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誥

大誥內分十種項目，頒之學宮以課士，令人人習之。不久又頒布續編﹑三編。參閱《明史·太祖紀三》﹑《明通鑒·太祖洪武十八年》。

《大誥》所列罪案，誹謗皇帝、結黨亂政、寰中士夫不為君用、抗糧、抗差、抗租約佔百分之八十，這類罪過主要有官吏玩忽職守、濫設吏卒、貪贓受賄、科斂害民侵吞錢糧、逃避糧差等。懲處貪污的罪案佔全部罪案的一半左右，細目中有郭桓案；酷斂百姓，貪污稅糧案；放賣官差，私役丁夫案；妄取擾民，私吞商稅案；謊報災情，侵沒賑濟案；及其他形形色色的貪贓受賄案。這類罪犯皆處以重刑。起解官物，賣富差貧者，族誅；貪贓納賄、說事過錢者，凌遲處死；盜賣倉糧者，墨面文身，挑筋去膝蓋，仍留本倉守支；驛丞科斂驛夫，斷趾枷令驛前。有的貪污罪株連甚廣，如郭桓案系死者達數萬人。次於官吏貪污罪案的是懲治侵吞錢糧和豪右逃避糧差的罪案。如糧長交結官吏、團局造冊、虛出實收、就倉盜賣、巧立名色、妄起科征，飛灑糧差、接受贓私、包攬詞訟、吊打細民，豪強劣紳買囑官吏、詭寄田糧、灑派包荒、攬納私吞、脫逃夫役、貪污賑濟、說事過錢、起滅詞訟等。對這類罪案的處理也較重，如灑派糧差，詭寄田糧者全家遷發化外，灑派詭寄之田賞給被害之民；攬納糧物，隱匿入己，虛買實收者，處死，籍沒其家；說事過錢者，處死。《大誥》所列凌遲、梟首、族誅者成百上千，棄市以下萬數。所誅殺者以貪官污吏，害民豪強為主。懲形律極嚴酷，超出《大明律》的量刑標準，許多遭族誅、凌遲、梟首者多屬尋常過犯。從《大誥》中可知，明初復用刖足、斬趾、去膝、閹割等久廢之刑，創設斷手、剁指、挑筋等古所未有之刑；又有或一身而兼數刑，或一事而株連數百人，皆出於常律之外。“寰中士夫不為君用”之科，則為前代所未有。

明太祖規定：《大誥》每戶一本，家傳人誦。家有《大誥》者，犯笞、杖、徒、流之罪減一等；無《大誥》者，加一等；拒不接收者，遷居化外，永不令歸。學校課士和科舉策試也以《大誥》為題。據說其時各地講讀《大誥》的師生來京朝見者達十九萬餘人。

《大誥》有明刻本傳世。

朱元璋十分重視其親制四編《大誥》，他將之作為對天下臣民進行政治教育的課本，依憑專制主義的絕對權威在民間強制推行。《大誥》頒行時，他宣告：“朕出是誥，昭示禍福，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戶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徙流罪名，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觀為戒。”頒行《大誥續編》時又進一步說：“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寶，發布天下，務必家家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遷居化令歸，的不虛不。”頒發《大誥三編》時又重申：“此誥前後三編，凡朕臣民，務要家藏人育，以為鑒戒，倘有不遵，遷於化外，的不虛示。”朱元璋又要求軍官們全家老小都要背熟《大誥武臣》：“不聽不信呵，家裡有小孩兒每不記呵，犯法到官，從頭兒計較將來，將家下兒男都問過：你決得這文書里幾件？若還說不省得，那其間長幼都得治以罪”。

為了擴大四編《大誥》的影響，朱元璋把它們列為全國各級學術的必修課程，科舉考試從中出題。奉其旨意，行文國子監正官，嚴督諸生熟讀講解，以資錄用，有不遵者則以違制論處。當時天下講讀《大誥》的師生來京朝見者多達十九萬餘人，均賜鈔遣還。將如此眾多的師生由全國各地召來京師講讀《大誥》，舉行學習報告會，這在中國封建社會史上堪稱空前盛舉。此外，收藏《大誥》與否，成了判罪或減罪的依據；熟背《大誥》，不僅可以獲獎，而且還可以因此而被錄用為官，平步青雲。朱元璋為推廣自己的這幾篇作品，確實費盡心機。他的這些作為，可以當作中國封建文化專制主義的標本。

朱元璋以為依靠政權的強制力量，可以使《大誥》廣泛傳播，深入人心，明廷專制統治也能藉此而永久存在下去。但是，在他歿后沒多久，四編《大誥》就被他的臣民拋置腦後了。明代中葉，陸容說：國初懲元之弊，用重典以新天下，故令行禁止，若風草然。然有面從於一時而收違於身後者，如洪武錢、大明寶鈔，《大誥》、《洪武韻》是已。《大誥》惟法司擬罪雲有《大誥》減一等雲爾，民間實未之見，況復有講讀者乎！

嘉靖六年（1527），霍韜向皇帝上疏說：洪武中令天下生員兼讀誥、律、教民榜文，又言民間子弟早令講讀《大誥》三編，今生儒不知誥、律久矣，臨民蒞政，惟皆以吏為師。宜申明舊令，學校生員兼試以律，仍令禮部以御制《大誥》諸書刊行天下。

不到一百年時間，一度家藏人誦的御制聖書——四編《大誥》——在民間已灰飛煙滅，這是朱元璋始料未及的。到了清代修《明史》時，《大誥》為罕見的奇書，修史者亦未能得見，故而對之敘述多有謬誤。近代學者頗有注意此書者，廣為搜羅，“北方合公私所藏始得全帙，南中僅有范氏天一閣所藏《大誥初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