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保純

嘉慶十一年(1806年)任廣東高明縣知縣

二十一年(1816年)任廣東番禺縣知縣

二十二年任廣東南雄州知州。

道光十九年正月下旬(1839年3月上、中旬)，當林則徐以欽差大臣南下廣東查辦鴉片，船過三水縣時，余保純仍在南雄州任知州，曾與其他地方官員去拜謁林則徐，以後便作為林則徐的隨員，協助林在廣州查禁鴉片，經常往來於虎門、澳門、沙角等要塞。當時余保純在查辦鴉片煙事務上，是積極努力的，做了不少事。應該說在林則徐廣州查禁鴉片期間，余保純的表現基本上是好的。因而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他被調去署理廣州知府。

但是，當林則徐與鄧廷楨被革職后，在琦善被任命為欽差大臣接任兩廣總督，以後奕山又以靖逆將軍主持廣東戰事和祁貢繼琦善任兩廣總督的時期里，余保純卻按照投降派的意旨，充當了琦善、奕山等人對外屈辱求和的馬前卒。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至翌年正月間(1841年1-2月)，他隨同琦善在獅子洋畔蓮花城與義律進行談判，隨後琦善又派他到黃埔與義律議定條款，這便是所謂的《穿鼻草約》，這個《草約》，實際上沒有正式簽字，但在談判中，余保純是完全遵從琦善屈服於侵略者的意旨辦理的。其間，義律在談判過程中，乘琦善大事撤防毫無戒備的有利時機，策動英艦突然襲擊虎門外的大角、沙角炮台，以迫使琦善接受他所提出的全部條件，余保純又奉命與義律談判，議定停戰三天。四月初，英軍炮轟廣州城，余保純奉奕山和祁貢之命出城向侵略軍求和，簽訂了屈辱的廣州停戰協定（中英廣州和約），其中包括所有外省軍隊退出廣州六十里以外，一周內繳付英軍“贖城費”六百萬元，以換取英軍撤出虎門，歸還所奪炮台。這年四月初十日(1841年5月30日)爆發了著名的三元里人民抗英的戰鬥，當廣州北郊三元里一百零三鄉群眾數萬人圍殲英國侵略軍於牛欄崗，正要取得勝利時，余保純又奉奕山、祁貢之命，為侵略者解圍，“代夷乞免”。

由於余保純多次忠實執行投降派的命令，進行了上述一系列的對外妥協活動，激起了廣大人民群眾對他的憤恨，罵他是“漢奸”，而不服他的管轄。道光二十一年八月(1841年9月)，余保純主持南海縣科舉首場考試，當他的座轎剛到南海縣考場時，應試的生童就都大聲喧鬧，叫喊說：“我輩讀聖賢書，皆知節義廉恥，不考余漢奸試”，一致罷考，並數落余保純對侵略者屈辱求和，賠送銀兩，壓抑三元里人民抗英活動，庇護侵華的英軍等種種行為。在場的南海、番禺教諭力圖平息生童們的喧鬧，反而激起生童們更強烈的反抗。余保純見勢頭不好，慌忙上轎逃走，結果連轎也被他們擲來的磚頭瓦片所擊破。

在廣州人民群眾的強烈反對下，余保純被廣東巡撫怡良免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