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城司

皇城司前身系武德司。武德司起於五代，其名稱出現可上溯至五代後唐：“武德使史彥瓊者，以伶官得幸，帝待之以腹心之任，都府之中，威福自我，正言以下，皆脅肩低首，曲事不暇…” ；至後漢隱帝誅殺權臣，“乾祐末，隱帝用武德使李業等謀，誅大臣楊弅等…”武德使為皇帝爪牙，權柄甚重，牽制“宿衛諸將”和樞密院。

宋承後周，太祖幕府舊僚王仁贍“授武德使” “上嘗遣武德卒潛察遠方事” 。王仁瞻之後，武德使先後由劉知信和王繼恩出任，皆“戚里致貴，尤被親任，中外踐歷，最為舊故” 。時人稱“太祖采聽明遠，每邊閫之事，纖悉必知” ，多賴武德司刺探之功。

太平興國六年（981）十一月十日，改武德司為皇城司。

南宋建炎初，為行宮禁衛所。紹興元年（1131）二月三日，改稱行在皇城司。

皇城司“依祖宗法，不隸台察” ，又“舊制，三衙管軍，未嘗內宿” “殿前一司雖統攝諸班禁衛，而皇城一司亦判然不相關，亦漢南北軍相統之意也”不受三衙轄制，乃直屬皇帝的特務機構。

皇城司所隸官司有：探事司、冰井務。

皇城司

官額：置勾當皇城司公事（南宋改幹辦皇城公事）三員，熙寧時增為七員，元豐六年定為十員。以武臣武功大夫（正七品）以上及內侍都知（正六品）、押班（正六品）充任。

南宋時設提舉皇城司一員，品位皆在幹辦之上，許直達聞奏。又設提點皇城司二至六員，位在提舉之下，幹辦之上。

吏額：北宋置勾押官、押司官各一人，前行四人、後行六人、勘契官二人。

南宋置點檢文字使臣、法司使臣、主押官、押司官各二人，前行五人，後行、曹司各四人，表奏司、正名貼司、私名貼司、專知官、副知官各二人。

兵額：太祖朝，以空前力度，將大批精銳部隊劃歸武德司（皇城司），建立起了獨立於殿前司和侍衛兩軍之外的新軍。太祖曾言：“雖京師有警，皇城內已有精兵數萬”可見太祖朝武德司規模甚巨。太宗朝“皇城司親從官數千人，乃命武臣二員同兩都知主之，而殿前復不預，此祖宗處軍政深意也” 。至政和五年，皇城司共轄親從官五指揮（番號：上一指揮、上二指揮、上三指揮、上四指揮、上五指揮）約三千人；親事官六指揮（番號：下一指揮、下二指揮、下三指揮、下四指揮、下五指揮，及外三指揮、黃院子、皂院子）約五千人；入內院子五百人（南宋減至一百人）；快行、長行各一百（南宋時置）；司圊三人；曹司三十人。

隸屬皇城司。以親事官輪差充任邏卒。

真宗朝邏卒為四十人，至哲宗朝又擴編製，所隸員額不可考。

隸屬皇城司。在開封夷門內。建隆二年置，熙寧五年九月十二日罷，熙寧六年十二月復置。

設監冰井務官一人，以內侍充任。

皇城司（武德司）權柄甚重，其職司極類錦衣衛之大漢將軍與南北鎮撫司。一掌宮禁宿衛，一掌刺探監察。

皇城司“掌宮城出入之禁令，凡周廬宿衛之事，宮門啟閉之節皆隸焉” “掌宮城管鑰、木契，以時啟閉宮門；每歲給換禁衛、殿門、宮門、皇城門四色敕號及審驗；親從官、親事官諸指揮名籍，命婦伏天朝參顯承殿時頒冰塊，及宮中取索、國忌修齋醮之事等” 。宮禁門戶、校驗勘合，皆其職守。神宗朝參知政事張方平曾言“又置親從官，屬皇城司，掌啟閉掃除之役，守衛扈從之嚴。其宿衛之法，殿外則相間設廬，更為防制；殿內則專用親從，最為親兵也。”可見皇城司為皇帝的貼身護衛，系皇宮防衛體系最核心的部分。

起初，太祖朝劃撥精銳部隊，充任親事官。后太宗朝又從親事官中，簡拔有材勇者，為親從官。據《宋史·兵志》記載，親從官標準身高為（宋尺）五尺九寸一分六厘，約合今185~190公分，與明代錦衣衛之大漢將軍可謂相映成趣。

宋太祖時，皇城司（武德司）最重要的職務，是探查軍中情狀，預防陰謀擾亂。其主要針對對象，是殿前諸班直的“宿衛諸將”及禁軍軍政。蓋太祖自陳橋兵變踐位，故嚴防諸將串謀及禁軍異動。因此，伺察、特務活動的猖獗，就成為太祖朝政治的特點之一。 “太祖嘗密遣人于軍中伺察外事”故武德司（皇城司）為皇帝掌控軍隊異輿情動態的特務機構確鑿無疑。

皇城司中，置邏卒“於京師伺察，每月發給湣錢，每季輪換差充”“皇城司遣親事卒四十人，於京師伺察。”民間俗呼“察子”，可謂專業特務。真宗朝“皇城司奏，察訪御龍直班院副指揮使呂遇日暮醉歸，馬逸不能制，百姓石謙為馬踐傷。又言常時本班將士無故不出，今不能禁。上曰：「可下開封府按問。」”又如神宗言：“此輩本令專探軍中事，若軍中但事嚴告補之法，亦可以防變。”

終兩宋，皇城司職權逐漸擴張，由專司軍情逐漸涵蓋官情民事。真宗天禧元年，右正言魯宗道曾說“皇城司每遣人伺察公事，民間細務一例以聞，頗亦非便”宋高宗朝，“察事之卒，布滿京城，小涉譏議，即捕治，中以深文。”

司圊

淳熙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詔今後皇城司官如服穿衣束帶，並令著黑靴。

皇城司諸官吏軍卒、親從親事，既為天子親領之腹心爪牙，其待遇素來優厚。

神宗熙寧元年五月十八日，詔開封府：“今後皇城司親從、親事人員已下真犯罪，勘見情理系杖罪已下，合牒皇城司一面斷遣。”

哲宗元佑元年十一月六日，詔：“勾當皇城司三年無過犯者，與轉一資。皇城使及遙郡刺史以上與子，有官者轉一資，無子者許回授有服親，減二年磨勘。再任滿者減二年磨勘，皇城及遙郡刺史以上，許回授與子。如無子，與有服親，仍減一年。見任再任官准此。”

而其紀律規制，《宋會要輯稿·職官三十四》有詔書可考：

真宗天禧五年正月，詔：“皇城司親從、親事官十將已下，依舊五人為保，遞相覺察，不得飲酒、賭博。其指揮使、都頭亦須遞相覺察鈐轄，畫時申舉。仍令指揮使已下置歷，輪掌一月，具有無作過之人抄上印歷，書押於後，卻稱飲酒至醉、賭博受財、故作非違，令內職覺察。如不申報蓋庇，致人陳告，察探得知連科違制之罪者，第遷一資。”

仁宗天聖元年十二月，詔：“皇城司親從、親事官，有飲博、逃亡及別為過惡、合該移配六軍並京畿縣鎮下軍者，自今並相度情理，配外州軍本城或邊遠牢城。仍下三司、開封府，應有親從、親事官作過、例該移配者，並決訖奏裁。”

甚至一度因禁止飲酒賭博，紀律要求嚴格，導致親事官員額不足，無人應召的記錄。

神宗治平四年五月十七日，皇城司言：「親事官見闕人多，少有投名，蓋久例有酒氣並吃酒不醉，配外州軍本城。欲乞今後如此罪犯，並降移別指揮親從、親事官，仍三年內不與優輕差遣。」從之。

作為特務監察機構，皇城司本身就極受官僚集團忌憚。兼之多有親從親事狂行悖法、紀律廢弛。故兩宋之間，素遭詬病，時有臣僚上書彈劾。

早在仁宗末年，司馬光就曾上《論皇城司巡查親事官札子》“臣等伏聞，皇城司親事官奏報有百姓殺人，私用財物休和事，下開封府推鞠，皆無事實，欲勾元初巡登人，照勘其皇城司庇護不肯交付。臣等竊以祖宗開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奸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擇左右親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間，密行伺察。……更成大弊，乃至帝室姻親，諸司倉庫，悉委此屬。廉其遇失，廣作威福，公禹貨賂，所掃則雖有大心指而不問；所憎則舉動語昌皆見持摭。……顧任此廝役小人以為耳目，豈足恃哉。今乃妄執平民，加之死罪，使人幽系囹圄，橫罹楚毒。……臣恐此屬無復畏憚，愈加恣橫，京師吏民知所措其手足，此豈合祖宗之意哉。……”直指皇城司橫行不法，恣意妄為。又熙寧七年，司馬光於洛陽上書“潛遣邏卒，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而刑之。又出榜立賞，募人告捕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聖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抨擊皇城司構陷誹謗、因言罪事。

元祐元年，御史中丞劉摯亦曾上《彈四凶疏》：“領皇城司石得一，夫皇城司之有探邏也，本欲周知軍事之機密與夫大奸惡之隱匿者。而得一恣殘刻之資，為羅織之事，縱遣伺察者所在棋布，張阱而設網，家至而戶到，以無為有，以虛為實，上之朝士大夫，下之富家小戶，飛語朝上，而暮入於狴犴矣。” “凌辱棰訊，慘毒備至，無所求而不得，無所問而不承，被其陰害，不可勝數。於是上下之人其情惴惴，朝夕不敢自保而相顧以目者殆十年”

又據《宋史》載：營卒桑達等醉斗，指斥乘輿。皇城使捕送開封，棄達市。敞移府，問何以不經審訊。府報曰："近例，凡聖旨及中書、樞密所鞫獄，皆不慮問。"敞奏請一準近格，樞密院不肯行，敞力爭之，詔以其章下府，著為令。

皇城邏卒吳清誣奏富民殺人，鞠治無狀，有司須清辨，內侍主者不遣。堯俞言：“陛下惜清，恐不復聞外事矣。臣以為不若使付外，暴其是非而行賞罰焉，則事之上聞者皆實，乃所以廣視聽也。縱而不問，則讒者肆行，民無所措手足，尚欲求治，得乎？”內侍李允恭、朱晦屈法任其子，趙繼寵越次管當天章閣，蔡世寧掌內藏，而以珠私示內人。堯俞以為嬖寵恩幸過失，當防之於漸，悉劾之。

至南宋，皇城司氣焰日炙，多行不法。嘉定二年，有臣奏：皇城一司，總率親從，嚴護周廬，參錯禁旅，權亞殿岩。漢以儒生位執戟，唐以勛臣子弟備宿衛，可謂重矣。古制既難遽復，今隸籍於中者，類多市井烏合，訓齊不素，全籍統攝得人，豈可輕授自今乞專以知合、御帶兼領，不以畀資望輕淺者。儻更有躁進之徒僥逾干請，雖已頒成命，亦許輔臣執奏，給舍繳駁，台諫論列，不容冒濫，務在必行。

紹興末年，秘書郎王十朋當面直陳高宗“諸軍承受，威福自恣，甚於唐之監軍；皇城邏卒，旁午察事，甚於周之監謗。 ”高宗遂“戢邏卒，罷諸軍承受” 。承受者，走馬承受也，與皇城司邏卒並為伺察事，都是特務。

慶曆六年閏正月，降勾當皇城司楊景宗等六人，坐不覺察崇政殿親從官夜寇宮闡也。時親從官四人夜入禁中，焚宮簾，斫宮人傷臂。三人為宿衛兵所殺，一人匿宮城北樓，經月方得，即支分之，不知所以始謀者。景宗等皆領皇城司，故被責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