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歷史文學

中國新歷史主義文學以個人化、多元化的敘事方式，關注歷史中邊緣的人與事，風格更趨民間化、大眾化。歷史觀的改變以及歷史文學自身的發展要求是促使歷史文學創作發生變化的主要因素。將新思維、新方法與傳統歷史主義文學的優良傳統結合起來，是新歷史主義文學面對的實際問題。

徠新歷史小說產生於80年代中後期，新歷史小說與新寫實小說是同根異枝而生，只是把所描寫的時空領域推移到歷史之中。就具體的創作情況來看，新歷史小說所選取的題材範圍大致限制在民國時期，並且避免了在此期間的重大革命事件，主要是指其包括了民國時期的非黨史題材。其創作方法與新寫實小說基本傾向是相一致的。有意識地拒絕政治權力觀念對歷史的圖解，自覺地從歷史的廢墟中走出，儘可能的凸現民間歷史的本來面目。其特徵：

它不是把歷史與現實簡單地、表面地連在一起，不是為了說明現實中的某個觀點和某種思想去演繹歷史，更不是借古喻今，而是一種內在的聯繫，是歷史與現實兩個闡釋維度的聯繫。作家對歷史的理解、感覺和激情，說到底是由現實所給定的，他絕不可能離開現實的思想觀念、思維方式、價值取向、知識結構的影響。所以說作家的歷史敘述是從現實的社會生活關係中產生出來的。新歷史小說“新”在它包含了新的社會歷史觀念。

新歷史小說由於它與現實社會進程有著內在的聯繫，因此它是在一種新的高度上思考過去，是用新的思維詮釋歷史的，是在一個開放的、現代的、新的語境中表現歷史事件的，所以可以做到更準確，更客觀，也更深入。新歷史小說的深刻性包含著新的歷史文化理念和新的歷史文化精神；包含著新的社會價值判斷和新的時代及民族情感。我們通過小說中各種人物的細膩的心理分析，體會到戰爭不僅是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鬥爭，而且是文化的鬥爭，是文明的抗爭，歸根結底是人性和人格的較量。

即在當今文學走向中的意義和作用。在文學中提出重寫歷史或重審歷史的觀點和與此相關的寫作已有很長時間了，不乏各種突現個人情感和想象的歷史演釋。但相比之下新歷史小說，或者說新歷史文學更尊重歷史，更看重歷史的本質性特點和基本精神。它們既是對傳統的突破，又是對歷史虛無主義寫作的否定；在批判中體現了繼承，在解構中強調了建構。它把“自我”導入歷史社會激情里，把歷史批判納入到社會重建之中，把對現實的關注融合在歷史的長河裡。它注重歷史的連貫性和統一性，這不僅對歷史文學，而且對整個當前文學的發展都有重要的意義。

新歷史小說並非西方新歷史主義直接影響下的產物，而正因其歷史意識與新歷史主義內在精神的一致性而被命名。“新歷史小說”中折射的新歷史主義精神表現為：其對“正史”觀與“歷史進步論”進行的挑戰與質疑並通過挖掘被主流意識形態壓抑的它異元素、以及主動選擇邊緣化立場來構造歷史的“互文性”來實現；以滲透著鮮明的主體意識的偶然性、非理性消解理性主義的本質論、決定論，從而呈現共時性的歷史；最終，解構由策略變為目的，歷史的虛無性被合法化。

新歷史小說是我國當代文學史上有著新的歷史意識的創作思潮。因其與西方的新歷史主義同樣具有新的歷史觀，學術界在對其命名和界定時存有歧異。從對新歷史主義和新歷史小說的歷史精神的分析，可以看出兩者在歷史精神方面有著極大的差異。新歷史小說是在各種思潮影響下，新的創作模式與新的歷史意識相結合的產物，而不是新歷史主義理論的闡釋和說明。

對於新歷史小說產生的原因，研究者們基本上沒有大的歧義。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曉明認為：新時期文學“經過短暫的修復歷史的敘事”(如《天雲山傳奇》、《大牆下的紅玉蘭》)“隨後進入反省歷史的敘事”(如“人性論”、“人道主義”、“主體論”、“異化””的提出)，接著是“對歷史本身進行直接的質疑”。“由此出現了一部分小說重新審視革命歷史年代的故事”(如李曉的《相會在K市》、潘軍的《風》、劉震雲的《故鄉天下黃花》、陳忠實的《白鹿原》等)，“對歷史直接的審視必然導向對歷史觀念本身的質疑”(如格非的《褐色鳥群》、《青黃》等)。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孫先科認為：“新歷史小說正是在政治意識形態上出現裂縫和作家文學編碼意識加強的前提下出現的，它直接的思想源頭有三個：尋根小說對政治性重大事件的摒棄而親和世俗性、‘史’'性題材的傾向和先鋒小說的文本戲擬對意義消解的傾向以及新寫實小說向世俗性價值妥協退讓的趨勢。”

江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顏敏認為，新歷史小說分為四個階段：“1986年有喬良、張煒、莫言和周梅森；1987年的先鋒作家有洪峰、蘇童、格非、葉兆言；1989年的新歷史主義作家群，包括蘇童、格非、余華、葉兆言、劉恆、方方、池莉、李曉、楊爭光等；1992年之後的家族小說作家是李銳、陳忠實和張煒。”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張清華把新歷史主義文學思潮勾勒為：作為前提和基礎的1987年以前的啟蒙歷史主義階段。作為主體的1987年－1992年的新歷史主義或曰審美歷史主義階段。這一階段又可以分為1987年－1990年前後的，以近現代歷史背景為空間、以中短篇小說為主的近世新歷史小說和1990年－1992年出現的第一批長篇新歷史主義小說及1992年之後的家族長篇小說三個部分。作為餘緒和尾聲的1992年以後的遊戲歷史主義階段。顏敏、張清華的文章分別刊發於1997年、1998年，可以視其為是對新歷史小說發展過程的一種總結性回顧。但是，遼寧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張學昕對90年代的新家族歷史小說，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教授馬相武對90年代更方年輕一代作家的新歷史小說仍然給予了較高的評價。

對新歷史小說衰落的原因，研究者們的看法也比較一致。張清華認為，1992年之後，新歷史小說“離歷史客體愈來愈遠，文化意蘊的設置愈加稀薄，娛樂與遊戲傾向越來越重，超驗虛構的意味愈來愈濃。新歷史小說的‘新’似乎正越來越與無數迎合大眾口味與商業規則的‘舊’小說重合，並主動迎合影視大眾藝術的要求與口味，這似乎已標誌著這場歷史與文化烏托邦式的藝術運動的最終衰變與終結”。復旦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陳思和從民間立場自身的缺陷這一角度出發，認為：“土匪故事和家族史故事這兩大民問題材是新歷史小說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但是，在市場經濟大潮中，民間因素並不能保證文學藝術對世俗力量的抗拒，相反，當影視的商業手段利用這兩大民問題材來迎合海外市場的需要時，文學史落到了影視皇帝的‘后妃’的可憐地步。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蔡翔從歷史小說作家新的精神立場的缺失這一角度指出：“如果沒有更為強大的思想和堅定的信念導引，在對現實的妥協與認同中，新歷史小說“很快就會淪落成為取悅大眾並走進大眾消費”。

對於新歷史小說興衰與西方新歷史主義的關係，研究者們論述不多但意見比較一致且十分到位。張清華認為：“在80年代中後期，新歷史主義作為獨立的理論方法尚未得到評介和關注，因而不能想象在國內已經出現了一股以新歷史主義方法為指導的新歷史主義文學思潮。但是，毫無疑問，作為西方新歷史主義的基本方法的結構主義乃至后結構主義的理論，在80年代中後期卻已對當代中國的學術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反映在文學的歷史主題寫作中就是對以往的主流歷史採取了不約而同的拆解態度”。同時，研究者們清醒地看到了新歷史小說所體現的與西方新歷史主義相類似的特徵有著中國本土文學內在矛盾發展的必然性。張清華認為：新時期第三代詩歌群體“在1986年的詩歌大展中對自己的詩歌理論主張的闡述，實在已遠遠超過了同時期國內理論界對結構主義理論認識的深度”。對於新歷史小說興衰與西方新歷史主義興衰的內在關聯，程蓉有著十分精闢的概括：“由懷疑歷史文本，尋訪歷史真實到歷史真實的陷落，由挑戰權威歷史言說到過分放縱主體，把玩歷史的‘話語嬉戲’，中國的新歷史主義小說家與西方新歷史主義批評理論留下了一條極其相似的、耐人尋味的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