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學模

蔣學模（1918.3—2008.7），男，1918年3月出生於浙江省慈溪縣（今慈溪市）觀城鎮(2001年10月鎮級行政區劃調整時，原觀城鎮、師橋鎮、鳴鶴鎮三鎮已合併為觀海衛鎮)后蔣村。著名經濟學家，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原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市經濟學會原名譽會長，國務院頒發的第一批有特殊貢獻政府津貼獲得者，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批博士生導師。

曾任上海市第二、三屆政協委員，第四、五、六屆常委，中國對外文化交流協會常務理事，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二屆經濟學科評審組成員，國家教育委員會學位評審組成員，復旦大學社會主義經濟研究所所長，《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總編輯，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大百科全書》經濟學卷編委，《辭海》編委兼政治經濟學分科主編。

蔣學模一生撰寫、主編及編譯的各類著作有40多部，論文100多篇，總共近千萬字。最有名的《政治經濟學教材》現仍在再版，共發行1800萬冊。

2008年7月18日凌晨4時，蔣學模因病在華東醫院逝世，享年90歲。

6歲時蔣學模離開寧波隨父親到上海求學。

1936年到1937年，在蘇州東吳大學經濟系求學。

抗日戰爭開始后，輾轉入川。

1941年畢業於四川大學經濟系，獲經濟學學士學位。

1941年大學畢業后，任香港《財政評論》社編譯。

1944年，在重慶任財政部財政研究委員會編譯。

1945年至1949年，任在重慶（后遷上海）的復旦大學文摘社編委。

1949年起，任復旦大學經濟學系講師、副教授、教授。

1961年起，擔任《辭海》編委暨政治經濟學分科主編。

1978年起，擔任《中國大百科全書》經濟學卷的編委，以及《政治經濟學辭典》的主要撰稿人，為我國的辭書編寫作出了貢獻。

2008年5月，蔣學模因患腸癌住進華東醫院。儘管病情嚴重，但躺在病床上的他在得知“5·12”汶川地震災情后，立即委託保姆從自己的養老金中取出1000元捐到經濟學院。後來，他再次委託保姆交了500元特殊黨費。這是蔣學模為社會留下的最後一份貢獻。

蔣學模主要成就是2本書：一是他撰寫的《政治經濟學》，二是他翻譯的《基督山伯爵》。

主編《政治經濟學》

蔣學模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傳播的第一人，他主編的《政治經濟學》教材，是改革開放以來，數代大學生必讀的教科書。

蔣學模主編的《政治經濟學》的內容和觀點，始終處於“進化”過程中。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他就提出“社會主義生產是公有制基礎上的商品生產，必然同時受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進入新世紀，股份制改革、科學發展觀又納入了他的視野。隨著改革的深入，蔣學模的《政治經濟學》每兩年更新改版，至今已是第14版了。為這個，他不顧高齡，堅持忙於經濟學理論的創新。

2005年9月復旦大學百年校慶的時候，有記者採訪蔣學模，看到86歲的他還在伏案修改《政治經濟學》，他解釋說每天堅持工作4個小時左右：“最近要出第13版了，我正忙著修訂它。”

在蔣學模家中的書桌旁，一隻方方的紅木柜子頗為引人注目，那是他做學問時的“秘密武器”。上下幾層的抽屜，滿是排列齊整的卡片，卡片上是密密麻麻的蠅頭小字，並按規律進行了編排，有幾千張之多。這些卡片都是蔣學模幾十年細緻研究工作的見證。蔣學模認為：“沒有一種理論可以一成不變，放之四海皆準。我們的理論也必須跟隨實際變化時時予以更新，才能確保與時俱進。”

翻譯《基度山伯爵》

蔣學模酷愛文學，早在上大學時，一部英文版的《基度山伯爵》讓他愛不釋手，花了幾年的時間，翻譯成中文，成為經典翻譯著作。70年的治學經歷，凡遇到困難時，他牢記著大仲馬《基度山伯爵》這本書的最後一句話：人類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四個字裡面：“等待”和“希望”。也正是基度山伯爵不怕挫折的精神，鼓勵著他跨過一個個難關，登頂中國經濟學界的高峰。

蔣學模翻譯的《基度山伯爵》，發行持續60餘年，吸引了數以千萬的中國人。

蔣學模長期致力於政治經濟學尤其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和研究，勇於提出自己的學術觀點並且不斷地加以修正。嚴密的邏輯論證，活潑流暢的文字風格，構成其著作和文筆的特色。他的主要學術著作除著名的《政治經濟學》教材外，還有《美國經濟危機》(1950)、《政治經濟學講話》(1955)、《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優越性》(1959)、《論社會主義經濟》(1980)、《社會主義經濟十論》（1982）、《政治經濟學二十題》（1983）、《社會主義所有制》(1985)、《社會主義經濟新論》(1988)、《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思考》(1995)、《蔣學模自選集》(1999)、《蔣學模文集》(2001)、《高級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總論》（2001）等。

一本教材影響了幾代人

數代人，或許都會記得那兩本書：或者是《基度山伯爵》，或者是《政治經濟學》教材。前者，出版60餘年，上世紀80年代重版時“洛陽紙貴”；後者，至今再版12次，很多學者攀著它邁入了經濟學的門檻。

國內最廣泛流傳的《基度山伯爵》的譯者是蔣學模，《政治經濟學》教材的作者和歷次修訂者，也是蔣學模。“蔣先生自己最看重的作品是《基度山伯爵》和《政治經濟學》教材。好多年前，他自己開玩笑說，這兩本書可以代表他的一生。”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張軍回憶，蔣學模講過，翻譯《基度山伯爵》時正值抗戰時期，家中貧窮，翻譯的稿費，他還在太太生孩子時買了雞熬了雞湯。解放后，他到復旦大學研究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一本教材影響了幾代人”。

學生回憶：很知名，很開放，很風趣

有一次蔣學模做一場關於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市場經濟、商品經濟的報告。“蔣先生的口才非常好，也很幽默。講座開頭，他講到李谷一唱的《鄉戀》，這首歌比較纏綿，因而當時受到激烈批判。蔣先生談到這首歌，他覺得沒什麼問題。”在學生們看來，蔣學模的思想在當時是比較開放的。正因如此，他的學生、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張軍至今仍對這堂講座記憶猶新。

張軍於1981年入校，那時蔣學模已逾六十，依然在帶一些研究生課程，並不時在學校開設講座。“印象中，很多學生慕名前去。”張軍聽過他不少講座，工作后私交也不錯，他感覺蔣學模“很知名，又開放，又風趣。他講座的最大特點是條理特別清晰，文章也是一樣。”

1977年入校的張暉明一直跟隨蔣學模讀完了碩士研究生，之後又攻讀博士。在他的印象中，蔣學模“實事求是，非常開放。他鼓勵我們創新，鼓勵我們真正讀懂馬克思主義。”復旦大學經濟系教授張暉明記得，當時教學資料比較緊缺，蔣學模曾經組織青年教師去北京圖書館學習、複印資料，“這算是他一個比較有代表性的動作”。

20世紀80年代初期，國門方開，資訊尚不通暢。張軍特別提到，蔣學模是當時少數代表中國經濟學家參加國際會議的學者，“還曾經作為中國經濟學家代表團的團長到南斯拉夫參加會議。”張暉明同樣對此感觸良深，當時出國很難，蔣學模每次出國，都會帶回一些國外學術界的新動態，“一回來就作演講，把這些新動向介紹給我們”。“他是經濟學術領域永遠的‘基度山伯爵’”，這是復旦學子對蔣學模的一句評價。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的老師

學界追憶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袁志剛憶蔣學模

蔣先生教的是政治經濟學，我當年在復旦大學念研究生的專業是世界經濟學，雖然我不是他直接的學生，但我也經常去聽他的課。事實上，我認為“文革”後學習經濟學的大學生都深受他的影響，他寫的那本《政治經濟學教材》直接影響了幾代經濟學學人，這本教材至今發行超過1800萬冊，出了14版。可以說，《政治經濟學教材》在中國的地位相當於薩繆爾森寫的《經濟學》在美國的影響力。

蔣先生的《政治經濟學》之所以能有那麼長的生命力、那麼受歡迎，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深入淺出。我記得蔣先生曾經說過，“學者寫書深入深處，那是嚇唬人；淺入淺出，那是沒有進入核心；做學問就是要深入淺出。”蔣先生做學問的另一個特點就是“與時俱進”，《政治經濟學教材》出了14版，這正說明他的思考和學問一直在“與時俱進”中，第一版的《政治經濟學》和第14版已經有許多差別了。記得有一次開研討會，經濟學的另一位前輩于光遠先生說：“我是死不悔改的馬克思主義者。”蔣先生則回應道：“我是不斷悔改的馬克思主義者。”

■復旦大學企業研究所所長、上海市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張暉明憶蔣學模

我從1977年進入復旦大學，本科、碩士、博士一直都是蔣先生的學生，所以我對他有著深厚的感情，他就是我學術的領路人。

作為一代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泰斗，他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改革開放的許多思考非常深刻，蔣先生一直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回到了馬克思主義科學基點上。蔣先生並非是單純的書齋學者，他時刻觀察著現實生活，實踐是檢驗他學術理論的標準。他是“真正的大師”。

■復旦大學外文學院院長陸谷孫憶蔣學模

蔣先生是我國經濟學泰斗，但他也是大仲馬代表作《基度山伯爵》的最早翻譯者。雖然蔣先生翻譯的《基度山伯爵》是從英譯本轉譯而來，但這絲毫不影響他的譯本的可讀性，我認為翻譯得很好，讀上去很舒服。我最初讀的《基度山伯爵》就是他的譯本。記得那是上世紀50年代，至今我依然記得小說中的一句話，小說中基度山伯爵偽裝成英國人，蔣先生這樣翻譯道：“他邁著大不列顛子孫特有的步伐……”非常妙！

後來在復旦大學，有一次我問蔣先生，他這樣一個經濟學家為什麼當初想到翻譯《基度山伯爵》，蔣先生對我說，他就是喜歡這部小說，“高深的小說我看不懂，我只看流行的小說。”有些人批評蔣先生的《基度山伯爵》從英文轉譯所以不正宗，我不這麼認為，這不影響譯本的質量，至今我讀上去還津津有味。

■著名法語翻譯家、中國法國文學研究會副會長鄭克魯憶蔣學模

蔣先生在20世紀40年代從英文轉譯的《基度山伯爵》，雖然他是偶一為之，但翻譯的文字非常流暢，基本忠實原著，使用的語言也已經接近我們現在所使用的語言了。我認為他的譯本比之前所有大仲馬作品的譯本都要好。這也說明，蔣先生英文底子非常好，中文也很好。後來，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了從法文版直接翻譯的《基度山伯爵》，但我認為這不妨礙讀者仍然選擇蔣先生的譯本，畢竟小說從20世紀40年代流行到80年代，已經經過了時間的考驗，成為經典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