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意識與中國文化

本

書探討中國文化中有磁“公共”和“社會”的意識，特別是前者。具體來說，涉及的課題有，公德觀念的性質與歷史淵源，公民論理與中國民間論理的關係，中國歷史上的“公”觀念，傳統中國文化中的“義”和社會觀等。本書大多數內容的問題意識都和現代情境有關，這使得本書處理問題的角度帶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但作者基本上是從具體的歷史現實出發，來探討中國社會中或是自發的，或是受外力引發的有關“公共”和“社會”的一些現象，這樣的做法，過去嘗試得不多，是本書的一個特殊貢獻。

陳弱水：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教於美國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日本東京大學。現任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並在台灣大學、台灣清華大學授課。研究領域為隋唐五代史、中國思想史。著有Liu tsung-yua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T'ang China（《柳宗元與唐代思想變遷》），《中國文化史》（合著）等書，發表論文數十篇。

自序

原理篇

公德觀念的初步深討——歷史源流與理論建構

愛，善惡與公民倫理

關於華人社會文化現代化的幾點省思——以公德問題為主

歷史篇

中國歷史上“公”的觀念及其現代變形

——一個類型 的與整體的考察

近世中國心靈中的社會觀——以童蒙訓，善書為觀察對象

說“義”三則

日本近代思潮與教育中的社會倫理問題

——初步的考察

評論篇

兒童與公共秩序

自由主義與台灣生活

教與法——試談在台灣建立現代社會秩序的途徑

田園二景的省思

從路權觀念看秩序的意義

附錄

“內聖外王”觀念的原始糾結與儒家政治思想的根本疑難

立法之道——荀，墨，韓三家法律思想要論

人類社會的思想大致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一是思想家從生活中提取的抽象範疇和創構的艱深觀念體系，二是在現實社會生活中真正發揮作用的觀念和信條。這兩個層面當然是密切聯繫著的，二者的相互影響和相互滲透是不言而喻的。在當代內地學界對於中國思想史的研究中，大多研究的是前面一個方面，對於后一方面的研究則略顯薄弱一些。因此，今天加強后一方面的研究是必要的，這也是更好地理解中國歷史和現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在後一方面的研究中，台灣“中研院”史語所的陳弱水先生將社會史和思想史的研究結合起來，較好地探索了中國傳統社會中真正發揮過作用的“公”、“義”等觀念和信條，可以為我們提供有意義的借鑒。在此，我們想以《公共意識與中國文化》一書對華人精神世界的一個探索來展示一下他的研究對我們的可能啟示。

在這本書中，有幾篇文章對華人精神世界的歷史性缺失進行了考察。陳先生通過對宋以來的童蒙書、家訓和善書的梳理和勾連得出一個深刻切實的結論：一個方面，“從童蒙書、家訓可以明顯看出，近世中國的人們，在很大程度上對社會抱持疏離、疑懼的態度。世道險惡是人們對社會的一個基本看法，進入社會活動時，要隨時小心，避免受害，在家中，要嚴防外界的侵襲”（第151頁）；另一個方面，從這些讀物中還可以看出，在近世中國，“宗教社群和不少人士都強力鼓勵慈善的心理與救貧濟危的行為，對於人間苦難的同情和救援，是近世中國社會倫理意識的核心”（第151頁）。從表面看來，陳先生在此揭示的兩個方面在邏輯上似乎構成某種矛盾，但在真正的中國傳統社會現實中，二者確乎同時存在且可構成互補，從某種意義上說，後者也許正是前者的產物和救治措施。而話到此處，我們自然想到的是，在中國近世以來的社會真實和思想真實中，這兩個方面到底哪一個力量大，到底哪一個是社會生活和思想的主要方面？陳先生指出：“疏離的社會觀可能比較普遍，力量也可能比較大。”（第152頁）對此，他給出了自己的直覺根據和邏輯根據：“疏離的社會觀與慈善救濟是不同性質的觀點。前者是普遍存在的心理習慣”，後者“是一個被宣揚的價值”，由於宣揚它的“機制是鬆散的，也缺乏社會組織上的配合，滲入人心的程度如何，頗可懷疑”（第152頁）。也就是說，疑懼和疏離構成中國近世精神世界的主要內容，而救援和慈善則是次要的方面。

陳先生做的是歷史研究，但這種研究和現實生活仍然密切相聯。他的結論在今日華人世界中仍然有著表現，那就是公德心的缺乏和公共規範意識的淡薄。也就是說，這種疑懼和疏離本身既表徵著、同時又造成了中國傳統社會公共領域的弱小，並因此導致了人們對這一領域意識的淡薄和對這一領域規範的漠然。對此，陳先生揭示了台灣社會中至今仍然存在的許多現象（比如普遍存在的明知交通規則但不遵守的行為，第64~65頁）予以證實，實際上這些現象在當代內地也並不少見。

問題在於華人精神世界的這種來自歷史的缺失並不僅僅是一個道德領域的問題，它深刻影響著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對此，陳先生指出：“第一是為社會帶來混亂。當社會狀態已發生重大變化，公共領域急速擴大，而公民水平卻仍低落之時，社會自然不易維持良好的秩序。缺乏秩序的結果則是個人與社會整體必須耗費許多資源應付這種混亂的局面，進而導致生活質量常有不升反降的情況。另一項影響則是現代化直接受到阻礙。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華人社會所面臨的最艱巨工作之一就是，如何使現代社會所必需的種種政治、行政、法律制度得以建立生根，這可以說是現代化的軟體基礎工程。由於這些制度、法規大都和公共事務有關，如果沒有健康的公民文化的支持，它們很難順利運行，經常只能淪為紙上之具文。”（第64頁）

應該說，陳先生的結論是符合中國近世和近代社會的史實和邏輯常識的，他也為我們提供了理解中國社會的一個切入點。但是，他揭示的華人精神世界的這個歷史性缺失是不是會永遠“缺失”下去呢？或者說，這種缺失是否是華人精神世界的宿命呢？我覺得他對日本文明進程的考察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

日本社會公共領域的弱小和對公共領域規範的漠然，在明治之前及明治初期，無疑也是極為嚴重的，這也是日本政府和整個知識界大力推行公德的原因。那麼，華人社會經過努力，顯然也可以改進公德水平。這是因為文明開化是一個必然的歷史過程，是人類社會演進中確定不移的趨勢，是人類物質文明長期穩定提高的必然結果。華人社會想要脫離開這一必然性是不可想象的。而其中的關鍵，顯然在於如何通過人的自覺努力來實現這一歷史必然性。這又涉及本文開頭所談的思想創構和思想運用的關係問題。

通過中國知識分子對古今中外道德資源的開掘、闡發、創構和宣揚，影響社會大眾的生活和信仰，使之符合今日人類文明的較高道德水準，這是中華民族克服這一歷史性缺失的必由之路。當然，如果政治的力量也能夠給予推動，那就會事半功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