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伯雨

任伯雨字德翁，眉州眉山人。自幼已矯然不群，邃經術，文力雄健。中進士第。知雍丘縣，御吏如束濕，撫民如傷。縣枕汴流，漕運不絕，舊苦多盜，然未嘗有獲者，人莫知其故。伯雨下令綱舟無得宿境內，始猶不從，則命東下者斧斷其纜，趣京師者護以出，自是外戶不閉。

使者上其狀，召為大宗正丞，甫至，擢左正言。時徽宗初政，納用讜論，伯雨首擊章惇，曰：“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搢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意，睥睨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向使其計得行，將置陛下與皇太後於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甚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為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為可殺也。”章八上，貶惇雷州。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諫官陳瓘、任伯雨、御史龔夬聯合彈劾蔡卞劣跡曰：“卞尊私史，以壓宗廟之惡，有過於惇。去年封事，數千人皆乞斬惇、卞，公議於此可見矣。”陳述蔡卞的六大罪狀，最初蔡卞被降為少府少監。

伯雨居諫省半歲，所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為真。伯雨不聽，抗論愈力，且將劾曾布。布覺之，徙為度支員外郎，尋知虢州。崇寧黨事作，削籍編管通州。為蔡卞所陷，與陳瓘、龔玦、張庭堅等十三人皆南遷，獨伯雨徙昌化。奸人猶未甘心，用匿名書復逮其仲子申先赴獄，妻適死於淮，報訃俱至，伯雨處之如平常，曰：“死者已矣，生者有負於朝廷，亦當從此訣。如其不然，天豈殺無辜耶！”

紹興初，高宗詔贈伯雨直龍圖閣，又加諫議大夫，采其諫章，追貶章惇、蔡卞、邢恕、黃履，明著誣宣仁事以告天下。淳熙中，賜謚忠敏。

論曰：任伯雨抗跡疏遠，立朝寡援，而力發章惇、曾布、蔡京、蔡卞群奸之罪，無少畏忌，古所謂剛正不撓者歟！

任伯雨字德翁，眉州眉山人。從小已經很強地表現出與眾不同，深入鑽研古代經典，文章雄健有力。中進士等級，做雍丘縣縣令，管理下級如同捆紮濕物（那樣急切嚴厲），安撫百姓如同對待自己的傷口（那樣周到細心）。雍丘縣靠著汴河，水道運貨的船隻絡繹不絕，從前雍丘因盜賊多而困窘，然而不曾抓到過盜賊，人們不明白其中的緣故。伯雨下令成批運送貨物的船隻不能在雍丘境內過夜，開始(船家貨主)還不聽從，伯雨就下令，東下的船隻，用斧頭砍斷它的纜繩，奔京城的船隻，護送著出境，從此(雍丘百姓家)的門可以不關閉。

朝廷使者上奏了他的事迹，伯雨被召，做了大宗正丞，剛到任，又提升為左正言。當時徽宗剛開始執政，聽用正直的言論，伯雨首先揭發章惇，說道：“章惇長久竊取朝廷大權，欺騙朝廷，流毒百官，趁先帝變故的倉促之機，就表現出篡位之意，看不起陛下，不再有做臣子的恭敬。假使他的用心得以實行，將在什麼地方安置陛下與皇太后！如果寬恕而不殺他，那天下的大義就無法闡明，大法就無法確立了。我聽北方的使者說，去年遼主正進食，聽到中原罷免了章惇，放下筷子起身，接連稱好，說宋朝錯用了這個人，北方的使者又問，為什麼（對他）只像這樣放逐貶謫呢？從這件事看來，（對章惇）不只是如孟子所說‘國人都說該殺’，雖然是蠻貊之邦，也無不以為該殺的。”奏章上了八次，皇上貶章惇到雷州。

伯雨處在諫官的位置半年，上疏108份。大臣們懼怕他的多言，皇上讓伯雨做給事中，私下裡告誡他把少說或不說當作是主要的。伯雨不聽，批評朝政的言論更加強力，而且將上章彈劾曾布。曾布察覺了這件事，調任度支員外郎，不久到虢州主持工作。（後來）崇寧年間官員結黨的事發生了，伯雨被削掉官職發送通州。又被蔡卞陷害，與陳瓘、龔玦、張庭堅等十三人都南遷，(可)去昌化的只有伯雨。奸人還不甘心，用匿信又抓了伯雨的第二個兒子申先，將他下獄，妻子在江淮家中又剛去世，子捕妻逝的消息一齊送到。伯雨對這兩件事跟平常一樣，他說：“死的人已經死了，活著的人辜負朝廷，也應當從此訣別。如果不這樣，上天難道會枉殺無罪之人嗎?”

紹興初年，高宗頒詔追贈（已故的）伯雨為龍圖閣，又加贈諫議大夫，採納他的諫章，追貶章惇、蔡卞、邢恕、黃履，明確了被誣陷的宣仁事件來告知天下。淳熙年中，賜謚號忠敏。

黃河之患是歷代統治者的難題。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任伯雨上疏說：“河為中國患，二千歲矣。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而徇眾人偏見，欲屈大河之勢以從人者，莫甚於近世。臣不敢遠引，只如元祐末年，小吳決溢，議者乃譎謀異計，欲立奇功，以邀厚賞。不顧地勢，不念民力，不惜國用，力建東流之議。當洪流中，立馬頭，設鋸齒，梢芻材木，耗費百倍。力遏水勢，使之東注，陵虛駕空，非特行地上而已，增堤益防，惴惴恐決，澄沙淤泥，久益高仰，一旦決潰，又復北流。此非堤防之不固，亦理勢之必至也。”他在批評了北宋治河方針后提出：“蓋河流混濁，泥沙相半，流行既久，迤邐淤淀，則久而必決者，勢不能變也。或北而東，或東而北，亦安可以人力制哉！為今之計，正宜因其所向，寬立堤防，約攔水勢，使不至大段漫流。若恐北流淤淀塘泊，亦只宜因塘泊之岸，增設堤防，乃為長策。”（《宋史·河渠志》卷九三）

任伯雨提出的“寬立堤防，約攔水勢”的治水主張為後世重視，在治河方面產生一定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