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孤兒

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主人公班克斯·克利斯托夫己經是聞名全國的大偵探。然而，他本人內心卻始終有一件離奇懸案難以釋懷，那便是童年時代父母在舊上海撲朔迷離的失蹤案。在回憶中，他一直認定母親對英國公司販賣鴉片活動毫不留情的批評態度和仗義執言的勇敢立場是造成父母相繼失蹤的原因。把父母失蹤案弄個水落石出。是他一個必須完成的使命。當二戰的隆隆炮火威脅著遠東和英國時，克里斯托夫的使命感變得更加迫切。他回到上海，相信父母尚在人世，決心破解父母失蹤之謎。同時他異想天開地認為，只要自己能找到父母，使正義得到伸張，便能阻止世界大戰。克里斯托夫在中國找到了兒時夥伴山下哲，也發現了失蹤案的真相，然而殘酷的現實讓克里斯托夫如夢方醒，終於看清自己的力量是多麼的渺小和微不足道，看到自己妄想單槍匹馬拯救世界的宏圖大志是多麼虛幻淺薄。

石黑一雄代表著特定的文化潮流。他更關心后殖民小說的興起與發展。這位對傳統英國性持一貫諷刺態度的批評家，直到他成功發表第一部作品時才獲得英國國籍。石黑一雄成長於日本家庭和移民英國兩個社會之間，既不是完全的日本人也非完全的英國人。這種模糊的身份讓石黑一雄把自己歸入國際主義的作家，並且渴望通過藝術的力量來為他筆下流浪的人物尋找暫時的家園，《上海孤兒》就是這種思想的產物。

班克斯·克利斯托夫

《上海孤兒》的主人公偵探班克斯在10歲時突遭家庭變故，生活在上海租界內的父母因鴉片貿易而離奇失蹤，班克斯自此成為一名孤兒，不得不被送回英國與姑姑一同生活。但姑姑對他的照顧僅限於物質層面，並不了解他的情感需求，父母的缺失促成了班克斯孤僻內斂的性格。

回到英國后，他在孤寂落寞的生活中學會了生存的技能，他努力模仿地道的英國舉止，完全讓自己融入到當地生活中。功成名就的班克斯在淞滬會戰期間重回上海尋找父母。自然，他的尋找沒有絲毫突破，因為事實與他所認為的真相相差甚遠：父親並非因為抵制鴉片而遭到綁架，而是與情人私奔到新加坡。母親的失蹤真相更讓他震驚：母親被一位介入到鴉片貿易的湖南軍閥強霸，不得己與他達成了協議，由軍閥負責班克斯在英國的所有生活費用，母親則成為其妾侍，受盡凌辱與虐待。班克斯不無諷刺的發現他與眾多的英國人一樣，都在仰賴對華的鴉片貿易作為經濟來源，而他的安穩生活是以母親的磨難為代價。如此殘酷的真相讓班克斯頓悟到他一直生活在自我編織的臆想中，固執地認為父母長期被拘禁在上海的一處民宅內。與此同時，也認識到他重返上海的另一個初衷是同樣的幼稚可笑。當世界政治陷入戰爭的陰影，很多英國人士寄希望於班克斯。班克斯也自認是正義的執行者，因為他曾經為受害者伸張正義，將罪犯繩之以法。他堅信他的上海之行可以剷除戰爭的惡行，甚至於他會如偵破案件一樣在短期內順利地解決“中國危機。”事實證明，他對戰爭惡行無計可施，他認識到戰爭罪惡並非刑事案件一樣，只需找到兇手即可為死者伸冤。班克斯不得不黯然地離開上海，雖然兩個初衷都沒有達到預期結果，但是他完全走出了兒時創傷的陰影，不再執拗與臆斷，開始以成人的思維方式看待世界與生活。於是在二戰結束后，當他得知己經失憶的母親被安置在香港的療養院時，他並沒有因為兒時對母親的渴望而將她接到英國居住，相反認為母親目前的狀態更適合在香港生活，因為“她的一生都在東方度過。我想她也會希望在那裡安息”。

薩拉

薩拉是《上海孤兒》的女主角。薩拉說：“我不想在白髮蒼蒼的時候回收往事，卻發現自己虛度了一生。我希望看到能引以為豪的東西……我是個有抱負的人。”薩拉夢想著嫁給一個能夠為人類做出貢獻的男人。她所追求的不是有名有利的男人，而是出類拔萃的男人。她尋尋覓覓，最終嫁給了塞西爾這個“承擔偉大使命的人”。

薩拉以為在上海她和塞西爾能夠做一些大事。然而，現實與理想的差距太大。塞西爾大部分時間都在賭博。薩拉的夢破碎了。薩拉再也無法忍受這種痛苦無望的生活了，她決定逃走。她完全對塞西爾失去了信心，她意識到她根本無法完成她的理想和抱負，所以她放棄了。這時她只想要“別的東西，某種給她溫暖、給她庇護的東西”。她也回歸到了普通家庭婦女的生活中。就像她那隻在行李箱中被撕破的泰迪熊一樣，薩拉被深深地傷害。所以她選擇離開。她將自己放逐，想要尋找溫暖而又安全的生活。

黛安娜

黛安娜是班克斯的母親，也是個幫助中國人民反對鴉片貿易的女勇士。她勸說英國官員們的妻子，想通過她們阻止她們丈夫的鴉片貿易。她敢於挑戰權威並且表達自己的觀點。她的形象決不再是家中的天使，而是一個全身投入到反鴉片活動中的女勇士。

然而，不管她多麼勇敢，女性在社會上仍然是弱勢群體。在她失去丈夫后，她身邊的男性開始壓迫、攻擊她。她被好朋友菲利普出賣而屈從於軍閥顧汪。她同意嫁給顧汪做妾的原因不再是因為她想阻止鴉片貿易，而是她想給兒子更好的生活。自此，她的女勇士形象消失了。她再也不關心反鴉片活動，她只為兒子活著。最終，她還是回歸到了普通女性的生活，為了兒子而屈服於男人。在顧汪死後，黛安娜被送到羅斯戴爾莊園，她被殘酷的現實逼瘋了。然而在瘋人院里，黛安娜過上了獨立而安靜的日子。一個女勇士從此跌落到了谷底。

塞西爾

帶著新婚妻子，塞西爾爵士自信滿滿地來到上海，完成他人生最後一件“豐功偉績”。一個垂暮之年的老人，隻身一人到異國他鄉解決戰爭問題的確天真自信得讓人覺得荒誕可笑。無處施展抱負的塞西爾爵士開始沉迷賭博並以辱罵妻子為樂。當克里斯托夫再次在上海見到他時，他的動作己變得那麼僵硬遲鈍，連站起來都十分困難。塞西爾爵士的頹廢也在某種意義上象徵著大英帝國已經失去了往日的威風，自以為是的英國紳士也只落得如此的悲劇下場。

個人追求自由和身份時遭遇的種種內在衝突

這部小說藝術地描寫了某種特定的政治文化衝突下，個人追求自由和身份時遭遇的種種內在衝突。故事背景設置在兩個國家—英國和中國，而文化語境則包含了三重—日本，中國，和英國。然而，更重要的是，在這部小說中，石黑一雄以罕見的勇氣正視歷史，一改以往殖民文學中的東方情調，大膽質疑東方主義，顛覆“他者”和“主體”這對最基本的二元概念，並努力尋找跨文化社會中個人的新身份和真正的自由。

儘管石黑一雄出生在日本，但6歲起就隨父母移民到英國。在《上海孤兒》中，從英國上流社會到上海英租界的殖民生活，再到租界外小弄細巷的戰區體驗，作者以不同的多元文化視角，呈現了20世紀初中國社會而臨的時代特徵和人民的苦難生活，彰顯了石黑一雄“無國界作家”的特質。作為一名日裔英國人，石黑一雄沒有在小說中為日本侵華戰爭辯解，而是客觀描述了使中國陷入民族生死存亡的日本帝國不堪的侵華場面。

主人公對舊上海的所有印象都來自於自己的日本好友—哲。哲同父母也生活在上海的租界區，但在班克斯而前，對中國的了解他具有絕對的權威性。就是這樣一位思想成熟的玩伴，認為自己“不夠日本化”而使父母失望：在玩耍中不斷鼓吹日本人的成就，聲稱‘日本已經成了一個了不起的大國”而引起班克斯的極其厭煩。不難看出，同樣是生活在中國租界，班克斯的母親致力於反鴉片貿易，而哲的父母卻在培養哲的日本帝國主義情結。事實上，在哲回到日本的日子裡，他“苦不堪言”，因為身上的“異國成分”，所以被眾人無情的排斥在外。石黑一雄以承擔歷史的洞察力進行深沉理智的反省，這從班克斯母親摯友菲利普的話中就看出作者的國際主義觀點“像你們這樣的男孩長人以後各國特點兼而有之絕不是什麼壞事。那樣的話我們大家就會更好的善待對方，起碼戰爭會少一點。”

然而事與願違，班克斯與哲的再度相逢是在日本侵華戰場上，哲身負重傷，委託班克斯給自己的兒子轉達遺言——“我為國身亡，好好對待媽媽，捍衛、創造一個美好的人間。”如同英國一樣，日本帝國也要以救世主的身份為自己的侵華戰爭找借口。而就是這樣一位為國效忠的軍人最後竟然被冠以“叛徒”而被自己人執以極刑。這無疑是對日本軍國主義的諷刺，也表達了作者對日本沉陷于軍國主義的狂熱感到悲傷。

批判日本侵華行為

《上海孤兒》從多方面體現了石黑一雄看待事物的流散視角，反映了他流散的歷史觀。小說的背景上海租界，是多文化雜存、英日勢力衝突的典型流散空間。小說人物班克斯、黛安娜以及山下哲都是旅居國外的流散人物。特別是通過生於上海租界、長於英國的主人公班克斯追尋民族“原罪”、解構“母親”形象以及親曆日木侵華戰爭，石黑一雄表明了自己流散的歷史觀。流散的歷史觀，不以單一民族的意志來篡改、美化歷史，而是透過人道主義精神，通過客觀的敘述，為被壓迫、被侵略民族的歷史提供復現的途徑。在《上海孤兒》中，作者表現了罕見的正視歷史的勇氣，不僅向人們揭示了英國向中國運送鴉片牟取暴利的歷史，而且對日本的武力侵華行徑進行了無情批判。

小說中有西方人對東方“神秘”文化的刻板偏見和對土霸軍閥殘暴不仁的間接刻畫，但更多的是表現了中國人民與侵略者勇敢抗爭的民族氣節。

當上海租界外的臨時指揮所已經被日軍炸的廢墟一般，中國軍官依然堅守崗位，調動僅有的力量來對抗日軍的進攻。而對國民黨消極不抗日的局面，一名中尉直言不諱“現在有很多當官的都不願為蔣介石打仗，而寧願為共產黨打仗。”但在艱苦的作戰條件下，哪怕使用刺刀、匕首、鏟刀甚至切肉刀，他們都在為自己的軍隊打退日本軍隊而驕傲：儘管自己也不知道能堅守的時間有多長，但依然在為守住最後一道防線在努力……這些在解救班克斯父母的過程中依依滲透出來的點點信息，恰恰與貧民區里的轟炸景象成鮮明的對比：腳下的碎片、孩子的玩具、生活用品，使主人公滿腔怒火地想到外國租界里那些“自命不凡”的政客，為逃避責任怎樣的搪塞推諉。同時也忠實呈現了中國內戰和抗日戰爭的真實局面，表現中國軍人誓死捍衛祖國的英勇形象。

性別問題

作為一名國際性的作家，石黑一雄在《上海孤兒》反映了普遍存在的性別問題。小說中兩個主要女性形象黛安娜和薩拉都具備新女性的特質。黛安娜是參與到反鴉片運動中的女勇士。在她看來英國在中國的鴉片貿易是邪惡的、不正義的，因此她拒絕做家裡的天使而積極投入到反鴉片活動之中。薩拉志向高遠，一心想做一件有意義的事。她是一個追尋者，不斷尋找一個成功的、出類拔萃的男性與她共同完成她的遠大志向。

然而，她們都沒都沒能堅持自己的理想。為了兒子的未來，黛安娜選擇屈從於中國軍閥顧汪。薩拉抱著挽救上海的願望嫁給塞西爾並與他一同去了上海。然而在上海薩拉不僅一事無成，還被塞西爾虐待。最終她選擇了逃離，與一個普通男人結婚。

造成這兩個新女性最終隱退的原因有二。一方面社會制度限制了女性的自由發展。根深蒂固的男權主義思想決定了女性在社會上沒有發展空間。另一方面女性自身矛盾的性格以及信仰的缺失導致了她們的崩潰。

根深蒂固的男權主義文化妨礙女性實現她們的個人價值，這種現象在現代社會仍然存在。要改變這種現狀，女性和男性都需要作出努力。女性革命的道路已經走了很久但是終點仍然遙不可及。法律和制度對女性權利的保護不是最根本的保證，只有當人們的思想真正發生變化的時候女性才能夠得到真正的平等，否則這條革命之路將永無盡頭。

敘述層次

《上海孤兒》的故事有三個層次，也就是說，敘述者採取了將三個層面的“故事”交織在一起講述的策略。處於前景的是班克斯尋找失蹤父母的故事，處於背景的是正處於世界大戰邊緣的歷史事件，而居於這兩者中間的則是班克斯與莎拉之間時斷時續的愛情故事。由於班克斯堅信邪惡的中心和文明的威脅位於遠東，所以他認為自己的上海之行既是個人行為又可以看作文化使命。他極其虛幻地認定，揭開了父母失蹤之謎，就能夠阻止可能爆發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在這種意義上，上述三個層面的故事互相依存，缺一不可。

敘述話語

作者的敘述話語中充滿了對自我的否定和傳統偵探小說結構的戲仿，造成了對讀者正常心理認同的背離，呈現出喜劇性、漫畫化特徵。經典偵探小說中，只要偵探來到案發現場，謎團就會被立即解決，一切必將恢復沉靜。班克斯的行為舉止和講話口氣卻似乎未能證明其身份的真實性，恰似某種後現代式的玩笑。他試圖消除某些可怕的罪行，他沉湎於父母失蹤之謎，後來為了拯救二十多年前被“綁架”的父母而重新返回上海。身陷彈火紛飛的戰爭前線，他仍致力於案件的調查，而寧願犧牲個人家庭及幸福，希望以真相來阻止戰爭爆發。當他與哲穿越前線到達父母的拘禁之地后，卻驚奇地發現，父母並未羈押於此。最終，他不得不既要面對父親與情人私奔的事實，還要面對中日戰爭的殘酷以及雙方士兵普遍的人性。

英國書評家約翰·卡瑞：石黑一雄之拋棄現實主義並不是脫離現實，而是其反面。根據現行小說慣例的描述，現實乃是外在事實再加上內心獨白。不過人們不再相信這些單獨的實體。讀者看的方式決定著所見之物。石黑一雄使得記憶、想象和夢幻水乳交融般無法分離，將讀者帶入被現實主義簡單化的現實的迷宮。

《華爾街日報》：以其特有的表現手法，石黑一雄將難以言表的陌生化注入了一篇貌似經典的冒險故事。

石黑一雄，1954年生於日本長崎，五歲隨父母遷居英國，先後在英國肯特大學和東英吉利大學深造，1980年獲碩士學位，之後開始在英國文壇走紅。1982年，他發表處女作《山影淡淡》（A Pale Viewof Hills），並榮獲英國皇家學會頒發的溫尼弗雷德·霍爾比獎（Winifred Holtby Prize）。1986年他的《浮世繪大師》（An Artistofthe Floating World）又獲英國及愛爾蘭圖書協會頒發的惠特布雷德年度最佳小說獎（Whitbread Bookofthe Year Award）和英國及英聯邦地區最高文學獎布克獎（Booker Prize）提名。1989年《黃昏時分》（The Remainsofthe Day）的出版為其捧回布克獎，1995年《無法安慰的人們》（The Unconsoled）為其贏得切爾特納姆文學藝術獎（the Cheltenham Prize）。2000年其新作《上海孤兒》再獲布克獎提名。他自嘲為“一個不知家在何處的作家”，而實際上處處有家，其作品被翻譯成二十七種文字，為許多國家讀者所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