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諾斯·福格·拉斯穆森
安諾斯·福格·拉斯穆森
安諾斯·福格·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出生於1953年1月26日。丹麥奧胡斯大學經濟學碩士。丹麥政治家。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秘書長。1978年當選為議員。1985年至1998年任自由黨副主席。1987年至1992年任稅務大臣。1990年12月至1992年1月兼任經濟大臣。1992年至1998年任自由黨發言人。1998年當選自由黨主席。2001年11月-2009年8月任丹麥首相。2001年11月27日聯合執政的自由黨和保守人民黨在丹麥議會選舉中以明顯優勢擊敗以左翼社民黨為主的反對黨,拉斯穆森領導的右翼政府將繼續執政4年。有三個子女。拉斯穆森曾於2004年2月對中國進行工作訪問。2008年10月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並出席在北京舉行的第七屆亞歐首腦會議。雖然拉斯穆森與前任波爾·尼魯普·拉斯穆森和繼任人拉爾斯·勒克·拉斯穆森的姓氏相同,但他與二人並無親屬關係。拉斯穆森是丹麥第九常見的姓氏。
安諾斯·福格·拉斯穆森
北約掌諾·福·穆森蘭半島吉訥魯普農,“福”嫁娘姓氏。,僅穆森維堡堂院習語言社科。科興趣,隨投政壇基礎。
北約旗幟
早在拉斯穆森連選連任丹麥首相后,就有傳言說他是若干國際組織高官的有力競爭者。起初,丹麥媒體津津樂道於《歐盟憲法條約》通過後的首任歐盟總統極有可能由拉斯穆森擔任。哪知,《歐盟憲法條約》被法國和荷蘭全民投票否決,愛爾蘭2008年6月又否決了替代《歐盟憲法條約》的《里斯本條約》。近三四年內歐盟總統這個職位是設立不起來了,丹麥媒體又轉而猜測,拉斯穆森會出任北約秘書長。拉斯穆森頻頻出訪北約成員國,使得這一傳言日盛。他倒是真能沉得住氣,直到今4月4日北約斯特拉斯堡峰會宣布由拉斯穆森接替夏侯雅伯擔任北約秘書長之前幾天,還在對媒體表示自己並非任何一個國際組織領導人的候選人。這倒並非拉斯穆森“低調”,而是因為他在競爭北約秘書長職位時遇到了不小的阻力,對他的任命直到北約斯特拉斯堡峰會召開的最後一天才得以通過。反對聲音來自土耳其,但並非針對拉斯穆森個人,而是因為丹麥媒體2005年和2008年兩次刊出褻瀆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畫,激起了穆斯林世界的憤怒;而且,丹麥長期以來允許庫爾德工人黨在丹麥開辦電視台,宣揚分裂土耳其領土的主張。在美國的調解下,拉斯穆森才順利過了土耳其這最後一關。
拉斯穆森出任北約新掌門后宣稱,北約將致力於避免阿富汗成為國際恐怖主義組織的老巢,並且說服俄羅斯人相信北約這個軍事聯盟並不是他們的敵人。拉斯穆森突訪阿富汗,表示單憑軍事手段無法解決阿富汗當前的困境,要解決問題應該有更開闊的認知和綜合手段。相比之下,莫斯科就不那麼好去了。俄羅斯駐北約特使德米特里·羅戈津表示,北約新任秘書長訪俄一事,“用外交辭令來說就是,有望在年內實現”。但是,他特彆強調,俄羅斯“希望在北約新任秘書長及其領導的軍事聯盟身上,能看到一個可預測其行為動向的夥伴的影子”。自稱“不會白日做夢”的拉斯穆森,肯定知道改善北約與俄羅斯的關係到底有多難,所以,他才會把這項任務視為自己任內“最大的挑戰”。
安諾斯·福格·拉斯穆森
拉斯穆森到任時受到北約副秘書長比索涅羅、北約軍事委員會主席迪保拉和北大西洋理事會主任波爾森-漢森等官員的歡迎。拉斯穆森將在3日中午召開記者會,闡述他任期內的工作重點。
此間輿論認為,拉斯穆森面臨兩個最緊迫任務:尋找阿富汗問題的出路和制定北約新的戰略構想。
拉斯穆森的任期從8月1日正式開始。但由於當天恰逢周末,他決定3日到任。北約前秘書長夏侯雅伯已於7月30日離開北約總部。拉斯穆森1953年生於丹麥,2001年11月至2009年4月期間擔任丹麥首相。
北約成立於1949年4月4日,目前已有28個成員國。
丹麥連續3任首相都姓拉斯穆森。當地媒體開玩笑說,丹麥政府有必要向外界說明,出現3位“拉斯穆森首相”只是巧合,丹麥並非世襲制國家。
這一巧合,的確引起了外界的興趣。在3位“拉斯穆森首相”中,最引人關注的,無疑是即將出任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下任秘書長的安諾斯·福格·拉斯穆森。
丹麥最耀眼的政治明星
法德邊陲小鎮斯特拉斯堡迎來了北約峰會的最後一天。與會各國領導人共同跨越萊茵河上連接法德的大橋,以慶祝北約成立60周年。在不久后的記者會上,北約現任秘書長夏侯雅伯宣布,他將卸下秘書長一職,接替他的將是丹麥首相拉斯穆森。台下的記者似乎並不驚訝——早在2007年,就有消息透露,這位“丹麥政壇最耀眼的明星”、丹麥人眼中“最出色的首相”,將成為北約秘書長。
現年62歲的拉斯穆森,17歲便投身政壇,25歲那年當選議員,仕途一帆風順。1998年,當他成為丹麥首相時,面前是一大堆難題——在國內,嚴重的“福利病”讓政府難以承受,同時,寬鬆的移民政策也引發了國民的強烈不滿;在北約、歐盟等國際組織內,丹麥常常同美、德等國唱反調,成為大國眼中的“不合作分子”。然而,拉斯穆森上任短短3年後,形勢就發生了巨大變化——政府的福利開支大大縮減,稅率一再創新低……2002年,在丹麥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期間,拉斯穆森使各國就歐盟東擴問題達成一致。他在歐盟峰會上緩緩地說:“歡迎來到我們的家庭。我們的新歐洲誕生了!”在丹麥人看來,這是一句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話,拉斯穆森必將被載入歐洲一體化發展的史冊。不久后,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拉斯穆森堅定地選擇成為布希的盟友。他出兵伊拉克,並派出了一支765人的駐阿富汗部隊。漸漸地,他獲得了美國和歐盟大國領導人的垂青。
但是,拉斯穆森的親美舉動,在丹麥國內遭到了強烈反對。在議會的一次會議中,一位抗議者高喊“你手上沾滿了鮮血”,並把紅色的油漆潑到拉斯穆森的身上。不過,拉斯穆森收穫了大國的好評——德國總理默克爾在此次北約峰會上,就熱情地稱讚說,這次任命是“優秀的選擇”,拉斯穆森將會成為一位“強悍的秘書長”。
首相,即原政府財政大臣拉爾斯·拉斯穆森。他所接替的是,是即將擔任北約秘書長的安諾斯·福格·拉斯穆森。(註:安諾斯·福格·拉斯穆森的前任為丹麥社民黨人波爾·尼魯普·拉斯穆森。故此丹麥媒體將新任首相玩笑地稱為“第三位拉斯穆森首相”)
安諾斯·福格·拉斯穆森
安諾斯·福格·拉斯穆森
2020年12月15日其在《華爾街日報》刊文,高舉“自由”大旗,號召世界上的民主國家重回美國身邊,抵制俄羅斯和中國等國家。2021年,美國及其盟友將迎來千載難逢的機會,扭轉全球民主倒退的局面,擊退俄羅斯、中國等“專制”國家。如果世界上的主要民主國家團結在“追求自由”的大旗下,這一切就將發生。
拜登當選總統的目標是“光耀往昔”(Build Back Better,拜登競選口號)。他無法讓時光倒流四年,倒回到一個搖搖欲墜的多邊世界,在那個世界,我們的盟友被“專制”國家們“挖走”,它們用戰略投資或廉價能源換取盟友們堅定的忠誠。容許盟友“出賣”自身經濟安全,同時要求山姆大叔(指美國)充當其安保人,會導致另一批特朗普式孤立主義者在四年後重新奪回白宮。
美國應該專註於向民主世界注入一種新的自信,而自由社會——其內在的自我懷疑、反對和分歧往往導致其缺乏這種自信。作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前秘書長,我曾試圖在整個“自由世界”建立這種聯繫,與日本、澳大利亞和韓國等印太民主國家建立並加強夥伴關係。
然而,在我卸任公職后的幾年裡,世界見證了“威權主義”的復甦,而且技術也已到達既可以“發揚自由”、也可以“實施壓迫”的轉折點。五年前,建立民主國家聯盟是為了實現一個的“崇高”目標,而現在,這麼做則是為了解決緊迫的問題。
堅定以美國為領導必須是這一努力的核心,只有美國擁有這個能力和影響力。美國還享有自己的“彈性”民主,2020年大選是對美國民主的一次壓力測試。美國“通過”測試,確保了權力的轉移,即使國家元首(特朗普)自己在試圖破壞這一過程的合法性。
候任總統拜登的門外,排隊等待著一排疲憊的美國盟友。我們渴求一位堅定的領導人,從經驗來看,我相信拜登會抓住這個機會。
2018年,在我創立的民主聯盟基金會(Alliance of Democracies Foundation)的支持下,我發起了首屆哥本哈根民主峰會。峰會召集了國家領導人、民主活動人士、科技和公民社會的代表,以加強民主的力量。這位前副總統(拜登)主持了首次峰會,並與我和前國土安全部長、共和黨人邁克爾·切爾托夫(Michael Chertoff)共同發起了一項新的跨大西洋倡議,以打擊外國干預選舉的行為。
拜登的演講為恢復聯盟關係和支持民主提出了“強有力”的論據。“民主只關乎一件簡單的事,”他講到,“自由、自由、自由。”在今年的競選活動中,他承諾會以總統身份主辦一次類似的民主領袖峰會。
美國將發揮“領導”作用,但它不會是孤軍奮戰。從台灣到澳大利亞、印度和日本,印太地區的民主國家和地區也在尋找志同道合的朋友,以對抗中國“咄咄逼人”姿態。
在歐洲,脫歐后的英國將於2021年主辦七國首腦會議(G7),彙集世界上最強大的民主力量和經濟力量。一位資深政治家告訴我,倫敦打算利用這個機會譜寫一曲“奔向自由世界的序曲”。英國已經提出了一個潛在的“民主十國”計劃(Democratic 10,簡稱D-10),向印度、澳大利亞和韓國等其他主要民主國家開放全球首腦俱樂部的席位。英國將努力就外國補貼、全球貿易改革和技術進步等領域的經濟復甦計劃達成新的共識。
其中最後一個話題,“科技”,正在對民主的生存構成挑戰。世界正處於一場象徵性的技術軍備競賽中。無論誰贏得這場競賽,都將在制定新興技術系統(從面部識別到戰爭武器)的規則、標準和規範方面處於領先地位。如果中國贏得了這場比賽,自由就將“衰落”。
自由世界應該從其內部圍繞華為和TikTok發生的爭論中汲取教訓,建立數字聯盟,為應對下一輪挑戰做好準備。這包括為傳輸尖端人工智慧發展所需的元數據設定共同的隱私標準,就如何監管網際網路平台進行合作,並結合“火力(firepower)”發展電信網路、量子計算和人工智慧——所有這些都得做得比中國更快、更好、更“自由”。
並非每個美國盟友都完全相信,有必要建立一個全球民主核心小組。法國和德國可能擔心民主國家聯盟將取代以聯合國為代表的全球多邊體系。另外,跨大西洋聯盟的復甦可能會打擊到歐洲謀求獨立於美國的發展戰略。
這兩種觀點,我都不認同。加強“全球民主聯盟”能使其成員國重建多邊主義,而非繞開它。我們確實要就氣候變化及其他問題與中國對話,但我們要以相對強勢的姿態這樣做。與此同時,歐洲應該繼續加強自給自足,更多地投資於自身安全,因為一個更強大的歐洲意味著一個更“自由”的世界。
30年前,發達民主國家被告知,他們已經抵達“歷史的盡頭”,自由的繼續前行不可避免。然而事實恰恰相反:隨著美國從全球領袖的位置上退下來,“自由”也在退步。現在是不可錯失的最後機會,讓我們從西方民主自我懷疑的致命疾病中恢復過來。是時候建立民主國家聯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