一個大國特別是新興領導國家，在確立大國地位前展現出朝氣蓬勃的國民心態，在國民特別是在精英層表現出追求國家強大的強烈願望和信心，在外交風格上呈現積極有為的姿態。通俗一點說，新興大國在大國地位確立以前，它的作為起碼要像一個大國的樣子。在保持與現有國際體系和諧的前提下，在一些關鍵時刻，藉助一些重大事件，以大國姿態明確的向世界表明自己的獨立立場，既向世界宣示本國作為大國應有的影響力，因為一個國家爭取大國地位的成功最終還是取決於別國的承認，也可為本國外交樹立經久的傳統，延續的強國外交傳統是國家強大的持續動力。當然，這不是要在國家實力不夠強大的情況下，承擔超過實力所允許的責任，追求實力達不到的國際地位。

羅斯福總統在位期間，奉行門羅主義，

華盛頓在告別演說中表達了建設“自由的、進步的偉大國家”，為人類樹立“由正義與仁慈所指引的民族的高尚而且新穎的榜樣”的思想，建設新的強大國家是美國建國后歷屆政治精英的不變追求，新興的美國呈現出蓬勃發展的跡象。美國建國后，長期奉行孤立主義思想，不介入列強紛爭，一心一意提高自身實力，但在一些重大國際事件中，美國已經開始呈現一個新興大國的姿態，在對待大革命時期的法國問題上，在1812年美英戰爭中，美國外交開始展現自己的特點，門羅宣言的發表，美國作為一個新興大國登上國際舞台。亞當斯的意見能夠為其他美國決策者接受，有亞當斯個人因素作用，更重要的在於門羅和其他決策者同樣有追求國家強大的理想，不是亞當斯通過一個人的鬥爭建立起至關重要的信念，而是門羅已經形成了美國應該和英國平等的思維。美國的大國姿態在門羅宣言中也得到充分體現，它（門羅主義）表現出美國在1823年已經是一個大國，這個國家那時已經享有它今天所擁有的尊敬。除去其他因素，美國決策層對於國家強大的信心和決心對於門羅宣言的發表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總體保持孤立主義的情況下，在關鍵時刻，美國的決策者抓住機會贏得了列強的認可並開創了延續的傳統。實際上，直到門羅宣言發表，美國才開始被當時的列強作為一個大國看待，大國地位得到列強的接受。門羅主義成為美國外交的"一塊頂石，開創了美國新的外交傳統並經久的延續下去。瑪麗·貝克·愛德在1923年《紐約時報》紀念門羅主義100周年的文章中寫到：我嚴格信奉門羅主義、我們的憲法和上帝的律法。

最後，新興大國要引領國際關係趨向文明進步。

縱觀國際社會的發展進程，我們可以看到國際社會是不斷趨向文明進步的，這一趨勢推動國際關係不斷進步、不斷趨向文明。同時，國際社會的發展又是階段性的，國際社會在不同歷史時期對大國的行為方式和道德準則有特定的時代要求。既有大國保持大國地位和新興大國崛起，必然自覺或不自覺的使自身的行為方式和道德水平符合時代的要求，成為國際關係體系前進的引導者；不能適應時代進步要求的大國在歷史的發展進程中最終將被歷史的選擇所拋棄。國際社會從最初的"每一個人對每一個人的戰爭狀態"演進到今天的相對文明狀態，是歷史進步的必然結果。對於處在崛起進程中的新興大國，不僅需要增強自身實力，在國際關係領域，為國際社會引入新的準則，引領所處時代國際關係趨向文明進步，能夠做到這一點，該國將獲得道義力量的支撐。在任何時候，新興大國尤其是開創一個國際新時代的先導國家的崛起離不開道義力量的支撐，而且這種道義力量的支撐具有超前性。

門羅時期，國際主流的政治制度是君主專制制度，國際關係準則是基於權勢平衡的均勢政治，殖民制度盛行。在這樣一個時代崛起的大國，要遵循既有的國際文明準則，將已有國際文明向前推進。美國的民主共和制度為國際社會注入新的選擇，代表了那個時代發展的方向，如前所述，這是美國外交的一大優勢。美國歷史上從未曾參與過均勢體系，門羅宣言包含對均勢體系的拒絕，在列強忙於權勢鬥爭之時，美國暫時置身其外，對當時普遍的國際關係準則是一個超越。門羅主義提出了“非殖民原則”，適應了拉美各國尋求獨立的潮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阻止殖民主義在拉美復辟的作用，贏得了拉美獨立各國的認可，在當時的拉美受到了普遍的歡迎，是那個時代國際關係的一個進步。“非擴展原則”和“不干涉原則”對當時習慣於擴張和干涉的其他列強的衝擊也是很大的，所以保守的梅特涅才會詛咒門羅宣言是“邪惡的教義和危險的榜樣”。在門羅時代，門羅宣言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國際關係文明的進步方向，道義的無形力量起到了彌補美國實力不足的作用。

不可否認的是，門羅主義本身包含美國控制拉美的野心，在以後的歷史中，門羅主義被美國的擴張主義者不斷加以擴展，發展成為美國擴張主義的幌子。以今天的國際文明標準來衡量，對它所代表的國際關係準則進行譴責是可取而且必要的。這也正是不能對門羅主義加以肯定的原因所在。

門羅主義陳述三要點，復由羅斯福總統外加一項。第一點，歐洲各國不能再以任何美洲國家為殖民地。其次，在外交政策上行使華盛頓方面的原則，即美國僅在本身利益受損的前提下介入歐洲事務。第三，美國視任何殖民美洲的企圖為對國家安全之威脅。羅斯福總結以上三點並加入一項陳述：‘說話客氣，但帶根大棒子（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big stick.）。’

有人將門羅主義詮釋為具孤立主義的內涵─參見美國非孤立主義；另有人斷言，門羅主義實際上是行使霸權，與對單方面審慎介入西半球各國的聲明，對英屬殖民地之作為即其事例。經指出，自1846年起，已有30次軍事介入拉丁美洲，暗地或間接行為則有47次。

許多拉丁美洲國家因而對此種‘門羅主義’深感憤恨，形諸於口號：‘美洲人的美洲（America for the Americans/América para los Americanos）。’口號經譯為西班牙語，相當程度上成為命運共同體的呼聲。American/Americano一詞本代表美洲大陸上的全體居民，但在美國式用法中，幾乎單指美國人，這句口號因而顯而易見地暗示美洲屬美國所有。

冷戰期間，門羅主義成為美國對拉丁美洲外交政策之框架。1959年古巴革命后，建立了前蘇聯的社會主義政權。訴諸門羅主義的聲音於美國國內再起，但此次用於防止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在拉丁美洲作進一步的擴張。冷戰期間，美國從而對聲稱受共產黨威脅顛覆的中拉丁美洲各國政府，提供情報與軍事上的援助。此舉在美國引發爭論。國內的左翼政治人物認為，共產黨的對拉丁美洲的滲透威脅與蘇聯對當地的影響遭過份誇大。（參見PBSUCCESS任務）

對新門羅主義之論戰於1980年代浮上檯面，成為伊朗軍售事件（Iran-Contra Affair）爭議的一部分。美國中央情報局當時在尼加拉瓜秘密訓練反政府游擊隊，意圖推翻桑定革命政府及丹尼爾·歐德嘉總統。此事連同其他的事件遭一併揭發。尼國內戰期間，約有14，000人身亡，150，000人流離失所。中情局局長羅勃·蓋茲（Robert Gates）為此秘密任務極力辯護，聲稱美國若不介入尼加拉瓜，就是‘完全放棄了門羅主義。’

對於隆納·雷根政府在福克蘭戰爭中對英國的支持，批評家指責美國的作法忽略了門羅主義。但是，一個美洲國家（阿根廷）因殖民地爭議攻擊一個歐洲強權（英國）的屬地，既不符合美國利益也不是通常上的門羅主義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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