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字

記錄原來的多義詞或同形詞的字就是古字，記錄分化后形成的新詞的字就是今字。新造的字與原來兼表原來意義的字合稱為“古今字”。新造的字是“今字”，原來兼表意義的字是“古字”。如：“莫（莫）”的本意是太陽落在草叢中，表示日暮、傍晚，後來“莫”字被假借作否定性無定代詞和否定副詞，為了在書 面語中不至於混淆，就又在“莫”字上再加形符“日”成“暮”字來表示“傍晚”的意思，“莫”和“暮”就成了一對古今字。

所謂古今字，是指古今分化字，我們把分化前的字稱作“古”字，分化後記詞各有專司的字稱為“今字”。也就是說，古今字分為兩類：

1.字形結構

如罪人的“罪”，古字寫作上面一個“自”字，下面加一個辛苦的“辛”，后一個字已不使用了。

2.從古到今

今字是在古字的基礎上產生的，古今字在字形上有聯繫。

例如“債”字，本寫作“責”，“債”是在“責”的基礎上產生的。“責”與“債”形成了古今字。又如“反”與“返”，“反”是古字，“返”是今字。

古今字和通假字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它們既有區別又有聯繫。

一、我們劃分它們應從歷史的角度觀察同一個字的發展變化狀況，古字和今字是先後出現的，系初造字和后造字的關係，屬於縱的方面，如“然——燃”，“縣——懸”。通假字和被通假字則是同一個時期出現的，而通假字則是研究同一時代漢字的通用情況屬於橫的方面，如“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史記·項羽本紀》），“倍”通“背”，又如“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史記·滑稽列傳》），“趣”通“促”。“倍”和“背”、“趣”和“促”是同時存在的字。

二、古今字在意義上一般是有聯繫的。如“布帛長短同，而賈相若”（《孟子·滕文公上》），其中“賈”是分化前的古字，後來表商人義的詞用原字形，表價格義的詞另造“價”字，“賈”和“價”就成了一對古今字，商人義的“賈”和價格義的“價”兩義密切相聯。又如“寒暑易節，始一反焉”中的“反”即為“返”，這一對古今字意義上的聯繫也很明顯，而通假字一般意義上沒有聯繫。如“蚤”和“早”、“倍”和“背”、“趣”和“促”等，意義上毫不相干。

三、古今字有字形結構上的聯繫。一種是以古字作為聲符構成今字。如“禽’字的意義是指飛禽，又用它表示“擒獲”的意義。後來以“禽”為聲符加上義符“手”構成今字“擒”。又如“其”加上義符“竹”構成今字“箕”。大多數古今字都表現為這種結構關係。如“昏——婚”、“要——腰”等等。另一種是改換古字的義符創造新字。如“說”字既表示遊說，又表示喜悅的意思。後來把“說”的義符“言”換成義符“忄”，構成今字“悅”；又如“訃——赴”，義符“走”換成義符“言”構成今字“訃”。再如“錯——措”、“竟——境”等。但這種結構關係的古今字遠不如前一種多，通假字並不一定都具有字形結構上的聯繫。如“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論語·陽貨》），“歸”通“饋”。又如“八月剝棗，十月獲稻”（《詩經·繷風·七月》），“剝”通“撲”，這樣的例子是很多的。

對古今字的概念，上面已做了解釋，對它的理解，還應注意由於造今字，所以借字就成了古字。如“說——悅”，作喜悅時，“悅”字借用了“說”，寫作“喜說”、“不說”，后因有了專字（今字“悅”），那麼由於造字時間不同，有先有后，構成了古今關係。

假借字則是指後來沒有造今字的一類。這是它和古今字一個明顯的區別。假借字大多是比較抽象的難造的文言虛詞，如“我”、“而”、“焉”、“其”、“自”等。 “我”本是武器，假借為第一人稱；“而”本是鬍鬚，假借為轉折連詞；“焉”本指產於江淮的一種黃色鳥，假借為指示代詞兼語氣詞“焉”的書寫形式。假借字的特點是一經借用，就久借不還。久而久之，被借用的字往往另造新字，因此也就無古今可言。

有些古今字的形成最初是經歷了假借階段的，本無其字的假借是用組成的漢字做表音符號，去記錄一個新詞（新義），不管這新詞、新義與字義是否有關。與原字義有關或者無關都可以導致古今字的產生。如“奉——俸”，“奉”字是兩手捧著，恭敬地接受，被借去作俸祿的意義，兩義有密切關係。又如“莫——暮”，“莫”字本來的“日暮”義與它被借去記錄的無指代詞的意義就毫不相關。這兩個例子告訴我們，一個字若同另一個字存在古今關係，那麼在今字產生以前，古字曾有被借去表示與之有關或無關的意義的假借階段，雖然從六書角度看“奉”、“莫”是用了假借字，但正因它後來造了新字“俸”、“暮”，所以習慣上把這種字稱為“俸”、“暮”的古字，而不說它是假借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