雞毛換糖

雞毛換糖最著名的應該是浙江省義烏，可以說義烏市場形成的歷史就是雞毛換糖的歷史，是雞毛換糖慢慢形成的！而義烏最初的雞毛換糖是從廿三里鎮開始的。

廿三里的“雞毛換糖”及其歷史文化的發展，也並非一帆風順。當時，雞毛換糖成為被打擊對象，說雞毛換糖是“棄農經商”、“投機倒把”、“資本主義尾巴”，與全國禁令相抵觸，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啊！那時，廿三里也成立了“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把那些在廿三里街上手拎籃子叫賣的和擺地攤的趕得“嘭嘭”飛，禁止糖擔外出雞毛換糖，人要抓，錢要罰。但是，廿三里鎮即使在文革這種割資本主義尾巴，嚴厲打擊投機倒把的時期，糖擔外出雞毛換糖依然盛興，那時廿三里鎮外出雞毛換糖的人員多達五千餘人，經營範圍不僅涉及到浙江周邊的江西、福建等省，而且擴展到全國各地。隨著中國市場化取向改革和商品經濟的活躍，廿三里鎮在原先雞毛換糖小百貨銷售基礎上，進入了開拓專業市場和專門經營小商品的新階段，在20世紀的七十年代中期，廿三里鎮就出現了幾百個經營小商品的地攤，並於七十年代末形成了中國第一代小商品市場。但由於政策的限制，廿三里雞毛換糖隊伍的真正壯大仍是舉步維艱，直到1979年3月24日，時任中共義烏縣委秘書的楊守春在《浙江日報》第二版發表了《“雞毛換糖”的撥浪鼓又響了》一文，給廿三里鎮乃至整個義烏的商品經濟的發展注入了生機。該文是全國第一篇報道義烏“雞毛換糖”意義的新聞稿，被盛譽為“義烏小商品市場的第一聲吶喊”，第一份“為民請命書”。文章充分肯定“雞毛換糖”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其利多弊少，既推動了義烏紅糖事業的發展，又換回來出口所需要的“紅毛”，農田所需的作肥料用的“廢雞毛”，讓糧食增產，農業增效，搞活流通，於國於民都有利。文章發表受到了經濟、學術、新聞三界人士的盛讚。後來到1980年，雞毛換糖才被允許，工商局也為雞毛換糖頒發了臨時許可證。於是，廿三里鎮的男勞力一到空閑，便“傾剿而出”，村裡可謂“十室九空”，盛況空前。

事實上“雞毛換糖”好處並非至此。如廿三里鎮（公社）辦的廿三里羽毛廠，就是在這個階段應運而生的，當時它解決了農村數千人的就業問題，換回了外匯，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也增加了農民收入，可謂利國利民。直到1982年後，市場逐步向義烏縣城集中民展，終成今日聞名遐邇的中國小商品世界，而廿三里的敲糖人正是義烏小商品世界的“始作俑者”。在義烏，雞毛換糖作為一種文化，推動了城市發展和人民物質文化水平的提高，浙商十大標誌性事件中，雞毛換糖名列第一位。它歷史源遠流長，是一種毫釐爭取，積少成多、勇於開拓的創新精神和百折不撓、善於變通、刻苦務實的實幹精神。雞毛換糖文化已經成為義烏重要的城市文化，有餐館用雞毛換糖作為部分名稱來吸引顧客。義烏人也正用這種精神文化激勵下一代不忘吃苦，勇於創新。

雞毛換糖的人又被稱為敲糖幫。敲糖幫按生意的活動方式，進行了嚴密的分工，具體分為“坐坊”和“擔頭”兩類。“坐坊”，其組織有“糖坊”、“站頭”、“行家”、“老土地”四種。“糖坊”的任務是把煎好的糖粒、糖餅、生薑糖用現金或貨物貸給敲糖人，同時還收購代銷敲糖人收來的貨物；“站頭”就是敲糖幫居住的小客棧，並經營糖擔託運業務；“行家”專事採購各類小百貨以供敲糖幫經營；“老土地”專收敲糖幫換回的貨物。而“擔頭”，則是挑糖擔趕生意者，“擔頭”里有幾個領導人物，稱為“老路頭”，這類人由精於敲糖業務的人擔當，且是從敲糖幫中公議推舉的，其任務是由其獨當一面，統帥一路糖擔；“老路頭”下又有“攏擔”，是各村糖擔的首領，由村推舉並負責帶領本村糖擔，其能力略遜於“老路頭”；“攏擔”下又有“年伯”，“年伯”的職位是由“攏擔”任命，其任務是協助“攏擔”的工作，同時，“年伯”要照管五至七副的“擔頭”；最後是糖擔，又稱“擔頭”。這些“擔頭”，就是“新手”，即初次出門的敲糖人，如同工匠所收的學徒，屬“年伯”帶領指導。另外，在吸收新糖擔上，也要行拜年伯的手續。在義烏，比較出名的以“雞毛換糖”命名的相關事物是：“雞毛換糖”粗菜館，“雞毛換糖”桶裝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