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洪濤

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上海市吳淞區行動會宣傳部部長，中共鄂豫邊省委宣傳部部長，中國互濟會總會黨團書記兼主任，粵贛湘邊區縱隊參謀長、政治部主任。建國后，歷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中共廣東省委統戰部副部長，廣東省人民政府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廣東省第四、五屆政協副主席。

1926年8月，投筆從戎，考入黃埔軍校第六期。在校期間，加入青年軍人同志會，揭露國民黨右派孫文主義學會的分裂陰謀。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白色恐怖籠罩軍校，左洪濤為了逃過反動派的捕殺，輾轉至武漢，加入張發奎第四軍的軍官教導團，參加秘密群眾組織工農兵委員會，並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8年，離開教導團，參加共產黨的地下工作，先後任上海江灣區委宣傳部幹事、吳淞區委宣傳部長等。

1930年4月，因指揮數千人在法租界的大世界門前舉行聲援南京和記蛋廠工人罷工鬥爭的遊行示威，被捕入獄。

1932年2月，刑滿釋放，回上海繼續從事共產黨的地下工作。由於叛徒出賣，第二次被捕入獄，受嚴刑拷打，殘酷折磨，但始終保守黨的機密，被判刑5年；在獄中，面對非人的待遇，左洪濤寫了《沉痛呼聲》一文，控訴國民黨反動派鎮壓抗日救亡運動、殘酷迫害政治犯的罪行。此文由《生活知識》雜誌刊出后，在國民黨統治區引起強烈反響，各界愛國人士紛紛織織聲援。

1936年“西安事變”后，國共統一戰線建立，蔣介石被迫釋放政治犯，左得以出獄。隨後遵照周恩來的指示，經郭沫若介紹與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和中共黨員加入張發奎的第八集團軍，組成戰時服務隊，在國民黨軍隊內開展革命工作。左與服務隊中的10名中共黨員組成特別支部並任支部書記。

1938年5月“特支”到武漢后，周恩來對左洪濤等明確指出：“既然要堅持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就有必要取得合法身份來掩護自己……黨組織批准你們去。”

1939年初，張發奎調任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左與何家槐任張發奎的機要秘書。當時中共廣東省委組織青年抗日先鋒隊，左以民族大義說服張發奎在政治上、工作上給予支持。

1940年春，為掩護黨的地下工作，左與特支成員奉中共中央之命集體加入國民黨。8月，第四戰區成立特別黨部，張發奎任特派員。左乘機向張推薦，將中共特支成員安排到特別黨部所屬的(‘中山室”、郵電檢查所工作，左任負責人。把國民黨視為反共、防共的主要陣地控制在中共黨員手中。

1941年，越共主席胡志明親訪柳州第四戰區長官部，蔣介石密令張發奎將胡志明暗中軟禁起來。左洪濤得知蔣的密令后決定與張發奎身邊信得過的人聯合“進諫”。經過他們的勸說，張發奎放棄了軟禁胡志明的計劃。

1944年春，日軍侵入全州，進迫桂林，大批文化人要從桂林撤至柳州，無法乘上火車，左通過長官部副官處、交通警備司令部，幫助急需撤離桂林的人員解決乘車困難，順利到達柳州。新中國劇院100餘人到柳州后，給養、住房等無法解決。左說服張發奎將劇院改為長官部直屬劇團，一切由部隊供給。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張發奎任廣州地區受降主官，左隨張到廣州，任廣州行營副官處代理處長。

1945年國共兩黨“雙十協定”簽訂后，為解決中共武裝力量北撤問題，軍事調停執行部派第八執行小組進行軍事調處。執行小組由中共、美國、國民黨三方各一人組成。左對三人小組的接待工作做出妥善安排。而參謀處長李漢沖卻撤換左所安排人員，抽調大批特務，對中共代表加以嚴密監視。左伺機問張發奎：“對三人小組的飲食、招待、警衛、交通等，副官處要不要管?”張答：“當然要管！而且你要親自過問。”左取得張的“尚方寶劍”，名正言順地出入三人小組招待所，並及時與中共廣東省委聯繫，為中共方提供談判依據，終於迫使國民黨當局承認中共武裝力量在廣東的存在，並簽訂《北撤協定》。正當中共東江縱隊2400餘人準備北撤時，蔣介石密令張發奎“聚而殲之，一網打盡”。左得知后迅速報告黨中央，周恩來、葉劍英及時向執行小組揭露國民黨的陰謀，提出抗議，動員香港進步報刊公開揭露。同時東江縱隊根據中共中央的命令做好戰鬥準備，並將三人小組中的美國與國民黨方代表扣留於東江縱隊司令部，終於迫使國民黨讓東江縱隊安全北撤。同年冬，蔣介石公然發動內戰，張發奎大肆鎮壓反飢餓、反內戰的群眾運動，推殘進步勢力和進步力量。左按照周總理的指示，以各種合法手段，將特支成員及進步人士陸續撤離廣州，無一人受損。

1946年9月，撤到香港，后在十萬人山、粵東和粵贛湘邊區組織領導武裝鬥爭，配合人民解放軍南下作戰。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擔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統戰部副部長、廣東省人民政府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

“文化大革命”中，左受到批鬥、監禁與勞改。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左得到平反昭雪，先後任中共廣東省委統戰部副部長、廣東省政協副主席。

1987年，退出領導崗位，仍為黃埔同學會及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廣東分會努力工作。撰寫9萬餘字的《憶特專十年戰鬥歷程》一書。

1990年7月16日病逝，享年84歲。

左夫

1927年12月11日凌晨3時30 分，葉劍英率領的教導團沒吹號，也沒吹哨子，各連隊靜悄悄地集合，分發紅領巾，檢查攜帶的槍支彈藥，傳達了當晚的口令：普通口令“暴動”，特別口令“奪取政權”。“老團長”葉劍英穿著工人服，戴著工人帽出現在大家面前。葉劍英宣布：任命李雲鵬為軍官教導團團長，葉鏞、趙希傑、饒壽柏為第一、二、三營營長。李雲鵬把隊伍帶到大葵棚舉行誓師大會。1400多人把大棚擠得滿滿的。站在講台上的有張太雷、葉挺、惲代英、葉劍英等人。誓師大會結束后，三顆信號彈劃破萬籟無聲的夜空。震驚中外的廣州起義打響了。

廣州起義時左洪濤在第十一連任軍官隊員，連長是邱維達。據邱回憶，當時該連奉葉團長之命佔據並死守觀音山，在戰鬥中連隊雖然傷亡慘重，但左洪濤等仍頑強抵抗敵人的進攻。最終部隊戰敗，慘遭敵人血洗，左下落不明。後來據說左洪濤去了大別山打游擊，抗擊國民黨軍多年。熟人印象中的秘書人才左洪濤實際上是軍人出身：他1926年考入黃埔軍校六期，幾個月後白色恐怖籠罩校園，只得輾轉武漢再進軍校進修，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個“上馬能殺敵，下馬能草露布”（“草”，書寫。“露布”，軍旅文書或布告。—編者注）的儒將。

戴著鐐銬寫詩

1933年1月，左洪濤調任位於上海的全國互濟總會秘書長兼組織部長，這時全國互濟總會的黨團書記是鄧中夏。5月，救援部幹事林秀英被捕叛變，供出了鄧中夏。鄧中夏在英租界不幸被捕，隨後被國民黨解往南京殺害。犧牲前，鄧中夏通過獄中的關係給左洪濤去信。信中說：營救恐無望，已準備為黨犧牲，希望活著的同志擴大宣傳，加強鬥爭，並希望左洪濤擔負起濟總黨團書記兼主任的重任。

1934年1月，左洪濤去東浦聯繫工作，由於叛徒出賣，在返家途中被國民黨逮捕，隨即押往上海警察局拘留所。在獄中，遭多番嚴刑拷打，左洪濤始終守口如瓶。一個月後，他被押解至龍華警備司令部看守所。

4月，左洪濤被判處5年徒刑，押往江蘇漕河涇監獄。左洪濤在獄中寫了一篇《沉痛的呼聲》，托看守送出去，很快便在雜誌上公開刊登出來。《沉痛的呼聲》如同一枚重磅炸彈在國民黨統治區炸開，立即引起巨大反響。沈鈞儒、鄒韜奮、史良、王造時、潘震亞等著名人士到獄中調查，鄒韜奮還爬上好幾個鐵窗，探望和慰問獄中的政治犯。

在外界的聲援下，左洪濤等人在獄中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絕食抗議行動並取得了成效。一個月後，左洪濤、方毅等人被押往蘇州。1937年8月底，由周恩來率領的中共中央代表團敦促蔣介石立即履行西安事變時關於“釋放一切政治犯”的諾言。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國民黨被迫將蘇州、上海、南京等處所有政治犯無條件釋放。左洪濤等人才重獲自由。

半個世紀后的1983年，獄中戰友、原安徽省委書記張凱帆專程到廣州探望左洪濤，張凱帆憑記憶朗誦並親筆錄下左洪濤在獄中寫的一首百行長詩，大家不勝唏噓。

運籌帷幄履險如夷

邵東縣史志辦申喜平的《虎穴十年》一文披露，抗日戰爭爆發后，國民黨第八集團軍總司令張發奎親自出馬拜訪北伐時期的老友郭沫若，請求他襄助，組建一個類似北伐軍部隊的政治部。郭沫若會同周恩來、潘漢年、劉曉等人很快就召集了左洪濤、杜國庠等34人，組建了戰地服務團（后改名戰地服務隊）。1937年10月12日，在周恩來、博古、潘漢年等的直接領導下，戰地服務隊10名共產黨員齊聚南橋，成立中共第八集團軍戰地服務隊特別支部（簡稱“特支”），直屬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左洪濤任“特支”書記，何家槐、劉田夫、孫慎為支委。1938年5月“特支”到武漢后，周恩來對左洪濤等明確指出：“既然要堅持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就有必要取得合法身份來掩護自己……黨組織批准你們去。”

1939年元旦，張發奎部隊開抵廣東韶關，他改任第四戰區司令長官。由於國民黨頑固派從中破壞，戰地服務隊撤銷。左洪濤被張發奎委任為機要秘書。他利用這一有利條件，將戰地服務隊成員安插到第四戰區司令長官部各部門，使“特支”在張發奎部隊得以繼續開展工作。

1941年，越共主席胡志明親訪柳州第四戰區長官部，蔣介石密令張發奎將胡志明暗中軟禁起來。左洪濤得知蔣的密令后決定與張發奎身邊信得過的人聯合“進諫”。經過他們的勸說，張發奎放棄了軟禁胡志明的計劃。

1944年夏秋間，當日軍侵犯全州、進逼桂林時，田漢、邵荃麟、端木蕻良、許幸之、更夫等一大批黨內外文藝工作者和民主運動人士滯留在桂林。周恩來指示左洪濤不遺餘力協助他們撤退到柳州去。當時，國民黨守軍紛紛潰退，交通工具全被潰軍所控制，桂林火車站人山人海。左洪濤召集“特支”和原戰地服務隊的成員，讓大家以轉送各自家屬為名，使出渾身解數去購火車票。僅一天多時間，左洪濤等人購到幾十張火車票、汽車票，在周恩來指定的時間內，將一批批愛國文藝工作者和民主人士安全轉移到了後方。

九死一生

中統駐柳州通訊處負責人陸樹珊早就對左洪濤等人心存疑慮，密電蔣介石侍從室，稱左洪濤、麥朝樞、何家槐、黃中廑4人思想左傾，行動可疑，請求蔣介石下令查辦。蔣介石侍從室即以蔣的名義密電張發奎，命令他控制4人。這封密電在未到張發奎手裡之前，就被左洪濤利用技術手段截獲。左洪濤反覆思忖，自己與何家槐就住在張發奎辦公室的樓下，每天跟在張發奎左右形影不離，被張發奎視為“心腹”，而陸樹珊卻將4個人“一視同仁”，視為“思想左傾”、“行動可疑”。這隻說明一點，陸樹珊沒有真憑實據，只是瞎猜疑而已。再則，張發奎也不可能輕而易舉就以共黨分子的罪名查辦他們。若非要那麼做，一樣也是出他自己的丑。

左洪濤晚年曾經對後輩講述過這段驚心動魄的經歷，當張發奎召見時，左洪濤神色自若。張發奎根本就不相信左洪濤是共產黨員，他一面拿出蔣介石侍從室的密電，一面“語重心長”地對左洪濤說：“你們的言行要注意喲，千萬不要授人以柄啊！”左洪濤接過密電，故作驚訝地對張發奎說:“司令，你不可能不相信我和何家槐。我們兩人一直跟在你身邊，什麼時候有過可疑行動，你心裡絕對清楚。”張發奎點點頭說：“委員長聽信讒言，委員長糊塗呀。”他指示左洪濤擬電回復蔣介石。只十幾分鐘，“左、麥、何、黃跟隨我工作多年，經考察，思想純正。”的回電即飛到了蔣介石侍從室。

1946年1月25日，由中共代表方方、國民黨代表黃偉勤和美方代表米勒組成的軍調部第八執行小組抵達廣州，與張發奎接洽，開始對廣東國共雙方的軍事力量進行調處。張發奎斷絕中共代表方與外界的聯繫，使中共方在談判中完全處於被動地位。

左洪濤冒著生命危險與特務周旋，收集談判進展情況，及時將情報送達上級組織。在他的努力下，方方與東江游擊隊領導人曾生、尹林平取得了聯繫。在廣州行營中將參事李章達家裡，左洪濤還設法安排方方與曾生、尹林平派來的代表何鼎華見面。

3月9日，尹林平飛抵重慶，舉行了中外記者招待會，詳細介紹了華南人民武裝發展情況，揭露了國民黨否認廣東有中共武裝部隊，阻礙軍事調處執行小組開展工作的企圖，中外輿論一片嘩然。同一天，蔣介石電召張發奎趕到重慶。在重慶，面對周恩來的有理有據的責問，張發奎不得不如實地對外公布中共代表方在廣東的武裝力量。

談判雖然取得了成功，但問題並沒有就此解決。蔣介石命令張發奎在我武裝部隊陸續集結之時，“聚而殲之”、“一網打盡”。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參謀處的“特支”成員楊應彬截獲了這份無比珍貴的情報。左洪濤當機立斷找到正在廣州的香港《華商報》總經理薩空了，委託薩空了火速返回香港，將情報轉交尹林平，尹林平即刻電告周恩來、葉劍英。周恩來、葉劍英得到情報后，立即向軍調部揭露蔣介石的陰謀。在共產黨的有力反擊下，加上國內外和平愛國人士和輿論的關注，蔣介石、張發奎停止了偷襲集結部隊的陰謀計劃，2500多名抗戰骨幹安全北撤。

1946年夏，國共兩黨關係再次惡化。當時雲集廣州的演劇五隊、七隊和新中國劇社成員均遭到監視、威脅。為了不暴露身份，左洪濤委託廣州行營中將、地下黨員吳仲禧攜帶他密寫的報告飛赴上海。周恩來接報當即指示：“相機撤退”。演劇五隊、七隊在“特支”的幫助下以複員的名義從廣州順利撤退到香港。

“特支”一共22名黨員的組織關係自始至終都由左洪濤直接掌握。“特支”在張發奎所部堅持鬥爭將近10年之久。期間除一人病逝外，其餘21人全部安全撤出。

戰鬥至晚年

1946年9月左洪濤安全撤至香港，任中共香港工委黨派組總負責人。1947年7月，為了加強南路的武裝鬥爭，左洪濤到粵桂邊任參謀長。從此，他從隱蔽戰線轉到直接指揮戰鬥，參與指揮東江南岸武裝鬥爭、解放老隆戰役。建國后，左洪濤擔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統戰部副部長（葉劍英當部長）首任省政府辦公廳主任。

隨著“文革”的到來，左洪濤再次經歷了人生中的重大考驗。他受盡迫害，度過了11年監禁生涯。林彪、“四人幫”企圖通過對左洪濤的審查來收集周恩來、葉劍英的材料，甚至召開幾千人的武鬥大會，在武鬥中左洪濤被打得遍體鱗傷，死去活來。一天深夜，左洪濤還經歷了一次假槍斃，他被拉到郊外一個事先挖好的深坑邊，限定幾分鐘給他考慮，左洪濤已下定決心為保護一大批無辜老同志獻出自己生命。他高呼口號，打手們見他視死如歸，對他拳打腳踢，並堵住他的嘴，打累了又將他拖回車上拉回去，繼續審查。

1980年12月8日對左洪濤來說是極不尋常的一天，他作為廣東省惟一代表，出席了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公審大會並出庭作證，他列舉了大量事實揭露黃永勝一夥對整個廣東地下黨的殘酷迫害。他的證詞極大地震動了出席審判大會的代表，隨後被新華社播發，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左洪濤先後任廣東省政協副主席（黨組副書記），廣州地區和廣東黃埔同學會會長。1987年，左洪濤退出領導崗位，撰寫了9萬餘字的《憶特專十年戰鬥歷程》一書。1990年7月16日左洪濤辭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