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招待

《史記·司馬相如傳》雲:“(相如)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爐①。”註解：爐，酒肆也。

漢代文獻上除卓文君當爐外，余未多睹，故余不認為女招待之產生，始於漢代。自漢以後，關此文獻，寂然無聞，直至唐代，始有明文記載。唐開元天寶間，社會經濟，備極繁榮。而荒淫縱慾，奢靡之風，瀰漫朝野，無所不至其極。

以至於唐代妓女，種類數量繁多，實為前朝各代望塵莫及。以妓酤酒，在唐代已是家常便飯。《唐語林》卷三《方正》雲:“武宗數幸教坊作樂，優倡雜進。酒酣，作技諧謔，如民間宴席，上甚悅。諫官奏疏，乃不復出，遂召優倡人，敕內人習之。”由此可見，民間私家宴席，也已到非妓莫飲之況。而酒樓延客，以女招待為之，自是情理之事。

女招徠待始於何代，從史料文獻上難於考證。余以為始於隋唐，盛於宋。這是由於女招待的興盛，不僅在於能歌善舞的所謂“妓女”多寡，而且還關係到酒肆(即酒家、酒樓、酒店等)之普及。《大業雜記》載隋代的洛陽豐都市有:“一百二十行，三十餘肆……市四壁有四百餘店，重樓延閣，互相照映，招致商旅。”雖然這些店並非都是酒肆，但自古以來，民以食為天，且古人慣於逢食必酒，故可斷言其中酒肆不少。唐代社會經濟更加繁榮，酒店遍及京城長安。《開元天寶遺事·歇馬杯》載:“長安自昭應縣至都門，官道左右村店之民，當大路市酒，量錢數多少飲之，亦有施者與行人解之，故路人號為‘歇馬杯’。”可為一證。

唐代賈至《思春詩》雲:“紅粉當爐弱柳垂，金花臘酒解酴醿，笙歌日暮能留客，醉殺長安輕薄兒。”《廣異記》載:“洛陽有名妓郭大娘，居敏村裡，以當爐為業。”顯而易見，漢代卓文君當爐與唐代“紅粉當爐”以及名妓當爐有區別，前者僅為酒店掌柜，後者大多為女招待。名妓以當爐為業，當爐實為兼營副業，非主業也。由此推想，酒樓之女招待或許由酒令妓女轉化而來。（摘自黃現璠著《古書解讀初探》,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