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之春

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做的秘密報告中對於斯大林提出了批評，波蘭、匈牙利等國的共產黨體制面臨了很大的危機。當時，捷克斯洛伐克並沒有受到很大的衝擊，但是進入60年代之後，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一書記兼總統安東尼·諾沃托尼的統治開始動搖。尤其在恢復50年代大清洗犧牲者的名譽問題、經濟增長減緩問題、斯洛伐克的自治主張等問題上，諾沃托尼受到了很大的抨擊。

1967年，在第四次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協會大會上，帕維爾·科胡特、米蘭·昆德拉、伊凡·克里瑪等作家開始批評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在10月末，學生在布拉格 市區又發起了關於學生宿舍設施的抗議遊行，最終被黨部派出的警察隊伍鎮壓。此外，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內部，斯洛伐克共產黨方面對於諾沃托尼的政策也提出了強烈的不滿。在這種情況下，蘇共領導人勃列日涅夫非正式訪問捷克斯洛伐克。諾沃托尼期望得到蘇聯的支持來平息事態，但是勃列日涅夫認為這只是捷共黨內的問題，並沒有明確的表態支持[當時他說“Это Ваше Дело（這是你們的問題。）”]。結果，在沒有消除黨內對立的情況下，黨中央委員會大會在12月召開，會上一致批評諾沃托尼的領導，他對第一書記和總統的兼任的結束也在所難免。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國內改革運動。從60年代初開始，捷克斯洛伐克經濟發展遇到嚴重困難。雖然從1967年開始實行新經濟體制但形勢仍未好轉。經濟困難導致部分工人罷工。在政治方面，當時任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兼共和國總統的諾沃托尼對經濟改革和為50年代初政治冤案的受害者平反採取消極抵制態度，壓制批評和民主，在黨內外引起強烈不滿。在民族關係方面，由於1960年制定的憲法取消了斯洛伐克的民族自治權，民族矛盾也進一步尖銳。在這種背景下，捷共中央於1967年10、12月和1968年1月連續舉行全體會議，就國內的困難、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黨的領導方法等問題展開辯論。1968 年1 月中央全會決定解除諾沃托尼第一書記的職務，由杜布切克接替。同年4月中央全會又對中央主席團和書記處進行了重大改組，並通過了指導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行動綱領》。 5月中央全會決定於當年 9月提前召開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同時號召同國內出現的“反共主義傾向”和“保守觀點”作鬥爭，7月中央全會通過了新黨章草案。

當時公布的文件宣稱，捷共改革的目標是“創立一個新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條件的、民主和人道的社會主義模式”。改革的內容主要有：①關於黨的領導體制和黨內民主。認為一切權力由黨的機構集中和壟斷，只會削弱國家和社會機關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黨的領導作用主要應該是集中人民的意志和反映社會的需要，為社會的發展提出正確的方向和目標，制定方針政策，並通過黨的政治工作和組織工作去貫徹實行；必須充分發揮和保障選舉產生的黨的各級領導機構的權力，工作機關不能獨攬大權；黨政重大職務不能由一人兼任，防止權力過分集中，擔任黨內職務以4年為一屆，不得超過兩屆；黨員有權批評黨的各級領導人。②關於國家政治體制和公民權利。主張實行多元化政治體制，使各階級、階層和集團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民族陣線內都有自己的政治代表，在民族陣線內各政黨都是平等的夥伴；實行責任內閣，政府對通過普選產生的議會負責；確保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保證公民遷居包括遷居國外的自由；制定新聞法，取消新聞、書刊、廣播電視的檢查制度；給一切受過迫害的人平反。③關於經濟體制。強調計劃與市場相結合，擴大企業的許可權，企業作為相對獨立 的商品生產者有經營自主權，自負盈虧；允許企業自願結合，自由競爭，獨立地進行外貿活動；成立工廠委員會，其中2/3的代表由職工直接選舉產生，工廠委員會有權決定廠長的任命和撤換，決定利潤分配和職工福利等。④關於民族關係。將國家體制改為捷克和斯洛伐克兩個共和國的聯邦制，保證斯洛伐克族同捷克族平等地參與國家的政治生活。

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運動受到了當時以蘇聯為首的華沙條約成員國(蘇聯、保加利亞、民主德國、匈牙利和波蘭)的干預和武裝干預。改革以失敗而告終。

以空降兵為拳頭的蘇聯紅軍奇襲布拉格機場、快速控制捷克斯洛伐克領土的軍事行動，被作為當代閃擊戰以及空降兵使用的經典戰例被載入世界空降兵戰史。國防大學出版社《世界空降兵戰例精選》中指出：在布拉格事件中，蘇軍大膽迅猛的突擊、戰前的電子對抗、戰略欺騙以及指揮通訊系統的高效率運作，充分體現了20世紀70年代華約國家在C4I系統合成作戰上的優勢，並使美國和北約國家感到憂慮。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杜布切克發起了名為"布拉格之春"的政治體制改革，但在蘇聯看來，此舉有脫離蘇聯控制的傾向。為了實行統一的“蘇聯體制”，蘇決定對捷進行武裝干涉。6月下旬，“華沙條約組織”在捷境內舉行軍事演習，演習結束數日參演部隊才撤離捷境。7月之後，局勢有所緩和。1968年8月3日晚華約在捷簽署聯合聲明，危機似乎已經過去了。

8月20日晚11時，布拉格機場接到一架蘇聯民航客機信號：“機械事故，要求迫降”，未予拒絕。客機一降落，數十名蘇軍突擊隊員衝出機艙迅速佔領機場。幾分鐘后，蘇第103近衛空降師乘30架安-12型運輸機，從駐地白俄羅斯的維捷布斯克起飛，在戰鬥機和轟炸機掩護下，以每分鐘1架的間隔空運到布拉格。1小時后，一輛蘇聯大使館的汽車引路，蘇軍士兵直撲布拉格。

與此同時，時任蘇聯國防部副部長兼蘇聯陸軍總司令的伊萬·格里戈里耶維奇·巴甫洛夫斯基大將指揮來自蘇軍駐德部隊集群的第1近衛坦克集團軍5個坦克師（第6近衛、第7近衛、第9、第20、第90近衛）4個摩托化步兵師（第14近衛、第20近衛、第27近衛、東德第11）直搗布拉格；由蘇軍駐德部隊集群第20近衛諸兵種合成集團軍及其指揮的5個摩步師（第1近衛、第3近衛、第6近衛、第18近衛、第35近衛）、3個坦克師（第11近衛、第40近衛、東德第7）、1個空降師（第7近衛空降師）、保加利亞人民軍一部（第7摩步師摩步22團）負責切斷捷克西部邊界線；由波蘭人民軍5個師（機4師，坦10、11、16師，空降6師）構成的波蘭第2集團軍進攻北部；這三個集團軍在西方向上由北方部隊集群統一指揮，後者還擁有包括4個特戰旅和航空兵在內的直屬隊；由駐匈牙利蘇軍4個師（第13近衛坦克師、第19近衛坦克師、第93近衛摩步師、第254近衛摩步師），匈軍1個師（摩步8師），保加利亞軍一部（第2摩步師第12摩步團）構成南方面軍，從南部進攻；由喀爾巴阡軍區第38諸兵種合成集團軍為基礎組織喀爾巴阡方面軍，包括8個摩步師（第17近衛、第30近衛、第48、第51、第66近衛訓練、第70近衛、第128近衛、第161），2個坦克師（第15近衛、第31）和1個炮兵師（第55），從東向西進入斯洛伐克地區；此外，還動用了一系列運輸航空兵和前線航空兵集團軍及其他兵團。同時蘇軍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捷軍開始全面電子壓制。

21日拂曉，蘇軍佔領布拉格，逮捕杜布切克。

在進攻開始6小時后，蘇軍控制了捷克全境。幾十萬捷軍全部繳械，北約也沒來得及作出任何反應。

這次代號為“多瑙河”的軍事行動是蘇軍的一次典型方面軍群進攻戰役。西方向主攻，西南方向配合，共動用4個集群/軍區下屬的1個坦克集團軍和4個諸兵種合成集團軍26個師約30萬人。但由於進攻過快，兩個戰略方向的後備坦克集團軍均未出動，只動用了各集團軍，師，團的直屬坦克，共有900餘輛坦克和約8000輛裝甲運輸車。

鑒於所有人都還沒忘記1956年發生在匈牙利的悲劇，杜布切克並沒有組織抵抗，在這次事件中僅有80個捷克人被殺，與匈牙利事件相比大大減少。

1969年4月，古斯塔夫·胡薩克代替杜布切克，成為了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一書記。

布拉格之春是一次有重大意義的國際政治事件，標誌著華約內部的裂痕已經漸漸顯現，可視為東歐劇變的前奏與導火索。

（英語：Prague Spring ；捷克語：Pražské jaro；斯洛伐克語：Pražská jar；俄語： пражская весна），是1968年1月5日開始的捷克斯洛伐克國內的一場政治民主化運動。這場運動直到當年8月20日蘇聯及華約成員國武裝入侵捷克才告終。

在共產黨領導人亞歷山大·杜布切克的領導下，捷克斯洛伐克顯示出越來越強烈的獨立傾向。杜布切克在國內政治改革的過程中，提出了“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的方案，保留了部分舊有的傳統。這個方案並不像1956年匈牙利的改革一樣，“匈牙利十月事件”完全拋棄了舊有的傳統。然而，蘇聯依然將這視為對其領導地位的挑戰，也是對於東歐地區政治穩定的一種威脅。在冷戰期間，這是華沙條約成員國所不能接受的。此外，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拒絕蘇聯的援助而寧願屈服於希特勒的那段歷史，都依然清楚地存在於蘇聯每個人的記憶之中。在捷共內部也存在有一部分少數派——尤其在高層領導中—拒絕放鬆黨對社會的控制權，並且密謀在蘇聯的領導下推翻改革者的領導。

與中東歐的許多國家不同，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通過一場平穩的政治變革使捷共上台，並沒有發生如同匈牙利一樣的暴力革命和社會動蕩。但是，蘇聯期望在其盟國中推行蘇式的斯大林模式。並且在必要的時候可以通過武力來強制實現。這種政策因為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而被稱為勃列日涅夫主義，其實這種政策最早從斯大林時代就開始存在，只是勃列日涅夫首次將其公之於眾而已。蘇聯的這種霸權主義直到1980年代後期，才被戈爾巴喬夫的辛納特拉主義所取代。

捷克斯洛伐克的這段民主化進程，1968年在8月20日深夜開始的20萬華約成員國軍隊和5000輛坦克的武裝入侵后宣告失敗。事實上，在入侵前不久，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大會已經準備支持改革派，並削弱新斯大林主義者的力量。在一個工廠里，捷共通過了改革方案，但是冷酷的入侵將這一切努力都付之東流。

事件發生后，西方國家中只有少數批評，因為在冷戰時期，由於核對峙的存在，西方國家無法挑戰蘇聯在中東歐地區的霸主地位。

這次軍事入侵導致了約有10萬人左右的難民潮，其中包括了許多精英知識分子。

這次事件也影響了在許多西方國家中宣揚列寧主義的左翼人士的地位，最終也導致了這些政黨的部分崩潰。

1968年1月5日

1968年1月5日的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會上，諾沃托尼的第一書記職位被亞歷山大·杜布切克取代。

這次大會的結果，導致了對新聞出版物的事先審閱制度的廢止，並且使得對於諾沃托尼體制中的核心黨幹部以及內閣成員的批評的升溫。同年2月，與諾沃托尼關係密切的國防部領導叛逃到美國。這位高層幹部不僅因為挪用公用資金而被調查，而且在之前與另一位將軍合謀企圖發動政變，維持諾沃托尼的權力統治。這起事件成為當時媒體關注的焦點，並且使批評的矛頭指向了當時仍留任總統的諾沃托尼。到了3月份，諾沃托尼領導層的主要黨政幹部都相繼離職。其中包括內政部長、總檢察長的辭職，這些人的離去導致與蘇聯（尤其是克格勃）關係緊密的安全機構的改革浪潮。同年3月21日，諾沃托尼終於提出辭職，新任總統為二戰英雄路德維奇·斯沃博達。

同年4月，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過了行動綱領。在這份文件中，提出了“新型社會主義模式”，內容包括：

修正共產黨的權力集中

恢復在大清洗中犧牲者的名譽

以聯邦製為原則解決“斯洛伐克問題”

強調企業自身責任，引進市場機制，進行經濟改革

言論和藝術活動的自由化

在外交政策上，在強調與蘇聯的同盟關係的同時，也通過引進科學技術強化與西方國家的經濟關係

之後，又成立了以歐德里希·切爾尼克為總理的新內閣班子。副總理為主張改革計劃經濟的經濟學家奧達·錫庫，另外，在50年代以“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罪名被判處終身監禁的古斯塔夫·胡薩克也成為內閣成員。國民議會的議長由受國民歡迎的約瑟夫·斯姆魯科夫斯基擔任，國民戰線議長由弗朗切克·庫里蓋爾擔任，至此，捷克黨政的主要部門都被改革派掌權。整個社會在“行動綱領”的指引下，開始進行深入的改革運動。其中，工會、青年組織、社會民主黨以及KAN，　K-231等非共產主義政黨開始積極活動。在此同時，關於改革內容的分歧也日益明顯，逐漸形成了對於改革運動的激進化表示懷疑的集團，他們希望與蘇聯接觸，在斯洛伐克地區重視聯邦化的傾向。

根據華約各國的約定，6月份將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內舉行聯合軍事演習，考慮到蘇聯軍隊即將到來以及同盟國的憂慮，在5月末召開的黨中央委員會大會上，捷克領導人強調了右派修正主義的危險性，並將在國民戰線範圍以外活動的政治組織視為“反共活動”，並且表明了將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的態度。另外，也決定提前在9月份召開第14次共產黨大會，給其他國家造成了將堅持改革路線的印象。這是因為在臨時黨代會上不可能再讓對於改革抱有懷疑的中央委員再任，如果黨員正式大會順利召開的話，改革派實力將會鞏固自己的地位，使改革不會半途而廢。

同年6月27日，由瓦茨里克起草的“兩千字宣言”在主要報紙上刊登。其內容與“行動綱領”並無多少變動，因此也使得蘇聯將這個宣言視為“反革命”的先兆。

在1月份權力層交替的時候，波蘭和東德首先表示了關注。1月中旬，勃列日涅夫訪問兩國，哥穆爾卡與瓦爾特·烏布里希都表示“反社會主義”的影響將超越捷克斯洛伐克的國境，會波及到社會主義陣營全體，因此各國的共產黨體制的基礎將受到嚴重動搖。尤其在波蘭，3月發生了學生遊行，其中有人提出了“也給波蘭一個杜布切克”的口號，因此哥穆爾卡對此更加擔心。另外，在2月22日舉行的1948年革命紀念慶典上，勃列日涅夫等各國首腦紛紛出席，各國領導人都切身感受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氣氛，也注意到媒體上開始出現對共產黨直接的批評文章，於是對這場改革運動產生了強烈的憂慮。

從杜布切克就任第一書記開始到蘇聯軍事干預的8個月間，以蘇聯為首的華約各國通過會談中的批判、聯合軍事演習等方式，從政治上、心理上、軍事上儘力阻止捷克斯洛伐克的共產黨體制的解體以及改革運動對本國的波及。

德累斯頓會議

（1968年3月23日）

諾沃托尼辭去總統的事件使蘇聯領導層感受到強烈的危機，於是在德累斯頓，召開了蘇聯、波蘭、東德、匈牙利和保加利亞等國參加的多國首腦會議。從此次會議直到8月軍事干預為止，除羅馬尼亞外的華約5個成員國多次就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勢舉行多國會談。由於在會前捷克領導層被通知本次會議是討論各國經濟問題，因此在會議剛開始就遭到各國嚴厲批評的杜布切克代表團無法就改革運動做出充分的答覆。在會上，除匈牙利之外的四國代表團一致認為這場改革運動是反革命的先兆，並擔心會侵蝕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團對此表示這場改革的主旨在於強化共產黨體制，並且得到了國民的多數支持，然而並沒有得到其他各國的理解。

（5月4日、8日）

隨著“行動綱領”的通過和改革運動走向高潮，捷克國內對於共產黨體制和蘇聯的同盟關係的批評也日益增多。對此，勃列日涅夫領導層感到非常憂慮。在這種情況下的5月4日，訪問莫斯科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團（杜布切克、切爾尼克、斯姆魯科夫斯基等）與蘇聯領導層進行了會談。在此之後，8日，哥穆爾卡、烏布里希等各國首腦在莫斯科集中，聽取了勃列日涅夫關於蘇捷兩國會談的報告，並隨即決定提前實施華約組織聯合軍事演習，並支援對於改革報有懷疑的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內部的“健全勢力”。5月中旬、蘇聯總理阿列克謝·柯西金與國防部長安德烈·格萊喬相繼訪問捷克斯洛伐克。

1968年6月18日至30日間，華沙條約成員國聯合軍事演習在捷克斯洛伐克舉行。本次演習含有多層目的：一為了牽制在9月份臨時全黨大會中改革派勢力的增長；二為了軍事介入做好預先準備。另外，在軍事演習結束后，各國軍隊並未立即撤退，這導致捷克斯洛伐克國民逐漸懷疑軍事介入的可能性。

（1968年7月14日－15日）

在“兩千字宣言”出台後，蘇聯領導層將其視為反革命的證據，並對捷克斯洛伐克中央發出了召開多國會議的建議。（同樣的建議也從東德、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等國發出）但是，捷克斯洛伐克中央在研究該建議之後，反而向蘇聯提出首先舉行兩國會議，在調整意見的基礎上，舉行包括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等國參加的多國會議。然而，蘇聯中央拒絕了這個建議，並通知將於14日在波蘭舉行多國會議。會議前日的13日，受勃列日涅夫的委託，卡達爾與杜布切克、切爾尼克等人會談，試圖說服其參加華沙會議，但是捷克方面反覆主張之前的意見，未接受勸說。於是，在華沙集會的蘇聯、波蘭、東德、匈牙利和保加利亞的領導人，在捷克斯洛伐克缺席的情況下，就這場改革運動展開了討論。其中，保加利亞代表團提出了請求軍事干預，各國都表示對改革運動的危機感，最終，蘇聯領導層決定對捷克斯洛伐克發出各國共同簽署的照會，表示將全面支援對反革命勢力的鬥爭。

1968年7月20日 在匈牙利療養地巴拉頓湖畔，對改革持批判態度的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一書記比利亞克與蘇共政治局委員兼烏克蘭共產黨第一書記的謝雷斯托舉行秘密會談。其間，謝雷斯托指出軍事干預的實施必須要有捷克斯洛伐克內部的要求才能實行。

(1968年7月29日-8月1日)

蘇聯與捷克斯洛伐克在兩國交界處的切爾納舉行兩國會談。會議原定舉行一天，最終卻延長至4天。會後發表的公開聲明只提及將於8月3日在布拉迪斯拉發召開多國會議。蘇聯在會談中迫使捷克斯洛伐克做出了一些讓步，雙方達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識，因此沒有直接作出軍事介入的決定。然而，關於這些共識，兩國的認識存在根本性差異，這也是日後軍事介入的誘因之一。這些共識的內容包括：

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地位

恢復新聞審閱制度，加強對媒體的控制

解散非共產黨派系的政治組織

撤換部分改革派領導人

(1968年8月3日)

在布拉迪斯拉發舉行了東德、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和蘇捷兩國的會議，會後發表了共同聲明。在這次會議中，由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內部的“健全勢力”發出的請求軍事支援的信件送到了勃列日涅夫的手中。

軍事介入決定

布拉迪斯拉發會議后，蘇聯的媒體對捷克的改革提出了批評，但是總體來說局勢似乎有所緩和。但是，關於切爾納會談中達成的共識的實行上，蘇聯與捷克斯洛伐克的分歧日益明顯。勃列日涅夫在9日和13日兩次與杜布切克舉行電話會談，迫使其實行共識的內容，但是杜布切克以準備9月的臨時全黨大會為理由，沒有明確答應其要求。

至此，蘇聯方面認為在杜布切克體制下，很難阻止這場改革運動的繼 續發展，只有通過軍事介入才能打開僵局。在8月15日到8月17日這3日召開的蘇聯共產黨政治局會議上，最終決定對捷克斯洛伐克實行軍事介入，次日，華約各國領導人被召集到莫斯科，聽取了這個決定，並表示一致同意。

軍事介入

1968年8月20日深夜，以蘇軍為主的華沙條約盟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迅速佔領了其全部領土。

成立工農革命政府失敗

軍事介入是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幹部中的保守派建立工農革命政府計 划的一個部分。但是，在武裝入侵當天的幹部會議忙於準備9月9日的黨員大會，而保守派準備的情況報告以及替換杜布切克領導層、成立新的領導核心的請求被打亂了步驟。因此，軍事介入的報告傳達到黨幹部會議的時候，保守派尚未能佔領會議的大多數，因此會議最終決定發表指責軍事入侵的聲明。

這樣，由於蘇聯宣稱這次武裝干預是應捷克斯洛伐克的要求，兩者的聲明成了針鋒相對的矛盾。但是，建立工農革命政府的計劃依然在第二天於布拉格賓館以及蘇聯大使館內籌劃。最終交涉的結果是，斯沃博達總統決定首先應釋放杜布切克和與勃列日涅夫領導層直接交涉，拒絕了建立新政府的計劃。

第14次臨時全黨大會

1968年8月22日，在布拉格的一處工廠內，匆忙地召開了第14次臨時黨員大會。這次大會是由布拉格黨委負責人博夫米盧·西蒙向杜布切克建議的，並通過廣播和黨的機關報向全國宣布。這樣。在軍事佔領的非常事態下，1112名（最終為1219名）黨員到會（由於交通原因，斯洛伐克代表只有15人參加，這也是後來斯洛伐克方面主張大會無效的理由之一）。大會最終聲明，指責非法的軍事介入，並支持被拘禁的杜布切克為首的領導集體。

國民抵抗

軍事入侵當天，國營電台除了播放國歌外，沒有對外作任何廣播。國際電話以及新聞社的對外電報也被封鎖。只有唯一沒有能被限制的業餘無線通訊，將這個事件在全世界公布。

社會反應

對於蘇聯對捷克斯洛伐克的武裝入侵，21日，應美國、英國、法國及 加拿大等國的要求，聯合國安理會召開緊急會議。會中，巴西、加拿大、丹麥、法國、巴拉圭、英國和美國提出“入侵是違反聯合國憲章的干涉內政行為，要求立即撤離”的決議案，最終10票贊成、3票棄權和2票反對，由於蘇聯行使了常任理事國的一票否決權，該決議未能生效。此外，加拿大提議聯合國秘書長向布拉格派遣特使。武裝入侵當天正在南斯拉夫訪問的哈耶克外交部長在24日到聯合國指責武裝入侵。但是由於締結了《莫斯科議定書》，捷克斯洛伐克方面撤回了議題，最終在聯合國的議論失去了實際效果。

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也對蘇聯的入侵行為表達了譴責，時任總理周恩來在出席羅馬尼亞大使館舉辦的國慶日招待會時，在講話中（這一講話後來被稱為“六八講話”）公開指責蘇聯方面的侵略行為，引得蘇方人員全體退場。

此外，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一方面認同杜布切克政府的改革運動，但另一方面卻沒有採取任何具體行動。這是因為這起事件發生在“《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簽訂、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的開始以及對於改善美蘇關係的期待”等背景之下，美國擔心由於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影響，導致了上述進程的中斷。另外，由於當時美國正陷入越南戰爭的泥沼之中，對於提供北越武裝的捷克斯洛伐克，約翰遜政府也無法作出積極的支持舉動。因此，與捷克斯洛伐克的情況相比較，更為重視同蘇聯的關係的約翰遜政府的反應，恰好說明了在冷戰格局下美蘇互不干涉其勢力範圍的不成文規則。

在克里姆林宮的談判

蘇聯在入侵后，面對國際輿論以及捷克斯洛伐克方面消極的抵抗之 后，也決定接受斯沃博達總統的要求，從23日開始，在克里姆林宮展開雙方談判。但是，勃列日涅夫與以“反革命勢力”罪名被拘禁的杜布切克的會談遭到了非議。在莫斯科聚集的華約其他成員國首腦，始終堅持成立工農革命政府，並強硬地建議如有必要可以實施一定期限的軍事佔領。另外，在25日的蘇聯共產黨政治局會議上，對於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所採取的解決事態的方案，也有人表示異議。

莫斯科議定書

經過4天的會談，26日，兩個領導層簽署了“莫斯科議定書”。其內容有15項，再次確認了控制媒體、更換改革派的切爾納會談的“共識”事項，同時明確宣布22日臨時召開的全黨大會的無效性。此外，對於干預軍隊的撤退問題，並沒有明確撤軍的時間。

勃列日涅夫主義

這次事件之後，西方社會將蘇聯此次為武裝介入所作的正當化理論，稱為“限制主權論”或“勃列日涅夫主義”。這個理論主要通過9月26日蘇聯《真理報》所載論文《主權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義務》以及11月在波蘭統一工人黨第5次全黨大會上勃列日涅夫的演講被明確化。主要內容即：“一國的社會主義危機也是社會主義陣營全體的危機，其他國家不能對此毫不關心，為了保護全體的利益，可以超越一國的主權。”這個理論從階級的觀點重新評價了主權，將保衛社會主義置於尊重主權和不干涉內政原則之上。另外，勃列日涅夫主義並不是為了將軍事干預正當化而在事後倉促形成的理論，在此之前的華沙信件和布拉迪斯拉發宣言中就有所體現。事實上，這個方針與斯大林、赫魯曉夫時期的蘇聯對東歐政策基本一致，雖然冠以勃列日涅夫之名，卻不是他的獨創。

正常體制建立

從莫斯科歸來的杜布切克領導層，對國民發表了繼續改革的聲明。但是，迫於蘇聯以及國內親蘇派要求執行《莫斯科議定書》的壓力，杜布切克的迴旋空間日漸狹窄。例如，在入侵軍隊撤退問題上，隨著10月暫定駐留條約的簽訂，實際上將駐捷軍隊合法化（直到1989年東歐劇變才最終撤離）。另外，對於改革派的壓力，最終也集中到國民愛戴的斯姆魯科夫斯基身上，他被撤去了國民議會議長的職務。

另一方面，10月28日開始實施《行動綱領》中提出的聯邦制。1969年1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正式成立。

1969年1月16日，查理大學的學生揚·巴拉夫為抗議軍事干預和改革的倒退，企圖自焚。3月，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世界冰球錦標賽上，捷克斯洛伐克隊戰勝了蘇聯隊，這個消息傳到國內后，眾多的國民走上街頭，拍手稱快。此後，又出現了在布拉格圍攻蘇聯航空公司辦公點的事件。這一切都反映了捷克斯洛伐克國民對於蘇聯的厭惡和仇恨。蘇聯將這一系列事件定性為反革命勢力的陰謀，要求杜布切克予以制止。

1969年4月，古斯塔夫·胡薩克接替杜布切克就任第一書記，繼續實行“正常體制”，至此，“布拉格之春”宣告結束。

蘇聯鎮壓“布拉格之春”事件導致人們對蘇聯的“列寧—斯大林”模式的失望，使人們認清了在蘇聯控制下的社會主義不允許有與蘇聯認同的民主相左的模式存在。它一方面使蘇聯的威權達到了頂峰，為入侵阿富汗開了先例；另一方面也使與蘇聯關係交惡的中國認識到蘇聯不會容許異己的存在，與美國改善關係並對抗蘇聯的威脅的意願日趨強烈，最終促使了中美建交。

蘇聯鎮壓“布拉格之春”事件后，蘇聯扶持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禁止言論自由，加強對媒體的控制，以清除西方自由思想。捷克斯洛伐克的知識分子分化成兩派，一派迫於蘇聯的壓力，發表申明贊成蘇聯；另一派則不屈服於蘇聯入侵，開始發表反蘇言論，公開抨擊蘇聯行為。這也導致了有關於反映“布拉格之春”的作品大量湧現，其中最著名的當數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輕》，其中的故事背景就發生在“布拉格之春”的前後，反映的當時捷克斯洛伐克人的看法與生活狀態。這部小說使米蘭·昆德拉成為全球著名的小說家，而這部小說也在1988年被翻拍成電影《布拉格之戀》(《生命不能承受之輕》）

“布拉格之春”是試圖在另一種社會主義的基礎上，解決因強加在捷克斯洛伐克頭上的蘇聯模式而引起的政治和經濟危機。它是捷克斯洛伐克根據本國國情，為加速經濟發展，完善社會主義制度而在政治、經濟方面進行改革的有益探索。它的目的是建立一條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可悲的是，來自蘇聯克里姆林宮的嚴寒冷凍了這場改革，“布拉格之春”夭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