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歲出門遠行

十八歲的“我”開始了旅程，十八歲的青春開始被放逐在一個巨大的社會環境里，等待著“我的青春”的將會是什麼？“我”面對一切都如此的放鬆，因為“我”總是把眼前的新鮮想像成一些“我”有限的記憶中已經熟悉的過往，甚至於“我”的小聰明讓一支煙換取了免費搭車的喜悅，“我”有點沾沾自喜，出門是一件快樂的事情。可後來變了，汽車拋錨了，一些人搶走了車上的蘋果，他們甚至打傷了阻攔的“我”，而蘋果的真正主人——司機卻在一旁漠不關心。最後，最後司機拿走我的行李，驕傲地離去，“我”成了唯一的受害者，孤零零站在拋錨的車前。

卡夫卡對余華創作上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余華曾在多個場合提到卡夫卡對自己的影響。“在我即將淪為文學迷信的殉葬品時，卡夫卡在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我，我把這理解成命運的一次恩賜。”“我要感謝卡夫卡，是卡夫卡解放了我的思想。”余華在談論卡夫卡對他的“解放”時無一例外的提到了一部作品，就是《鄉村醫生》，他發現原來文章還可以這樣寫：“他想讓那匹馬存在，馬就存在；他想讓馬消失，馬就沒有了。他根本不作任何鋪墊。我突然發現寫小說可以這麼自由。”接著他創作了《十八歲出門遠行》，這部作品可以說是余華的成名之作，也是他受卡夫卡影響最早期的作品。

1986年《北京文學》舉辦了一個青年作者改稿班，希望藉此發現新人、新作，余華本不在這批青年作者中，被臨時邀請來參加。接到邀請的余華手頭尚沒有可以帶到北京的合適小說，恰巧余華在晚報上看到搶蘋果事件的新聞，於是他以此新聞為藍本，很快的寫了一篇短篇小說《十八歲出門遠行》。

主人公“我”

“我”是天真單純的。“我”對世界充滿了熱愛，“所有的山所有的雲，都讓我聯想起了熟悉的人。我就朝著它們呼喚他們的綽號”；“我”叛逆輕狂，做事沒有分寸，想拿石頭砸汽車，甚至想躺到路中央去攔車；“我”天真無邪，學著像成人一樣給司機遞煙，認為他接受了煙就代表接受了“我”。這些地方都顯示了“我”只是一個在年齡上剛邁入成年而在心理上卻還是一個充滿童真的少年。

當“我”奮不顧身為司機阻止搶劫蘋果的山民時，司機卻看笑話似的袖手旁觀；當“我”遍體鱗傷倒地不起時，司機卻偷了“我”的背包與搶劫者一起離開。這些荒誕的事情就像一顆炸彈，將“我”原本的價值觀摧毀殆盡。“我”在十八歲時懷著熱情和夢想第一次出門遠行，現實世界卻給“我”當頭一棒。

司機

司機是一個複雜的角色。司機面對氣勢洶洶的搶劫者，沒有絲毫抗爭的意思，因為他明白，在這樣一個暴力群體下，他弱小的抗爭是徒勞無力的，“我”奮不顧身的相助，也只是以卵擊石，在他看來極為可笑。雖然他損失了蘋果，汽車，但是他保全了自己，當“我”被打得遍體鱗傷，他已經搖身變成了看客，一個能在“我”身上獲得補償性滿足感的看客。最後，司機拿了“我”的包與搶掠者一起離開，因為他發現在“我”面前他是一個強者，在“我”身上，他可以肆無忌憚獲得強者的滿足感。所以與其說這個司機是一個複雜的人，還不如說他是一類擁有看客心理，世俗化，愚昧麻木，欺善怕惡，圓滑世故的病態群體。

山民

山民是暴力的代表。山民看見拋錨的汽車，然後就像參加日常生產勞動一樣，有條不紊地搬運起蘋果來。“我”上去阻擋，結果被狠狠打了一頓，就連原本天真可愛的小孩也很暴力，“幾個孩子朝我擊來蘋果”“拿腳狠狠地踢在我腰部”。這些人就像野蠻人一樣暴力無情。在一批搶掠者之後，又來了更大一批搶掠者，搶了蘋果然後開始卸汽車，最後汽車“遍體鱗傷地趴在那裡。‘我”“每動一下全身就劇烈地疼痛”。

父親

父親沒有與惡為伍，而是一個用心良苦，溫暖的人，他就像陰天里的一縷陽光，給人溫暖，照亮黑暗。同時他還承載著現實世界里所有父親對兒子深厚的愛。

在余華的這部作品中，展示了青年成長階段在邁向成人世界時的種種遭遇：理想與現實、抗爭與無奈、殘酷與溫暖、失去與收穫等。可以發現，作品中還透露出兩個更深層次問題：一是青年所接受的成長教育的悖論，二是在青年成長過程中正面引路人的缺失。

首先看成長教育中的悖論。十八歲生日那天父親給了我一個紅色的書包。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個書包里裝著的，是我邁入社會前所做的一切準備。“我”是在得到父輩的允許或者是在父輩的要求下，踏入陌生的現實社會。因此，“我”是在傳統教育中成長起來的，遵從於父輩的青年。由於我從未曾真正走入社會，所以我所準備的只局限於“我”的間接體驗。在現代社會，這些體驗更多的是來自於教育，來自於家庭中的父輩與兄長的，來自於學校專業教師的，也包括“我”的小生活圈子。這是“我”紅色書包中差不多所容納的全部內容。然而，在社會及個人前途不可知的情況下，機械般的形式教育和片面性的思想教育，是導致“我”過渡到成年階段必須付出巨大痛苦的原因之一。

“我”對整個世界抱持友善的態度，一路上對著群山就像對著自己的朋友。我遇到卡車司機，滿以為“我”付出后必然有回報。司機跟我侃侃而談，搭著“我”的肩膀，訴說自己的情感經歷，“我”便把他看做好得不能再好的朋友。看到有人哄搶蘋果，出於正義感和對朋友的忠誠，“我”必須去阻止這些有悖道德的行為，在“我”所接受的教育里，盜竊行為是不能容忍的，眼見他人遇到困難而坐視不理，也是不可以的。於是，“我”挺身而出，用正義的行為去阻止他們，使世界恢復到應該是怎樣的一個狀態中去。然而“我”失敗了，這暗示著“我”所接受的教育的失敗。而那個司機朋友竟然也背叛了“我”。他看見“我”被打，表情竟然越來越高興，最後還搶走了“我”的背包，與那伙盜賊同上了一輛拖拉機，消失在了公路上。在這裡紅色背包被司機搶走，實際上暗示了父親交付給“我”的經驗在“我”的現實里成為不可能。“我”需要重新發現和認識。司機代表了一種當下的社會現實，不可理喻，也不可信任。睜這是“我”所接受的教育里所不會提到的，無論是從書本上、家庭中、學校里都不會向“我”解釋這些現象是怎樣發生的，“我”又該如何去餓“我”所被灌輸的思想是規約“我”如何去成為一個合格的人。於是，“我”擁有了教育所要實現的理想化人格，而當下的社會現實以及個人如何能在重重矛盾中避免傷害，獲得發展，卻不是教育關鍵所在。因此，在“我”的眼裡，成人世界只有美好。“我”所接受的教育來自於“我”的父輩及其所屬的成人世界。來自於成人的教育，卻在成人的世界里被推翻。這一成長教育中的悖論令人深思。

其次，再看青年成長過程中正面引路人的缺失問題。通常，青年成長路上，領路人是一個重要的要素，充當青年成長中的指導和教誨的角色。十八歲那天“父親在我腦後拍了一下。於是我歡快地衝出了家門。”從這一刻起，“我”一下子被拋入現實社會，開始孤獨地面對陌生世界，“我”在路上漫無目的，沒有方向。因為“我”出發前就沒有預設的目標和來自成人的導向。當“我”坐上汽車，雖然是向自己來時的方向行駛，但“我”仍然覺得舒服。因為“我”沒有方向。

接著“我”想要找個旅店。尋找旅店從某種意義上象徵著青年在進入成人世界中對現實生活的歸宿和自我精神所屬的一個尋求。旅店象徵人生道路上的一程，“我”要在這個旅途中不斷地尋找和嘗試新的落腳點。在這個動態的過程中，對世界進行不斷地認識和體悟，從而找到自己的位置。當“我”坐在車上問司機，要去哪裡，他也說“開過去看”。一個人在成長過程中總會受到身邊人的影響，可能是積極的，也可能是消極的。這些人物影響著主人公的生活經歷和他們對社會的認識。青年在觀察這些人物扮演的社會角色申逐漸找到自我，找到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而在《十八歲出門遠行》這部作品中，會發現余華將主人公與外在世界的人們之間最大限度地陌生化了。所有的人物都是模糊不清和無來由的。就連那個唯一和主人公發生過交流的司機也是無章可循，喜怒無常。成長領路人的缺失，使得主體彷彿被置於社會的荒漠。

這篇小說的情節十分荒誕，充滿了掠奪與欺騙。為了搭便車，“我”向司機敬煙，司機接受了“我”的煙，卻粗暴地拒絕“我”乘車；“我”兇狠地呵斥他，他卻“笑嘻嘻地十分友好地看起我來”，而且還要“我”在車正開著時去車廂取蘋果；汽車拋錨了，司機不但不著急，反而在旁邊認真地做起了廣播體操；有人搶劫車上的蘋果，他竟然無動於衷，只對“我”被打破的鼻子感興趣；搶劫又一次發生，“我”奮不顧身地反抗，被打得“跌坐在地上”，“再也爬不起來”，司機不但不同情和幫助“我”，卻“站在遠處朝我哈哈大笑”；最後司機也參加到搶劫者行列里去，把“我”的背包也搶走了。從表面看，這一切都是不合情理的，是荒誕的，但從藝術的角度看，這正符合現代主義文學的要求。現代主義文學往往不主張作品去再現生活，而是提倡從人的心理感受出發，表現生活對人的壓抑和扭曲。這裡的故事本身僅僅是一種媒介，或者是一種象徵，因此，不能用現實生活的邏輯來理解作品。其實，這篇小說正是通過“我”第一次出門遠行的經歷，表現對生活的一種感受。顯然，作者的指向是現實生活的荒誕與虛偽，想要凸顯的是人世之險、人性之惡，這也是余華對現實冷峻思考的結果，是作者對現實世界的真實反映。在這裡，小說的故事情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給讀者一種荒誕離奇的感覺。讀者越是感到離奇、荒誕，不可思議，作者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西方現代派文學是反傳統的，荒誕性是其藝術特徵之一。單從這點看，《十八歲出門遠行》的現代派特點是非常明顯的。小說通過十八歲的“我”的眼光對現實世界做了真實的反映。尤其是看到被搶的司機不但不憤怒，不阻擋這種搶劫行為，反而“哈哈大笑”地與搶劫者共同坐在拖拉機上，而且還搶了“我”的背包。初次閱讀作品的，一般都無法理解司機的這種行為。其實，這裡面有作者的隱喻。這種行為表面上看起來是荒誕的，但仔細一想，這並不奇怪。在商品經濟的大潮下，人的價值觀念和傳統的倫理道德受到了空前的撞擊，人們的是非善惡觀也發生了變化。

《十八歲出門遠行》寫於1986年下半年，雖然經由青年作者改稿班進入《北京文學》，但《北京文學》並沒有將它與改稿班上的其他稿子同時發表，它被提前刊發在1987年第1期的頭條，這個位置足見該雜誌對其的重視。20多年之後，這篇小說以“突兀”的姿態出現在了文學教育領域，入選人教版高中新課標教材第三冊和語文版高中新課標教材第一冊，這是中學課本中第一次收錄先鋒派小說家的文章。

《十八歲出門遠行》最初發表時得到了《北京文學》主編林斤瀾和副主編李陀的一致肯定，李陀在看過小說后給予了高度的評價，甚至認為余華“已經走到中國當代文學的最前列了”。

王蒙把余華的這篇小說與劉西鴻的《你不可以改變我》、洪峰的《湮沒》看做探討青年問題的小說放在一起來解讀，認為《十八歲出門遠行》寫出了“青年人走向生活的單純、困惑、挫折、尷尬和隨遇而安”。

余華，1960年4月3日生於浙江杭州，中國當代作家。

1978年，高考落榜後由父母安排進入衛生院當牙科醫生。1983年，發表個人首部短篇小說《第一宿舍》。1987年，發表《十八歲出門遠行》《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等短篇小說，確立了自己先鋒作家的地位；同年，赴北京魯迅文學院進修。1990年，通過作家出版社出版首部小說集《十八歲出門遠行》；同年，出版首部長篇小說《在細雨中呼喊》。1992年，出版長篇小說《活著》。1995年，創作的長篇小說《許三觀賣血記》在《收穫》雜誌發表。1998年，憑藉小說《活著》獲得義大利文學最高獎——格林扎納·卡佛文學獎。

2003年，英文版《許三觀賣血記》獲美國巴恩斯·諾貝爾新發現圖書獎。2004年，被授予法蘭西文學和藝術騎士勳章。2005年至2006年，先後出版長篇小說《兄弟》的上下部，該書因極端現實主義的寫作，曾在中國引起爭議。2008年5月，出版隨筆集《沒有一條道路是重複的》；10月，憑藉小說《兄弟》獲得法國國際信使外國小說獎。2013年，發表長篇小說《第七天》，並憑藉該小說獲得第十二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傑出作家獎。2015年，出版首部雜文集《我們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2018年1月，憑藉小說《活著》獲得作家出版社超級暢銷獎；7月，出版雜文集《我只知道人是什麼》。2021年，出版八年來的首部長篇小說《文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