鞦韆

鞦韆遊戲由來已久。南朝梁宗懍(約501～565)《荊楚歲時記》記載：“立春之日。悉翦彩為燕以戴之。帖宜春二字。為施鉤之戲。以緶作篾纜相罥。綿亘數里。鳴鼓牽之。又為打球鞦韆之戲。”隋杜公贍為其中的“鞦韆”作注時說：“《古今藝術圖》云：‘鞦韆，本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趫者’。后中國女子學之，乃以彩繩懸木立架，士女炫服，坐立其上推引之，名曰鞦韆。”宋人高承在《事物紀原》中也記載說：“鞦韆，山戎之戲，其民愛習輕矯之態，每至寒食為之。自齊桓公北伐山戎，此戲始傳入中國。”這裡告訴我們，鞦韆遊戲為北方山戎人所創，“每至寒食為之”；齊桓公北伐山戎時，鞦韆遊戲開始流入中原。

發源於北方山戎人的盪鞦韆，其源泉應上溯到早期人類採摘食物的生產活動。早在遠古時代，人們以狩獵和採集為生。在採集食物的過程中，為了獲得難以採摘到的高遠處的果實時，很可能利用藤條或繩索，雙手抓住它們而蕩來蕩去，從而出現了盪鞦韆的原始形態。後來，山戎人對盪鞦韆活動加以改造，保留了鞦韆活動本身的驚險刺激，增加了鞦韆活動的安全性，從而發明了盪鞦韆遊戲。不過，這種推斷尚缺乏考古資料的佐證。

漢武帝時，宮中流行鞦韆之戲。唐人高無際《漢武帝後庭鞦韆賦》云：“鞦韆者，千秋也。漢武祈千秋之壽，故後宮多鞦韆之樂”。是說“鞦韆”本稱“千秋”，由於漢武帝時以“千秋萬壽”作為祝壽之辭，取“千秋萬壽”之意，以後為避忌諱，將“千秋”兩字倒轉，以後便改稱“鞦韆”了，並將“鞦韆”兩字寫作“鞦韆”。此外，宋時《湘素雜記》里也有“鞦韆，漢武帝後宮之戲也”的記載，可為佐證。可見，鞦韆一詞，不僅由來很久，而且原來名為“千秋”。

南北朝時期，盪鞦韆遊戲已在民間流傳，而且主要集中在立春之日（非山戎人“每至寒食為之”）。南朝梁代宗懍《荊楚歲時記》中說，每年立春之日，人們為“施鉤”之戲，“又為打毬、鞦韆之戲”。可見，這一時期，盪鞦韆從宮廷走向民間，“每年立春之日”人們常為“鞦韆之戲”，初步形成了約定俗成的節令活動。

唐代以後，鞦韆遊戲大為盛行，而且戲鞦韆的時間向後推延，恢復到北方山戎人那樣，“每至寒食為之”，即大都集中於寒食、清明節前後。唐時，寒食是國家性的法定節日，最長有七天的假期（參見《唐六典》卷82“休假”），地位突出，引人注目。唐人王冷然《寒食篇》是極生動的說明：“天運四時成一年，八節相迎盡可憐。秋貴重陽冬貴臘，不如寒食在春前”。官方的倡導與民眾的支持使得這一節日有眾多特徵鮮明、格調突出的節俗活動，鞦韆是其中之一。寒食、清明二節相鄰，鞦韆便成為這二節的典型遊戲。

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載：“天寶宮中至寒食節，競豎鞦韆，令宮嬪輩戲笑以為宴樂，帝呼為半仙之戲，都中士民因而呼之。”王維《寒食城東即事》有“蹴鞠屢過飛鳥上，鞦韆競出垂楊里”；曹松《鍾陵寒食日與同年裴顏李先輩鄭校書郊外閒遊》有“雲間影過鞦韆女，地上聲喧蹴鞠兒”。可見唐代寒食節京城長安蹴鞠、鞦韆的熱鬧情景，而由杜甫《清明》的“十年蹴鞠將雛遠，萬里鞦韆習俗同”，更可知清明鞦韆戲在全國之流行程度。

鞦韆雖然老少皆宜，但參與者主要是年輕人，所以鞦韆意象往往與青春年少有關。如“少年兒女重鞦韆”(王建《鞦韆詞》)，“彩繩芳樹長如舊，唯是年年換少年”（白居易《病中多雨逢寒食》），又最受女子們喜歡，“好是隔簾花樹動，女郎撩亂送鞦韆”（韋莊《丙辰年鄜州遇寒食城外醉吟五首》其一）。在唐代文人的作品中，還有許多關於鞦韆的描述。

五代十國時期，鞦韆遊戲也時見記載。南唐馮延巳《鵲踏枝》詞就有“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入鞦韆去”的記述。這一時期，最令人稱奇的還有一種“水鞦韆”。后蜀後主孟昶的費貴妃，五代十國女詩人花蕊夫人的一首《宮詞》這樣寫道：“內人稀見水鞦韆，爭擘珠簾帳殿前。第一錦標誰奪得，右軍輸卻小龍船”（《宮詞》，《全唐詩》卷七九八）。

在後蜀宮中，於水面舟船上悠蕩的鞦韆遊戲——“水鞦韆”，很有特色。不過，這時水鞦韆的具體玩法，尚缺乏記載。

宋代，“水鞦韆”活動則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北宋都城東京開封水嬉的活動中，就有“水鞦韆”。水嬉活動先在具有唱樂的船上進行“九傀儡”表演，然後是“水鞦韆”。《東京夢華錄》卷七《駕幸水殿觀爭標錫宴》記載說：“有兩畫船，上立鞦韆……一人上蹴鞦韆，將平架，筋斗擲身入水，謂之水鞦韆。”是說先在水中置兩艘雕畫的大船，船頭豎起高高的鞦韆架。表演時，表演者按次序登上鞦韆，奮力悠來盪去。當鞦韆悠到和鞦韆架的橫樑相平之時，他們雙手脫繩，借鞦韆回蕩之力躍入空中，在空中翻個跟斗，然後投身入水。另據南宋吳自牧《夢粱錄》等書的記載，不管是在北宋都城汴梁的金明池，還是在南宋都城臨安的西湖、錢塘江，都舉行過這種雜技表演。每逢夏季舉行水鞦韆表演時，上自皇帝妃子、王公大臣，下至庶民百姓，競相觀看。這裡的“水鞦韆”描寫具體，顯示了高超的技藝性，有些類似於現代的高台跳水運動；同時也是宋代雜技的新發展，在中國雜技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對後世頗有影響。

宋以後，寒食的鞦韆逐漸與上巳節的踏青合併於清明，但各自的符號特徵仍在，如韓淲《菩薩蠻》：“海棠欲謝綿飛柳。柳絲自拂行人首。上巳是清明。新煙帶粥餳。輕陰簾幕冷，閑卻鞦韆影。曲水興無涯，麗人花半遮。”曲水為上巳的標誌，新煙、鞦韆是清明的標誌。

金代元好問的《辛亥寒食》詩中寫道：“鞦韆與花影，並在月明中。”說明鞦韆遊戲在金時仍在流行。由於民間多在清明節盪鞦韆，故元代伊始，朝廷定清明節為鞦韆節。“寒食清明，宮廷於是節最為富麗。起立彩索鞦韆架，自有戲蹴鞦韆之服”。此後，皇宮裡普遍安設鞦韆，供皇后、嬪妃、宮女們玩耍；民間的鞦韆遊戲，也更為普及。

元代雜劇和散曲中，多有鞦韆活動的描寫：“你看那王孫蹴鞠，仕女鞦韆”（石君寶《曲江池》第一折）；“春山暖日和風，闌干樓閣簾櫳，楊柳鞦韆院中。啼鶯舞燕，小橋流水飛紅”（白樸：《天凈沙·春》）；“鞦韆院，拜掃天，柳蔭中躲鶯藏燕。掩霜紈遞將詩半篇，怕簾外賣花人見”（張可久：《落梅風·春情》）；“疏星淡月鞦韆院，愁雲恨雨芙蓉面。傷情燕足留紅殘，惱人鸞影閑團扇。獸爐沉水煙，翠沼殘花片”（張可久：《塞鴻秋》）；“見他，問咱，怎忘了當初話？東風殘夢小窗紗，月冷鞦韆架。自把琵琶，燈前彈罷，春深不到家。五花，駿馬，何處垂楊下”（張可久：《朝天子·春思》）。元戲曲作家時起曾作雜劇《鞦韆記》，可惜沒有留存於世。眾多涉及鞦韆之戲的雜劇和散曲，都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元代鞦韆之戲的普及和盛行。

明代，“寒食，架鞦韆”。說明鞦韆在明代依然盛行。李開先《寒食依岩亭宴客觀蹴鞠鞦韆》詩曰：“蹴鞠競當場，鞦韆飛過牆。鄉俗吾同樂，仕途爾自忙”（《李開先集·寒食依岩亭宴客兼觀蹴鞠鞦韆》）。李開先還有詩《閑居集·觀鞦韆作》說：“東接回軍，北臨大河，庄名大溝崖，清明日高豎鞦韆數架，近村婦女歡聚其中，予以他事偶過之，感而賦詩：彩架傍長河，女郎笑且歌。身輕如過鳥，手捷類飛梭。村落人煙少，鞦韆名目多。從旁觀者懼，仕路今如何。”這裡描寫的是山野民間雖然沒有專用的鞦韆院，但在大河邊豎起鞦韆架，亦可以作為娛樂的場所。這段描寫，充分展現了明朝民眾堅韌樂觀的性格。

明代的文學作品也不乏盪鞦韆的記載。如陳伯康的《鞦韆辭》等。另外，《金瓶梅》第二十五回也描寫了西門慶家庭花園中安了鞦韆架及婦女們盪鞦韆的情景。

明代皇宮中也有盪鞦韆的活動，“清明，則‘鞦韆節’也，戴柳枝於鬢。坤寧宮及後宮，皆安鞦韆一架”（劉若愚：《酌中志·飲食好尚紀略》）。這裡說明清明節也作為宮中的鞦韆節，並安裝了鞦韆架。這天宮中的女子們都要穿上最好的衣服，精心化妝打扮，約上同伴，一同去盪鞦韆，在鞦韆架上顯示自己的美麗，與飛蝶比美，與彩虹爭輝。而民間也是如此。明《永平府志·風俗》記載，清明時節“家家樹鞦韆為戲”。可見，明代如前朝舊制，每年中只有清明時節方可為之。不管是在皇宮內院、富家大戶，還是在山野村莊，均受時日的限制。故此，婦女們自然不會放過這個唯一可以展現身手的好機會。

清代，盪鞦韆活動更為流行。《天津府志》記載，清代寒食日“裁柳、踏青、戲鞦韆”，清明“庭院設鞦韆戲”。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歲時雜戲》中載：“每於新正元旦至十六日，寶馬香車游士女，白塔寺打鞦韆者，不一而足。”清代《濰縣誌·風俗》載：“清明，小兒女作紙鳶、鞦韆之戲。”順治時《潮州府志·風俗》云：“（上元）兒童以鞦韆為戲，斗歌焉，善者為勝。”乾隆時《揭陽縣誌·歲時》載：“（上元）鄉村架鞦韆為戲，斗歌，善者勝。”可見，鞦韆之戲也深受清代女子、兒童的喜愛。

另據英和《卜魁集》記載，清朝戶部尚書英和獲罪於1827年冬流放寧古塔。途中不顧風寒欣賞戲鞦韆的表演。並吟詩留念：“長途滿目總風煙，行過伊通河水邊。不料重裘叉手客，憑輿得見戲鞦韆”。說明源於北方的盪鞦韆活動沒有因歲月流失而喪失其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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