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怒的葡萄

《憤怒的葡萄》以經濟危機時期中部各州農民破產、逃荒和鬥爭為背景。俄克拉何馬和鄰近的得克薩斯、堪薩斯、阿肯色各州的農民負債纍纍，土地被大公司沒收，無家可歸，只得向西遷移，想在加利福尼亞州尋找出路。

小說以約德一家為代表，記敘了他們一家十二口從俄克拉荷馬州向加利福尼亞州逃荒的艱難經歷。他們將家中的一切變賣后，換來一輛破舊的汽車，一家坐車向西逃荒。途中年輕的諾亞和康尼則在半路上開了小差。到了加州，一切並不像他們想像的那樣美好，等待他們的仍然是失業、飢餓和困苦。那裡的農場主利用剩餘的勞動力壓低佃農助工資，各地勢力敲詐勒索和迫害流浪的農民。於是農民憤怒了，他們團結起來，奮起抗爭。小說標題《憤怒的葡萄》中的“憤怒”便是對導致人們貧困的不公的社會制度的強烈抗議。

20個世紀30年代，美國南部大平原上生態災難的形成，與一戰以及為了滿足戰爭的需求而大量種植糧食和棉花有直接的關係。“人家不是用棉花做炸藥、做軍裝嗎？只要老打仗，棉花的價格就會漲上天。”“你們知道棉花對土地起了什麼作用：它把土地弄壞了，吸於了地里的血。”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由於當時最大的小麥生產國和出口國俄國的小麥通道被土耳其截斷，人們就把眼光瞄準了美國的大平原。當美國總統威爾遜把美國領進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華盛頓發出了一個愛國的、預示小麥高價格的呼籲：種更多的小麥，小麥會贏得戰爭。”

當時，美國已經擺脫了19世紀的孤立主義而醉心於20世紀的全球主義，隨著美國越來越熱衷於世界霸權，工業主義逐漸佔據了統治地位而大行其道。這些國內國外的情勢對資源造成了前所末有的需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進行迫切要求美國的大平原生產更多的棉花支援戰爭，生產更多的小麥養活國內的人口。《憤怒的葡萄》的作者告訴我們：“樂土的夢想之所以破滅，並不是因為土地自身的先天不足，而是因為人的貪婪和暴力。”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資本主義農業的一切進步，都不僅是榨取勞力的技藝上的進步，而且也是榨取土壤的技藝的進步。”

1937年秋，作者跟隨俄克拉何馬州的農民流浪到加利福尼亞。他沿途見到流浪的農民處於絕境，感到非常震動：“有五千戶人家快餓死了，不光是挨餓，是快餓死了”，“問題非常尖銳”。這時他覺得他過去寫的書是“多麼拙劣，多麼渺小”。他要描寫農民的悲劇，要為他們說話。這是他創作《憤怒的葡萄》的動機。

吉姆·凱西

吉姆·凱西原是一位美國鄉村傳統的、熱衷於傳道的牧師。他是斯坦貝克以現代基督形象構思出來的一名典型人物。在通往加州的路上，他親眼看到了大批流離失所的農民所遭受的苦難，目睹了大批農民飽受壓迫奴役的殘酷現實，他開始懷疑自己所宣傳的宗教信仰，他漸漸地就產生了一種新的信仰—政治信仰，由一名虔誠的基督教轉向一名積極激進的政治活躍分子，決心為勞苦大眾服務。他贊成和支持流動工人為要求正義和公正待遇團結起來形成合力、他出獄后積極組織罷工，號召：一大農業工人團結起來，反抗財主的暴虐，與地主老財開展鬥爭。最後，他在暴力衝突中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湯姆·喬德繼承他的事業。

湯姆·喬德

湯姆·喬德是中心人物，他深受吉姆·凱西激進思想的影響，曾參加過多次罷工鬥爭、在鬥爭經歷中，他深刻地體會到集體的力量，團結的力量。他極富個性，非常直率：既善良，又詼諧、在他身上，潛藏著一種勢不可擋的強大力量、他認為個體的靈魂僅僅屬於整體靈魂的一部分，只有將個體的一部分融入到整體的靈魂之中，方能顯示出個體的意義和價值。吉姆·凱西死後，湯姆·喬德決心以他為榜樣，繼承他的意志，將他未竟的事業繼續下去，他意識到，只有團結才有力量，只有鬥爭才有出路，才有他們的話語權利，他要團結更多的和他命運相同的人，為給自己家人和苦苦掙扎的人們尋找一條更好的生活之路而奔波，為社會改良而奮鬥。

母親

母親是位家庭主婦，是喬德一家最有權力的發言人。同時，她也代表著理想的母親形象。在喬德一家艱難的西遷之行旅途中，她漸漸地代替了意志消沉的父親，成了團結帶動全家克服艱難困苦的精神支柱。為了維持家庭這一個集體，她能夠同男人們進行很有力的對抗、她還經常向其他貧苦鄉親伸出援助之手、她能夠很好地同自己的兒子湯姆進行溝通，支持兒子繼承吉姆·凱西的事業、她讓女兒羅莎香用自己的奶水去救一位餓得奄奄一息的陌生人。對家庭和社會，母親都是愛的象徵，在她身上充分地體現了勞動人民的優秀品質。

互助友愛

小說突出描寫這些破產農民的互助友愛的精神。互不相識的難民只要走在同一條逃荒路上，就有了共同的語言，就可以在同樣困苦的人們中間得到支援和接濟。作者通過人物的口強調說：“你如果遇到困難或者受了委屈，你就找窮人去。除了窮人，誰也幫不了你的忙。”這與奢侈的有產者扔出來的一點點布施有著本質的區別。

斯坦貝克筆下的農民並不停留在互相支援這一點上。他們以切身的經歷表現出階級覺悟的提高，體會到團結戰鬥的重要。小說有三個人物形象顯示出農民身上“閃著一股越來越強烈的怒火”。

凱西是一個牧師，隨喬德一家人流浪到加利福尼亞州。他在大批農民破產、逃難的形勢下，思想發生變化。他口頭上雖說“人人都有罪”，心裡卻感到這是一件連“自己都弄不明白的事情”。他代人受過、被捕入獄之後，懂得只有團結鬥爭才能取得勝利。他成了一個罷工組織者，教育新老工人團結起來，警惕資本家的分化瓦解。凱西雖然不久被警察打死，但他所宣傳的道理、表現出來的英勇的行為使許多人受到教育。喬德便是其中之一。他因為不慎打死了人，蹲過監獄。出獄之後，他隨家裡人西遷，成了全家主要的勞動力。他性情耿直，見義勇為，敢於同欺壓人的現象進行鬥爭。凱西被警察打死，他打死了那個警察。他經過幾次鬥爭，總結出一條真理：“一個人並沒有自己的靈魂，只是大靈魂的一部分”。最後他走上凱西的道路，表示“凡是有飢餓的人為了吃飯而鬥爭的地方，都有我在那裡。凡是有警察打人的地方，都有我在那裡……”。

第三個人物形象是喬德的母親，她是家庭的主婦，也是一家人的靈魂。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許多人發生動搖，她卻始終滿懷希望。她不僅照顧好家裡人，而且從不拒絕別人的請求。她同意凱西隨一家人逃難，幫助比他們更飢餓的鄰居的孩子，表現出勞動婦女無私的高尚品質。這位勞動人民的母親不僅善於體諒別人，而且具有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她勸說喬德，不要單槍匹馬去對付警察，要參加集體行動。喬德打死警察、準備外逃時，她堅決支持他的行動。她認為，窮人的路“越走越寬”，因為“我們乾的事情，都是為了朝前走”。這個人物形象有血有肉。

斯坦貝克通過這三個人物形象充分地表現了從“我”到“我們”的主題，反映美國一代破產農民怎樣向工人階級轉化。

斯坦貝克深情地謳歌了人與人之間的互助精神，表達了對和諧的人際關係的讚美。環境主義者提出：“要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首先必須爭取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喬德的媽媽就是人與人和諧方面的光輝榜樣。在《憤怒的葡萄》中，作者熱情讚揚了喬德的媽媽，即使自己家處於困境，她也隨時準備幫助別人，把寶貴的食品分給別人。喬德媽媽是這篇小說中最完美的女性形象。自始至終，她就是一位導師和女神。她沒有姓名，一直被稱做“媽”，這使她的母親形象更加完善。她細心關受自己的孩子，也關心需要幫助的鄰里的孩子。她菩待公公和婆婆，當她看到鄰居的孩子圍在飯鍋的周圍，她慷慨地把本來不足的食品均給孩子們。她說：“從來沒聽說過喬德家或是黑茲利茲家有過路人要借宿、要討點東西吃或是要搭我們的車的時候，拒絕過人家的要求。”當威爾遜怕因為自己錢少會連累喬德一家時，她說：“你們絕不會連累我們。彼此互相幫助，我們便都可以到加利福尼亞了”。

另一個必須關注的是羅莎夏這個人物。她接過了母愛的大旗，把愛心傳遞。她在許多方面發揮自己的作用，比如替媽媽照看生病的奶奶，她不但幫助奄奄一息的人，也幫助活著的人。儘管她有孕在身，還忙著做飯、洗衣、摘棉花，幫著掙錢養家。最為感人的是，羅莎夏忍受著孩子天折的極大痛苦，用自己的乳汁去救一個素不相識的男人。這是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舉動。正如喬德媽在最後說的：“從前總是先照顧到自己一家人。現在不是這樣了。對誰都是一樣。日子過得越不順當，越要幫別人的忙。”作者還借人物之口說：“我想我們成了一體，我們也就神聖了，人類成了一體，人類也就神聖了。”人類中心主義不但導致人與自然的對立，也導致人與人的對立。斯坦貝克筆下小人物之間的互相關愛、互相同情是對鼓吹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的西方哲學的無情批判。

作者把聯邦政府的收容所理想化，是由於他不懂得造成廣大農民破產、流浪的不是個別的農場主，不是警察，也不是個別政府官員，而是維護少數人剝削多數人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正是這個制度給了大公司侵佔、沒收個體農民土地的權利。在這種背景下，如果聯邦政府多辦一些收容所，農民的處境會得到根本的改善嗎？退一步講，即使這些收容所能容納上百萬破產的農民，這也不是勞動人民應該容忍的生活條件。斯坦貝克目睹這些慘狀后，曾向政府提出給農民“分配小塊田地”、“確定工資標準”和“不準鎮壓”等三項要求，但是資本主義農業的現代化是以犧牲廣大個體農民的利益為代價的，根本不講什麼人道，所以，這些要求無法實現。如果書中描寫的那些農民能夠各自佔有“小塊田地”，他們又何苦流浪？他們破產了，流離失所，也就是說，勞動力過剩，超過市場的需要，這就不可能“確定工資標準”。斯坦貝克的本意無疑是善良的，真誠的，出自人道主義的同情，但他的解決辦法是調和的，妥協的。正如有一位批評家所說：“仔細讀來，《憤怒的葡萄》的中心意思是要求有產階級放規矩一些，聰明一些。它不是要工人階級改變自己的狀況。”（彼得·里斯卡著《約翰·斯坦貝克的廣闊世界》）或者如另一位所指出的：在斯坦貝克看來，“解決的辦法不是革命，而是愛和諒解。”

在斯坦貝克的觀念中，人與人互不了解，難以溝通，生活有時甚至是無望的，但斯坦貝克始終保持著一點希望的火花，他相信人類最終還是能抵達樂土的。從小說最後一句話羅莎夏“漸漸合攏嘴唇，神秘地微笑了”這句話看出，作者認為只要普通人之間互相關照，生活是有希望的。這就是他的靈感的來源，也是他的作品的精神所在。他認為人類有面對失敗不氣餒、勇敢、憐憫和愛的能力，在與軟弱和絕望進行的漫長戰爭中，這些是希望所在。

生態女權

西方文化的主要權力結構是一種統治與被統治的等級制度。在這一結構體系中，女性必須服從男性的利益，自然則必須屈服於機械化和文明社會的主宰。而生態女權主義正是結合了女權運動和生態運動肋目標，挑戰一切統治關係，並致力於建構一種新的道德觀和社會結構。它的目標是改變權力結構本身。《憤怒的葡萄》中女性人物的塑造是為了凸顯大地的母性特徵及其神性，因為斯坦貝克敏銳地觀察到，要想真正恢復對土地的敬畏，人類必須顛覆男權文化價值體系中的核心觀念，即土地的他性特徵。斯坦貝克相信，作為社會變革的新生力量，婦女將起到重要作用，給危機中的美國社會帶來生機。

總體風格

《憤怒的葡萄》顯示了作家純熟而多樣的寫作技巧。從小說結構上看，作者顯然受到多斯·帕索斯《美國》的結構的啟發。小說的整體線索是俄克拉何馬的農民西去加利福尼亞逃荒，圍繞這一線索，作者插入一些輔助章節，為喬德一家的社會、歷史背景提供一幅完整的全景。概括性的陳述和具體細節的描繪，兩者結合構成了一幅人世間的畫卷，形象深刻，具有強烈的戲劇效果。

在人物描寫上，斯坦貝克通常從外部描寫人物，而不是探究每個人物的微妙心理。小說那種史詩般的廣度，使作者筆下的人物成了類型化而不是個性化人物。約德一家實際上是受苦受難的人類自我象徵，他們的命運具有普遍性。凱西也是一個類型化人物，作者是把他作為現代基督式的人物來構思的。因此，斯坦貝克筆下的人物個性特徵顯得籠統、模糊。

此外，斯坦貝克還善於採用比喻和象徵手法，增強小說的表現力和含蓄力。他還常常在小說情節發展過程中插入充滿激情的抒情描寫，以表達他對人物和事件的愛與憎。

蒙太奇

《憤怒的葡萄》中，斯坦貝克大量使用的主要是蒙太奇的常規形式，尤其是連續蒙太奇、隱喻蒙太奇和音畫蒙太奇等。展示喬德一家的西行歷程，主要是用連續蒙太奇的形式進行的。所謂連續蒙太奇，就是沿著一條單一的情節線索，按照事件的邏輯順序，有節奏地連續敘述，表現出其中的戲劇跌宕。這也是這部名著極具電影化想象並易於被改編成電影的顯在特徵之一。第5章，通過田地業主和銀行代理人與佃農的對話、拖拉機開進田野驅趕佃農的場面以及拖拉機駕駛員和佃農的對話等音畫蒙太奇場面，戲劇性地展示了佃農的田地是怎樣被土地所有者或者說被拖拉機和銀行這兩個無生命的怪物收回的。這裡，蒙太奇的電影文法，使斯坦貝克可以在有限的篇幅里表現捲入衝突的不同階層的人物群體，以便使讀者看到類似電影假定性中的俄克拉荷馬人的全景。

象徵

“葡萄”一詞的含義可以在《聖經》里找到。在《聖經》中“葡萄”一詞包含著多層的象徵意義。其中之一，“葡萄”象徵著主耶穌的子民。在《新約·約翰福音》第15章“主是真葡萄樹“中，耶穌對民眾佈道說：我是真葡萄樹，我父親是栽培的人。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結果子的，他就修理乾淨，使枝子結果子更多。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乾淨了。你們要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你們裡面……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他裡面”。由此可見，在聖經中耶穌把自己看成是一頹“真葡萄樹”，而跟隨他的苦難的民眾——他的子民，則是“葡萄樹“的“枝子”。斯坦貝克把《聖經》中“葡萄”的這層含義用進他的小說《憤怒的葡萄》中，用“葡萄”來象徵成千上萬受盡壓迫的勞苦大眾，真可謂是獨具匠心。

《憤怒的葡萄》出版之後，引起美國各州統治集團的恐慌。許多州禁止小說發行；有的議員出來指責；俄克拉何馬州阻止電影公司去拍電影。

有一個人還發表了一部小說，取名《快樂的葡萄》，內容是說一戶流民初到加利福尼亞時生活很貧窮，後來銀行給他們貸款，農場主歡迎他們，給他們土地，他們經過辛勤勞動，變得富裕起來。據說這是為了“揭穿”斯坦貝克的“謊言”。而據到那裡去拍電影的人說，流浪農業工人的苦難遠遠超過斯坦貝克的描寫。所以，《憤怒的葡萄》的內容是真實可信的，它的積極影響並不因為抵制、禁讀、誣衊而消失。

《憤怒的葡萄》也是左翼文學一部重要的作品。左翼文學是美國世紀三十年代的文學主流。一般說，凡是反映了當時群眾鬥爭的作品，都屬於左翼文學之列，包括黨員作家和像斯坦貝克那樣的非黨作家的作品。斯坦貝克以其切身的生活經歷描寫了經濟危機期間廣大農民的苦難和鬥爭，代表了左翼文學一個重要的方面。

約翰·斯坦貝克（John Steinbeck，1902年2月27日~1968年12月20日），20世紀美國作家。代表作品有《人鼠之間》、《憤怒的葡萄》、《月亮下去了》、《伊甸之東》、《煩惱的冬天》等。

1902年，斯坦貝克生於美國加利福尼亞。1925年，斯坦貝克曾在《紐約時報》擔任記者。但是沒過多久，他就對記者這種職業感到失望和厭煩。於是，他返回加州，投身到自己的創作中去。1937年發表小說《人鼠之間》，1939年出版小說《憤怒的葡萄》。196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1966年初，斯坦貝克作為紐約報紙《新聞日報》的戰地記者前往南越。斯坦貝克返回美國后，繼續在家中寫作。1968年5月，他的身體開始垮下來，1968年12月21日，他因心臟病發作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