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山不狃

公山不狃作為季氏的家臣，曾經與陽虎等一起操辦過季平子的喪事，深得季桓子的信任，所以季桓子才會派他擔任費宰。然而僅僅過了三年，即魯定公八年（公元前502年），公山不狃與季桓子產生矛盾，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公山不狃聯合陽虎一同反對季氏，抓住了季桓子，季桓子用計逃脫，陽虎兵敗逃亡齊國。事見於《史記·孔子世家》：

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於齊。

陽虎出逃齊國之後，公山弗擾仍以費宰的身份盤踞費邑。公山弗擾大概也想有所作為，便派人請孔子前往輔助。孔子打算前往。子路不高興，說：“沒有地方去便算了，為什麼一定要去公山氏那裡呢？”孔子說：“他讓我去，難道是白白讓我去嗎？假如有人用我，我將使周文王、周武王的德政在東方復興啊！”事見於《論語·陽貨》：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悅，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這段記載，在史學界一直存有爭議。史學家們懷疑其有偽，實質是為聖人諱言。他們覺得，孔子這樣的聖人，怎會欲應公山弗擾之召呢？其實，孔子這年已經五十歲了，他的政治抱負一直無法施展。公山弗擾給了他這樣一個機會，他願意前往，也在情理之中。何況，公山弗擾“叛”的是季氏，而非魯國，沒有必要如此為聖者諱。

僅僅過了四年，即魯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孔子已經不再是原來的設帳授徒的塾師，而是由中都宰，到小司空，一躍為大司寇，並“攝相事”，也就是代執政季桓子處理國政。他開始實行自己的政治抱負，一個重要的動作，就是“隳三都”。所謂“三都”，是指季孫氏的費邑（今山東費縣）、叔孫氏的郈邑（今山東東平）、孟孫氏的成邑（今山東寧陽）。孔子向魯定公建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孔子家語·相魯》）孔子“隳三都”的目的，是抑私家、強公室。叔孫氏、季孫氏吃盡了邑宰叛亂的苦頭，支持孔子的這一主張，郈邑被順利地拆毀；隳費時，卻遭到了公山不狃的頑強抵抗。公山不狃看到郈邑被拆，做了應戰準備，當季桓子率領大軍前來隳費時，公山不狃和叔孫輒帶領費人避實就虛，直搗魯國都城曲阜，魯定公倉皇逃到季孫氏家中躲藏。公山不狃這次是真的“叛國”了。這時，身為大司寇的孔子，沉著冷靜，率兵反擊，擊敗費人，公山不狃逃到齊國，費邑終被拆毀。

事見於《左傳·定公十二年》：

仲由為季氏宰，將隳三都，於是叔孫氏隳郈。季氏將隳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台。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隳費。

“墮三都”事件之後，公山不狃作為一名政治流亡者，逃到齊國，后又輾轉逃到吳國。

魯哀公八年（公元前487年），吳國為了邾國的緣故，準備攻打魯國。吳王詢問叔孫輒，叔孫輒回答說：“魯國有名而無實，攻打他們，一定能如願以償。”退出來之後，告訴了公山不狃。

叔孫輒是叔孫氏的庶子，也是公山不狃的政治同伴，當初兩人一起帶領費人攻打曲阜，後來兩人又一起流亡。公山不狃對叔孫輒說：“這是不合於禮的。君子離開自己的國家，不到敵國去。在魯國沒有盡到臣下的本分而又去攻打它，為吳國奔走聽命，這就可以死去。有這樣的委任就要避開。而且一個人離開國家，不應該因為有所怨恨而禍害鄉土。”事見於《左傳·哀公八年》：

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仇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

“不以所惡廢鄉”，充分體現了公山不狃的愛國情操。作為一名政治人物，可以有不同的政治主張，可以逃亡國外，但不可以因為有怨恨而禍害自己的祖國。公山不狃的做法，給如今身在國外的政治流亡者樹立了一個極好的榜樣。

2010年胡玫執導的傳記歷史片《孔子》，張興哲飾演的公山狃人物，實際上應為公山不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