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爺

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倒爺”是值得書寫的群體之一。就是這些數以百萬計的個體戶、倒爺、小作坊、集體工廠以“螞蟻雄兵”的方式，推倒了計劃經濟體制的堤防。

上世紀80年代末，隨著政府嚴厲打擊“投機倒把”和“官倒”行為，再加上前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后當地嚴重缺乏輕工業消費品，“倒爺”開始轉戰國際市場（如把中國內地的紡織品賣到俄羅斯，然後將俄羅斯的皮革賣回內地等），並於上世紀90年代初形成了名噪一時的“國際倒爺“。

20世紀90年代以後，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商品流通體制的完善、價格雙軌制的消失和商品市場的日益豐富，“倒爺”失去存在的土壤，已經掘得“第一桶金”的倒爺們紛紛採取規範的企業化經營形式，“倒爺”一詞亦漸漸淡出人們的視野。

20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從事商品倒買倒賣的人。買賣是商品經濟中最常見、最基礎的行為，但在商品經濟極不發達的時代，有買有賣、又買又賣、買了又賣、低價買來高價賣出的做法，在1960年代叫“投機倒把”，要被繩之以法；在1970年代叫“二道販子”，也是見不得人的勾當；到1980年，就有“倒爺”這一毀譽參半的稱號了。

“倒爺”是計劃經濟價格“雙軌制”的產物，也隨著價格雙軌制的消失而遠離人們的生活。由於同時存在國家統配價和市場價，就給那些嗅覺靈敏或者擁有關係的人帶來了利用價差牟利的機會。

倒爺們最初不過是從鄉下收來幾百顆雞蛋、小心翼翼搬回城裡換糧票，或從沿海論斤稱來電子手錶用軍帽裝了在各地大城市兜售，後來發展到缺什麼倒什麼、什麼緊俏就倒什麼。國際倒爺牟其中，用川東某城瀕臨倒閉的廠里的積壓罐頭換回了民航飛機，讓雙方受益而自己從中更是賺了一大筆。隨後，大大小小的倒爺們開始琢磨著倒騰埃菲爾鐵塔和巴黎聖母院。其中真有個外國倒爺將一段不常通車的國有鐵路慷慨地倒給了一家公司，這家公司派了施工隊前去拆除了一大半路軌時，這一大騙局才被發現。

倒爺興起的原因是我國改革開放后的匯率計劃雙軌制的實行。

1979年我國的外貿管理體制開始進行改革，對外貿易由國營外貿部門一家經營改為多家經營。由於我國的物價一直由國家計劃規定，長期沒有變動，許多商品價格偏低且比價失調，形成了國內外市場價格相差懸 殊且出口虧損的狀況，這就使人民幣匯價不能同時照顧到貿易和非貿易兩個方面。為了加強經濟核算並適應外貿體制改革的需要，國務院決定從1981年起實行兩種匯價制度，即另外製定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並繼續保留官方牌價用作非貿易外匯結算價。這就是所謂的“雙重匯率制”或“匯率雙軌制”。

1980年人民幣官方牌價為1美元=1.5元人民幣。從1981年1月到1984年12月期間，我國實行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貿易外匯1美元=2.80元人民幣；官方牌價即非貿易外匯1美元=1.50元人民幣。前者主要適用於進出口貿易及貿易從屬費用的結算；後者主要適用於非貿易外匯的兌換和結算，且仍沿用原來的一籃子貨幣加權平均的計算方法。“雙軌制”匯率：企業的出口收匯被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必須按較低的官方匯率上繳國家，餘下部分可按調劑市場匯率售出或可自行根據市場供求信號進口盈利商品。

“雙軌制”是一種由“國家兜底”的試錯機制：“雙軌制”是一項頗受爭議的試錯機制。據當初設計這套改革方案的專家回憶，它是在當時計劃經濟還佔統治地位的情況下，國家既保護和封閉存量（保護和贖買既得利益者），又培育和發展增量（市場和新生力量）的漸進式改革思路。而當“放調結合”的價格雙軌制一出台，卻變成了“只放沒調、放也不暢”的蹩腳戲，結果造成了投機倒把活動猖獗一時，招致社會上的強烈不滿和埋怨。對此，國內一些知名經濟學家如吳敬璉等人都提出過尖銳的批評，認為“雙軌制等於是在同一條道路上同時實行靠左行駛和靠右行駛的雙重規則，勢必出現‘撞車’與混亂，助長計劃內外價格的‘權力尋租’現象”。當年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者胡和立研究的數據顯示，僅在1988年，國家控制商品的價差為1500億元以上，銀行貸款利差為1138.81億元以上，進口所用外匯牌價匯差為930.43億元以上，三項合計總價差為3569億元以上，大約佔到當年國民收入的30%。如此豐厚的紅利，怎能不讓“第三隻手”心動？因此，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社會上興起一股“全民經商熱”，找關係、走後門、搞計劃、批條子、辦公司成了一夜暴富的捷徑。

倒爺隊伍異軍突起

1979年後，中國實行原材料價格改革，許多產品的國家統配價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抬高，比如原煤價格從每噸14.52元提高為32.32元，統配水泥由每噸40元提高到90元；而另一方面，國家也允許企業超計劃自銷產品，可按市場價格出售。這就形成了“雙重價格”，也就是所謂的價格“雙軌制”(國家統配價和市場價同時並存)。這樣的背景下，市場價格比國家統配價時常會高出一到兩倍。“雙軌制”價格在一定程度上促進 了當時的經濟發展，也給那些“倒爺”們帶來了商機。

在那個時代，火車硬座、麻包袋幾乎成了“倒爺們”共同的道具。據說溫州美特斯邦威老總在用200萬元做大一個品牌之前，也是用麻包袋裝著布料蜷縮在火車硬座底下跑買賣。而林文和同樣是大包小包地扛著產品在火車上擠來擠去。這些倒賣行為在當時被命名為“投機倒把”。

1986年，受價格管控的影響，彩電生產量大滑坡。1988年，國家允許各地浮動20%，這又吸引了林文和這些“倒爺們”的目光。但一年後，國家為了制止“黑市交易”，再度控制流通體系和價格，導致“生產和需求”同時萎縮。20世紀80年代，“官倒”是腐敗的主要表現，其主因是價格雙軌制。“官倒”主要是通過“走後門”“批條子”，利用價格差行賄受賄、投機詐騙、倒買倒賣。於是，“打擊官倒”成為1989年廉政的一個口號。當初為了剷除“官倒”，中央決定價格並軌，價格並軌后沒有差價。只是當時的價格改革的條件實際上是不具備的，一時間的搶購風潮，最終導致了嚴重的通貨膨脹。

後來，隨著價格雙軌制的消失，“倒爺”這個說法也逐漸從人們生活中消失。1997年3月，刑法中取消“投機倒把”罪。只有未被取消且暫行了20多年的《投機倒把行政處罰暫行條例》，偶爾還是會像幽靈般溜出來讓人們再次領教“投機倒把”的含義。

倒爺轉向俄羅斯

在國內遭受打擊之後，很快，“倒爺”們把目光轉向了國外。“去俄羅斯做生意一星期能掙一輛賓士。”上世紀90年代，這類極富煽動性的說法在國內廣泛傳播。當起了“國際倒爺”，事實上，與俄羅斯接壤的黑龍江等地，中俄邊境貿易早在1980年代就已經相當興盛，許多村莊幾乎村村都有人在俄羅斯做“倒爺”，回來又走，走了又回。當地人至今念念不忘當年“一車西瓜換一輛坦克”的“盛景”。

也是在這個時候，在北京，有“國際倒爺后倉庫”之稱的秀水街，逐漸成為中國與東歐相互了解的重要通道。那個年代，北京人曾親眼目睹過俄羅斯商人席捲秀水街的採購狂潮，於是，膽大和聰明的一些人便試著也奔向俄羅斯。

20多年來，北京通過這條小街的民間貿易，不自覺地打開了通往外面世界的商道。而那些抓住了機遇、衝破了舊經濟體制的“二道販子”，後來統統在王朔的筆下被尊稱為“爺”，作為一個極具中國時代特色的稱呼為世人耳熟能詳。

北京經滿洲里至莫斯科的鐵路全長9000多公里，國際列車每周對開一次，運行六天六夜，這趟國際列車就是那些國際“倒爺”的主要交通工具。而這條線路在“倒爺”們的眼中，熟悉得如同回鄉的鄉間小路。

列車一進俄羅斯境內，每到一站，“倒爺”們就拎著皮夾克、羽絨服等蜂擁而下，而在站台上早就擠滿了等待搶購的俄羅斯人。這些“倒爺”們都掙了大錢，這些傳奇經回國后的“倒爺”們口口相傳，極具煽動效應。一時間，中俄邊境，掀起了全民搞邊貿的高潮。從最初的黑龍江“倒爺”、北京“倒爺”，發展到後來主要以福建和浙江的“倒爺”為主。只是，個中艱辛只有這些國際“倒爺”們自己知道。

中俄民間貿易的線路，就是他們用汗水乃至血水殺開的，其間的故事驚心動魄，當事人回首往事心情也異常複雜。在倒爺生涯道路上走來走去的人們，幾乎都遇到過搶劫，也有人送了命。

在俄羅斯最大的中國貨市場莫斯科市阿斯太，雖然外觀簡陋，但租金奇高。由兩個廢舊集裝箱上下搭建的店 鋪，年租金和各類“好處費”“保護費”，總共在50萬人民幣左右。不過比起生意的利潤，這些“打發俄羅斯人的小錢”已經不在“倒爺”們的算計之內。

生意做大了，錢也賺得多了，艱難的是要將掙回來的錢帶回中國去。查每個中國商人攜帶的美金便成了俄羅斯海關的重要任務。因為那時候，火車是惟一的渠道，“倒爺”們只能冒險將成千上萬甚至數十萬美金隨身攜帶回國。

於是，每次進出俄羅斯，都成了一種狂歡似的宣洩。列車一進俄羅斯，進入餐車就餐的都是中國“倒爺”們，因為每到一個俄羅斯的車站，貨物都會立馬脫銷。而列車一出俄國邊境進入中國，“倒爺”們又都鬆了一口氣，“回家真好！”

從倒爺到華商

正是這些“倒爺”們的所作所為，使鐵板一塊的流通體制出現鬆動，直至坍塌。沿著他們的足跡，原來為國家所獨有的外貿體系在私營企業和國際“倒爺”的聯手作用下走向開放。而隨著貿易的發展，從前的“倒爺”也成了如今的華商。

中俄貿易的演變歷史或許能成為國際“倒爺”作用的最好註腳。前蘇聯和東歐的劇變，令中俄兩國經濟有很大的互補性，一方面俄羅斯急需物美價廉的中國商品，另一方面中國需要俄羅斯的原料及工業產品，加大雙邊貿易符合中俄兩國的共同利益。上世紀90年代初，俄羅斯經濟蕭條，日用品嚴重匱乏，而中國的輕工產品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大批中國貨開始進入俄市場。進入俄羅斯的溫州商人都對那個年代懷念不已。

數據顯示，中俄貿易額2000年為80億美元，而前蘇聯時期最高貿易額僅是46億美元，蘇聯解體后，1993年貿易最高峰為72.8億美元。2000年中國對俄出口額為22.3億美元，其中服裝出口約10億美元，鞋3.2億美元，以上兩項佔據了出口總額的60%。

22.3億美元的出口中，其中包括10億美元的民營出口。2000年對俄出口幾乎一半是中國私營企業、個體戶完成的。顯然，在俄羅斯的中國個體商人、也就是那些國際“倒爺”們功不可沒。

國際“倒爺”在浙江曾盛極一時。在對俄投資比較密集的浙江嘉興、溫州，當地的外經貿管理部門相關人士表示，他們不完全掌握當地對俄投資的實際情況，因為很多投資不經報批就出去了。

只是當年那批早年的“倒爺”中“魚龍混雜”，一些人把劣質產品帶到了俄羅斯，比如說棉絮里夾雜著玻璃碴的“羽絨服”。許多不法商販，甚至採用膠水把毛粘在人造革上，用黑心棉填充羽絨服。

中國貨的以次充好，亂標價格，偽劣假冒，嚴重損害了中國貨的聲譽。林文和就目睹了那些年中國商品在俄境遇的巨大反差。有一段時間，“有些莫斯科商店門口乾脆掛出牌子：本店不售盜版商品和中國商品。”林文和說。

這也直接導致了貿易量的下降。《黑龍江統計年鑒》的數據也證實，中俄邊境貿易增長到1993年的頂峰后開始走下坡路，俄羅斯在中國對外貿易中佔比從2000年開始下降，2003年只有1.9%，僅為1990年3.7%的一半。

當地的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這些國際倒爺的生存環境。2007年4月1日，俄羅斯不允許任何外國人在市場從事零售經營的法律開始正式生效。從2006年12月該條令頒布以來，每到周末，各大市場就會上演華商甩賣貨物的景象。這些顧客更多地來自周邊城市，他們聞訊趕來購買低價甩賣的中國貨，一些俄羅斯商人則大批收購囤積，希望等中國人走後賣個好價錢。而在此之前，精明的溫州商人鄭秀康等人，在俄羅斯投資20億元建經濟合作區，把原來出口到俄羅斯的成品，以半成品運來，在當地加工，把中國製造變成俄羅斯製造。這樣，禁售令對他的產品就失效了。

倒爺有公私之分，亦即官民之別。民間倒爺名為“私倒”，官家倒爺稱為“官倒”，後者神通當然是更為廣大。官倒手裡一般都有權有勢，通過“批條子”利用價格差行賄受賄、投機詐騙，是上個世紀80年代腐敗的主要形式。

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倒爺”是值得書寫的群體之一。就是這些數以百萬計的個體戶、倒爺、小作 坊、集體工廠以“螞蟻雄兵”的方式，推倒了計劃經濟體制的堤防。

20多年過去了，曾令計劃經濟下流通體制坍塌的“倒爺”，也已經成為一個過往時代的名詞。在大多數國人的眼中，“倒爺”這個詞說起來似乎依然不是那麼的褒義。事實上，這些人恰恰是改革開放之初最善於抓住商機的那撥人。

個案

牟其中“罐頭換飛機”

南德公司的牟其中算得上當年中國第一倒爺，他的壯舉是“倒飛機”——改革開放初期的商業奇迹。他樂於談論的話題是國家、改革、命運這些大詞。作為第一代民營企業家，三度入獄的牟其中從大陸首富到首騙的故事是那個年代的傳奇。

沒有外貿權，沒有資金，沒有航空經營權，牟其中的“空手道”發揮到極致：把當年蘇聯4架圖-154飛機用價值4億人民幣的500車皮日用小商品換回中國。“罐頭換飛機”的故事大大啟發並超越了當時中國人的想像力。

他還提出過多項宏偉策劃：把喜馬拉雅山炸個50公里寬、2000米深的口子，引入暖濕氣流，讓中國西北成為降雨區；1993年提出要在滿洲里獨家開發一個邊貿口岸，建設“北方香港”。他還提出過搞活300家國有大中型企業的“765工程”，最早意識到通過對國有企業的重組和倒賣積累財富。1989年，他成為中國第一個受邀參加瑞士達沃斯論壇的中國民營企業家。1994年，他被《福布斯》列入全球富豪榜，達到了聲望的頂峰。

1997年，一本突然出現的雜誌增刊《大陸首騙牟其中》讓南德集團分崩離析，當年他的手下幹將馮侖、潘石屹、王功權等人較早離開牟其中創業，都成為了今日中國的商界巨頭。

文化

馮鞏“狂吻俄羅斯”當倒爺成為一種現象，各行各業對它的關注也就理所當然了。

當時有一部描寫倒爺的電影《狂吻俄羅斯》，相聲演員馮鞏在片中飾演一名音樂教師，與妻子離異后，對生活感到困惑，與好友雙成一起去闖蕩俄羅斯。在當倒爺的過程中，他愛上了年輕美貌的俄羅斯姑娘，並喜結良緣。

背後

未完善的經濟體制改革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名譽院長劉吉認為：在中國漸進式雙軌制改革歷程中，存在著大量尋租活動所獲得的灰色收入，這種收入有大有小，幾乎是全民性的，都是不公平的分配。政府官員或國企領導人的親友，利用信息和權力(諸如批條等)的不對稱，獲得“合法的”經營而獲利，也是不可忽視的不公平分配。

他認為“造成這些不公平分配的原因，歸根到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尚未最後完成和完善，還存在大量舊體制在頑強地表現自己。同時，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滯后，法制建設和執行都十分不完善。這些本質上都是過程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