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琮英

1902年1月，出生於湖南省長沙縣新橋。

1926年，到上海參加黨的地下工作。同年3月，與時任共青團中央總書記的任弼時同志結為革命伴侶。4月，經任弼時同志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先後在上海、漢口、香港、汕頭、潮州等地從事秘密交通、機要和油印文件等工作，併兼管一部分中央經費。

1932年，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工作。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4年至1936年，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征。

1938年，伴隨和協助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的任弼時前往莫斯科工作。

1941年，任任弼時同志處機要秘書。

1950年任，中央機要局機要處處長。

1978年，當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

1982年，離職休養。

2003年5月31日，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1歲。

布衣夫人

新中國成立后，任弼時赴莫斯科求醫，為了節約開支和照顧孩子們，此行琮英大姐沒有陪同前往。任弼時走後，琮英頓覺空落落。20多年的婚姻生活，相濡以沫，不管是艱苦的征戰還是相對穩定的生活，琮英已習慣了任弼時兄長般的呵護。任弼時知道琮英的心理，也在儘力填補因其遠行給她帶來的“真空”。他一封一封地寫信，除報告病情外，更多地是叮嚀孩子們要聽媽媽的話，並寬慰琮英：“寒假快到了，會很熱鬧的。”就是在這封信5個月後，任弼時病情基本穩定，他帶著10年前留在莫斯科國際兒童院的小女兒遠芳一起回國了。琮英大姐高興地像迎接凱旋歸來的戰士一樣，率子女全家出動去接站。他們又團聚了。然而，健康並未假任弼時以更多歲月，又5個月，任弼時被突發“腦溢血”奪去了生命。而陳琮英也是一生歷盡磨難。幾十年裡，她遭遇了一個女性人生的三大不幸：幼年喪母，中年喪夫，晚年喪子。但她始終心中滿懷對紅軍不舍的眷戀，以堅強的平常心對待命運的坎坷；始終以“布衣”自處，從不以“夫人”自居，自謙、熱情、平實地面對著生活的每一天。後來，陳琮英她也漸漸地進入晚年，心境更自平和。紅軍女戰士的經歷是她心靈深處最眷戀的過去，是她精神世界的聖地。

1936年，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后，沒有機會再在軍隊中工作了，可是，卻無法割捨這份紅軍情結。內心深處那麼想再穿上軍裝，再戴上軍帽，再做一個女戰士！在新中國成立以後的日子裡，對部隊的嚮往更是溢於言表。

1965年，遠志參軍了。那時軍裝的式樣、領章、帽徽的設計很像當年紅軍的裝備。一天，遠志回家特意穿上軍裝讓母親看。琮英大姐細細地端詳女兒穿軍裝的樣子，非常有興趣地抻抻這兒，拽拽那兒，興奮地笑著，萬萬沒有料到，她竟然對遠志說：“遠志啊，我也想穿軍裝！”聽媽媽這話，遠志才知道母親有這樣一個心愿，就說：“那你們幾個老紅軍女戰士還不聯名給組織寫信，讓他們發一套軍裝給你們。”琮英開心地笑了，當然她沒有這樣做，因為她明白軍裝怎麼能隨便要呢？

1986年，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50周年之際，琮英大姐的願望得到了小小的補償。那一日，中央統戰部召開紀念大會，併發給每一位到會的老紅軍一頂紅軍帽作紀念。這可樂壞了琮英，她愛不釋手地戴上去又摘下來，真有些不知怎麼辦了。會議結束回到家裡，仍舊捨不得摘，還走到鏡子前仔細端詳戴著紅軍八角帽的自己，她由衷地笑了。近幾年，琮英的身體一年不如一年了，不得已她只能以醫院為家了。但幾次病危，堅強樂觀的她又幾次挺了過來，不到極度衰弱，她都堅持走一走，站一站，坐一坐！

1896年，陳琮英的姑姑嫁給了任弼時的父親任振聲，卻不幸在第二年病故。任振聲非常悲痛。雖然他倆結婚僅一年多，尚不曾有兒女，但是兩人感情卻很好，於是兩家為代代交好，相約下一代再續姻親。

1901年農曆臘月初七，生於長沙。不足2歲，母親因病去世，父親常年在外謀生，她只得隨兄嫂生活。因為和弼時家的這種關係，兒時常小住弼時家中，來來往往，兩小無猜。12歲那一年，陳琮英到長沙一家織襪作坊當童工。

1915年夏，任弼時來長沙求學，琮英雖收入微薄，還常常接濟弼時些許零花錢。1920年，弼時要去上海外國語學社學習，準備赴蘇留學。這一年琮英已是十七八歲的大姑娘了，明知弼時此行難料歸期，卻無言地支持了他的抉擇。

1924年8月，結束了莫斯科近4年的讀書生活，弼時回到上海。他多麼想回湖南老家探望父母和琮英啊！然而革命工作使他無法脫身，就連後來，父親病故他都沒能抽暇回籍奔喪！探望琮英更成為不可能。

1926年2月，五卅運動高潮已過，終於有回鄉一轉的可能了。經組織批准任弼時準備回家探視母親並接琮英到上海完婚。動身那天卻又接通知：馬上赴北京開會。3月11日，任弼時自北京出席中共中央特別會議后回到上海。沒料到，琮英已先他而至——組織上安排王一飛把她從長沙接來。4月，任弼時與陳琮英舉行了簡樸的婚禮。從此，陳琮英伴隨在弼時左右踏上革命的道路，義無反顧。這一年，陳琮英24歲。

營救丈夫，痛失愛女。

1928年，任弼時夫婦有了第一個女兒，取名“蘇明”。初為人父的弼時特別高興，只要有空，就要抱她、親她、逗她。每每至此，琮英在一旁是最開心的，多麼怡然的天倫情啊！然而，弼時的不幸被捕，一下子將眼前的一幕撕得粉碎！

這年秋，任弼時奉命去安徽巡視，不幸在南陵被捕。任弼時沒有暴露身份，只說他是長沙偉倫紙庄收賬的。偉倫紙庄的老闆是陳琮英家親戚。黨中央立即組織營救，但是，出面還需陳琮英。於是陳琮英馬上從上海趕往長沙坐鎮偉倫紙庄，以備敵人來對質。琮英心急如焚，為了搶時間，情急中不顧一切地抱著襁褓中的女兒，爬上一輛拉煤的大貨車。深秋寒夜，寒風抽打著蜷縮在敞篷貨車上的琮英和女兒，儘管琮英緊緊地抱著女兒，但終因孩子太小，不堪風寒引發肺炎。

弼時得救了，但是，他們珍愛的第一個孩子卻永遠地離開了他們。打擊接踵而至。1929年11月7日，白色恐怖甚囂塵上的上海，時任江蘇省委宣傳部長的任弼時，在去公共租界參加江蘇省團委擴大會時，再次被捕。這時弼時化名彭德生，自稱由江西來滬謀職，因投親地址不詳，被誤捕。敵人抓不到證據，氣急敗壞，殘酷地施以電刑。任弼時堅貞不屈，嚴守黨的機密。一個月後，在黨的全力營救下，弼時獲釋。琮英撫摸著丈夫背上未愈的電傷，默默地抹去湧出的淚水。

1931年，中央派任弼時到中央蘇區工作。由於琮英臨產，無法隨行，弼時只得只身前往，留下琮英在上海待產。弼時安慰琮英說：“別害怕，要堅強，孩子生下后不論是男是女，我們都叫他‘遠志’吧，希望他有遠大的志向！”當任弼時離開上海7天，琮英就生下女兒“任遠志”。4月下旬，協助分管黨的保衛工作、握有大量中央核心機密的顧順章叛變。情況危急，黨中央馬上安排中共中央機關神秘轉移。陳琮英懷抱女兒被安排在一家新開的小旅館住下。但沒過多久，又有一個叛徒出賣了革命，敵人抓走了陳琮英和她不滿百日的女兒。琮英毫不畏懼，裝作農婦，一問三不知。她知道黨組織一定在緊張地設法營救。最終，由“互濟會”出面營救，琮英抱著女兒安全出獄。這時，黨中央安排她去蘇區，為了一路方便，陳琮英毅然將女兒送回老家，隻身赴蘇區。在江西瑞金蘇區，陳琮英的革命生涯經歷了一次突變——1932年由鄧穎超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同時在中央機要科工作。

西征掉隊，草地生女。

1933年5月，任弼時被委為湘贛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琮英隨同前往，在湘贛省委機要科工作。

1934年8月，任弼時等率軍開始突圍西征。這時，陳琮英剛生下男孩“湘贛”不足半年，為了追隨丈夫革命，她不得不把獨生子留在老鄉家撫養。從此，琮英再也沒有見到兒子“湘贛”。直至今日，“湘贛”和許許多多當年紅軍撤離時留下的子女一樣，音信杳然。

在艱難的西征途中，任弼時患了瘧疾，身體極為虛弱，只好躺在擔架上指揮。後來，由於山勢陡峭，山路狹窄，不但擔架無法使用，就連騾馬也常失蹄墜落。弼時只好由警衛員攙扶艱難移行，隊伍也零零落落。負責機要工作的琮英背著密碼箱不離弼時左右。由於飢餓、疲勞，漸漸地瘦小的陳琮英掉隊了。好在，當她倚在一棵大樹下喘息時，被負責宣傳和收容的陳羅英發現了，連背帶拖地帶她趕上軍團部的行列。弼時這才知道陳琮英掉隊了。他高興而詼諧地感謝陳羅英：“哎呀，真要感謝你啊。我丟得老婆，可丟不起軍團的密電碼啊！”

1936年，任弼時任紅二方面軍政治委員，隨同朱德一起北上，過長征中聞名的“草地”。這時，對琮英來說，更比其他人不知艱難多少倍——她要臨產了。一天，部隊剛剛趟過一條齊腰深的河，琮英的二女兒便來到了人間。她與弼時欣喜至極。5年前，送回老家的大女兒遠志少有信息；留在湘贛的兒子生死未卜；惟有這個女兒在眼前。回首征戰孕育，遙想未來，他們給女兒起了一個極富意義的名字：“任遠征”。

悲痛欲絕，泣送弼時。

1938年春，奉中央指派，任弼時赴蘇聯擔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並偕妻子前往。這時的琮英已成長為一個堅強的女戰士。在莫斯科，任弼時活躍在共產國際的舞台上，緊張、繁忙。琮英邊在黨校學習，邊照料弼時的生活，撫育1938年12月在莫斯科出生的小女兒“任遠芳”。

1940年2月，任弼時結束了在共產國際的工作，啟程回國。為了革命，他們把女兒留在蘇聯，回到了延安。

1947年3月，解放戰爭開始，弼時協助毛澤東、周恩來轉戰陝北，琮英帶著小兒子轉移到晉西北解放區。11月，懸不下的事情還是發生了。由於緊張艱苦的轉戰過於勞累，任弼時病倒了。琮英帶著小兒子匆匆趕來。從此，她為丈夫的健康而懸起的心再也沒有放下。

1949年4月，任弼時在作報告時，再次犯病。數月後，弼時赴蘇求醫，此行琮英沒有陪同，留在國內照顧孩子們。

1950年，弼時病情穩定，他帶著10年前留在蘇聯的女兒一起回國了。然而，健康並未給弼時以更多歲月，5個月後，弼時被突發“腦溢血”奪去了生命。琮英心痛欲裂，泣不成聲！

然而，琮英畢竟是在弼時影響下成長起來的共產黨員。她堅強地挺住了沉重的打擊，滿懷著對弼時深沉和真摯的情感，獨自支撐著有4個孩子的家，度過了一年又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