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運震

牛運震，山東滋陽人，雍正進士，乾隆初出任甘肅秦安縣令，“開九渠，溉田萬畝。縣北玉鍾峽山崩塞河，水溢為災，運震率丁夫開浚，凡四日夜，水退。緣山步行，以錢米給災戶。”前任誤審馬姓五兄弟為盜，不服上告，卻將一人監斃獄中，牛氏審實，為之昭雪。當地文教落後，乃設隴川書院，“日與諸生講習，民始向學”。固原發生兵變，捕捉三百人，督撫召他去出主意，他“請釋無辜，入城慰喻。斬三人，監候四人，余予杖徒有差，反側遂安”。他自己被劾免官，“貧不能歸”，只好留在蘭州的皋蘭書院講學。

牛運震雖僅在世52載，卻跨前清康、雍、乾三朝，其高祖牛天鑄、曾祖牛起宗、祖父牛洪範均為貢生，其父牛夢瑞亦為拔貢，家風世代敦厚，使其自幼便受到良好的教育，十歲便能誦四經、撰美文，有“牛才子”之美譽。雍正初年（1723），在他十七歲時補選為縣稟生，以文章文彩出眾，聲名遠揚。1729年，選為拔貢生。1732年應順天試，次年進士及第。1735年，山東奉詔舉辦博學鴻詞科考試，山東巡撫岳睿選推他應試，顯示出過人的才華和韜略。當時的許多碩學飽讀之士與其相比亦略遜一籌，然而遺憾的是他到京都參加殿試時，卻因其文章不符合體例規定而落榜。

乾隆三年（1738），牛運震被授予甘肅秦安縣知縣一職，當時，京城的群賢公卿都對他到如此偏僻的外地補缺任職而惋惜，然而他卻欣然赴任。秦安四面環水，西有隴水，牛運震到任后即帶領民眾開鑿了九條河渠，使萬畝旱田得以灌溉。縣北的玉鍾峽崩塌，致使河道堵塞，河水溢出損壞民居，牛運震招募民工壯丁，率領縣內官吏及家屬數百人，親自監督疏理，一直奮戰了四個晝夜，終於使河道通暢，沿河民眾轉危為安。在遠離縣城200多里地的西固，村民長途運輸交納糧食費時費力，長年拖欠公糧，胥吏強迫他們交納，村民則成群結夥手持棍棒進行抗拒，牛運震單人單馬前往勸諭，詢問百姓疾苦和拖欠公糧的原因，村民請求用銀子代替糧食，他經過考慮后答應了他們，西固的百姓再也沒有拖欠的了。

在任其間，牛運震明察秋毫，平反了許多冤獄。他還指導農民製作新式農具，學習先進的耕作方法，給貧困的農戶以無息貸款，民眾十分歡迎和擁護這樣一們位父母官。他在縣署東側設立隴山書院，常到書院進行講學，地處偏僻的秦安人民，由此開始傾慕求學，並有不少高中科舉。秦安也因此被人們譽為“隴右鄒縣”。至今，上鐫“真谷先生講學處”的石碑猶存於書院舊址。

由於牛運震治秦有方，功績卓著，乾隆六年（1741），朝廷又令其兼任徽縣知縣，實踐著他“從政為民”的夙志。乾隆八年（1743），他又兼攝了兩當縣縣令，同時治理三縣，事務更加繁忙，特別是由於地域廣袤，聽斷十分困難，他特意在三縣中心點的大門鎮（別名小甘州）設堂辦公，聽訟斷案。其五言詩《大門鎮曉行》即描述了這段經歷：

落日微心道，遙林風未收。

簿書妨月夜，鞍馬任霸秋。

峽虎飢難卧，江猿晚易愁。

一身三縣宰，憔悴小甘州。

徽縣多虎患，在牛運震兼攝縣令的三年裡，共招募壯士捕殺26隻，從此後，徽縣道路才暢通無阻。徽縣民眾為表感激之情，在其離任時特繪製了《馴虎圖》贈送給他，表達了徽縣百姓對牛運震的愛戴和崇敬。乾隆九年（1744），逢甲子鄉試，牛運震被召赴西安任考官，因考核政績優異，於次年調任平番（今甘肅永登縣）知縣。

平番縣地當要衝，為兵家必爭之地，屯兵3000餘人。牛運震到任后採取對外友好、對內安撫、恩威並重的政策，取得顯著成果，威信大增。他還針對此地常受乾旱威脅的現狀，興修水利，發動民眾治縣城東南的鹹水河，開浚渠道十餘里，使附近180餘頃農田得到灌溉。乾隆十二年（1747），縣城東南玉道峴等五個地方發生飢荒，他帶頭捐糧200擔，使遭受飢餓死亡威脅的百姓得以拯救。後來當地百姓為表感激，每人捐獻了一文錢，做了件“萬民衣”，並把剩餘的錢兌成銀子，一起贈送給他。牛運震再三推辭不下，收下了“萬民衣”，銀子則分文不受。

地處甘肅東南邊境的固原，是提督衙門所在地，這年其內部發生了兵變，亂軍攻佔了提督府，掠奪居民，搶人錢財，情勢十分危急，陝甘督撫調大軍來到平涼，在鎮壓前，聞聽牛運震足智多謀，便急召其前來獻策，牛運震勸兩位大人鎮靜行事，先不要帶大兵進行剿殺，而是遠遠地屯兵於城外作為後援，他命令和說服被俘亂兵回營遊說，並向他們親授良策，他們依計行事，果真說服了一大批亂軍，捕獲了亂軍首領並交出城外。之後，巡撫和總督卻又採取了新的鎮壓，派了一個姓任的游擊將軍進城抓捕了300多名叛軍押出城外準備處斬，使恐懼萬分的其他亂軍又要發生新的騷動，牛運震挺身而出，請示督撫釋放無辜者，並親自入城安撫，請纓審理此叛亂事件，除對首犯3人和主犯10人判斬立決和秋後處斬外，對協從者進行了赦免，將這次叛亂兵不血刃地平息了。督撫大人通過這件事對牛運震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極為欣賞他的才能，又任命他兼攝了古浪縣縣令。

然而，黑暗的封建官場是難以容忍這樣一位正直、廉潔、博學多識、能力超人的官吏仕途通達的，兼攝四縣的一個七品縣令，卻令一些州官感到威脅。乾隆十三年（1748），正當上級將他列名提升的關頭，那些人卻抓住先前受“萬民衣”一事，對其進行彈劾，其結果讓牛運震目瞪口呆，不僅未被提升，竟然還被罷免了所有的官職，一時間，心中之委屈、憤怒可想而知。然而，牛運震的骨子裡終究是來自孔孟之鄉的文化人，他的憤懣變成了坦然。離任時，平番縣百姓近千人夾道哭送，然而他為官十年，卻清貧到最後湊不足回家的盤纏，其廉潔程度已達到令人不可思議的程度。史學家慕壽祺曾給予他這樣的評價：“……前清一代，甘肅州縣以牛運震為第一。不聞旌異之典，反為宵小所排。古今政治之不同類如此。”上級官員有與他交好同情者看到此狀，深為感慨，將其聘為皋蘭書院主講，以積聚歸鄉之資，因其知識淵博，教學有方，深得學生欽佩，等到先生回歸故里時，竟有學生不遠千里步行送他到西安灞橋方才返回。

牛運震回到兗州后閉門研習經學，和家鄉的學儒探討交流治學經驗，並遊歷四方，結交了許多天下名士，其間還曾主講過晉陽、河東兩書院，深受山西、河南兩省教育界推重，尊稱其為“空山先生”。這時牛運震已徹底完成了由一個封建官吏向一代鴻儒的嬗變，他對學問的研究和著述亦開始進入博大精深的黃金歲月，然而天不假年，就在空山先生剛開始實施他“貫穿萬家，刪拾前吏”、寫成幾部“永為典記”著作的計劃時，卻於乾隆二十三年（1758）正月二十二日酉時溘然長逝，年僅53歲，這是兗州的遺憾、歷史的遺憾、文化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