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
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
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指1936年10月由中國工農紅軍紅四方面軍主力2.18萬人（占當時紅軍總數的2/5）組成，遵照中共中央之命令，西渡黃河作戰的一支軍隊。
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在河西走廊孤軍奮戰，由於兵力懸殊，最後彈盡糧絕，慘遭失敗，幾乎全軍覆沒，在中國革命戰爭史上寫下了悲壯的篇章。很長時期里，西路軍問題是黨史和軍史研究中的一個“禁區”。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指導下，事件參與者李先念、徐向前、陳雲等直接干預，得到鄧小平支持，研究這段歷史的環境逐漸改善，西路軍的歷史真相逐步得到澄清，並為學界和公眾所接受。
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紀念碑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方面軍會師后，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決定佔領寧夏、甘西，打通與蘇聯的聯絡，隨即頒布《十月份作戰綱領》，決定提前執行寧夏戰役計劃。
該綱領規定，四方面軍主力南進西蘭通道地區，以3個軍的兵力渡黃河攻佔寧夏，但由於敵情變化，軍委命令屢有變更，致使四方面軍主力未能全部渡過黃河。 1936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電令渡過黃河的紅軍組成“西路軍”，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副總指揮王樹聲，參謀長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政治保衛局局長曾傳六。下轄三個軍：五軍軍長董振堂，政委黃超，參謀長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楊克明，轄2師4個團，3000餘人，槍1000餘支，平均每槍子彈5發；九軍軍長孫玉清，政委陳海松，參謀長陳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轄2師6個團，6500餘人，槍2500餘支，平均每槍子彈15發；叄十軍軍長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參謀長黃鵠顯，政治部主任李天煥，轄2師6個團，7000餘人，槍3200餘支，平均每槍子彈25發；另有騎兵師，200人馬，200支槍，平均每槍子彈25發。全軍計21800人，機關、醫院、傷病員及勤雜人員佔40%左右。
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行動路線圖
中央原計劃以此造成河東紅軍將與西路軍在河西會合的假象，調動蔣軍，以便河東紅軍主力轉移，但此意圖中央卻不明告西路軍，只是命其不進不退、困守不毛之地，陷於民族不同、文化不通的危險境地。
而西路軍的領導人陳昌浩由於在鄂豫皖蘇區、川陝蘇區及紅四方面軍長征時，忠實執行過“左”傾錯誤，並形成與張國燾的特殊關係，他懼怕不能緊跟中央指示而遭到批評，於是對中央的各種命令一味強調服從。
由此，西路軍就在該地點進行大規模的慘烈戰鬥，部隊嚴重損耗，由21000餘人銳減至15000餘人，漸漸陷入絕境。
西路軍最終經過血戰高台、倪家營等地，在沒有救兵、沒有供給，彈盡糧絕的情況下，導致西路軍全軍覆亡。西路軍戰死者7000多人，被俘12000多人。被俘后慘遭殺害者6000多人，回到家鄉者3000多人，經過營救回到延安者4500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1000多人。僅餘400多人的西路軍指戰員潰至新疆。
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總指揮徐向前
1942年7月，盛世才背叛抗日統一戰線，大肆逮捕、關押、殘害中共人員。至1946年，在黨中央的關懷下，身陷囹圄的西路軍總支隊指戰員才集體返回延安。
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所屬各部隊，是經過中國共產黨長期教育並在艱苦鬥爭中鍛煉成長起來的英雄部隊。在極端艱難的情況下，在同國民黨軍隊進行的殊死搏鬥中，西路軍的廣大幹部、戰士視死如歸，創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業績，在戰略上支援了河東紅軍主力的鬥爭。西路軍幹部、戰士所表現出的堅持革命、不畏艱險的英雄主義氣概，為黨為人民的英勇獻身精神，是永遠值得人們尊敬和紀念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
歷史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但新疆人民不會忘記這些給天山南北引來共產主義星火的西路軍，他們保留了西路軍在烏魯木齊的舊址，在哈密設立了紀念館；烏魯木齊市又開放了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總支隊紀念館，作為慶祝建黨八十周年的獻禮項目，就是為了緬懷西路軍的悲壯業績和他們不屈的革命精神，以激勵人們不斷奮進。
1936年秋，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結束后，根據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命令，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向西渡過黃河。隨後，第九軍和紅四方面軍總部及第五軍也渡過黃河，準備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后因河東敵情變化，計劃終止執行。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令過河部隊稱“西路軍”，領導機關稱“西路軍軍政委員會”。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方面軍會師后，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決定佔領寧夏、甘西，打通與蘇聯的聯絡，隨即頒布《十月份作戰綱領》，決定提前執行寧夏戰役計劃。該綱領規定，四方面軍主力南進西蘭通道地區，以3個軍的兵力渡黃河攻佔寧夏，但由於敵情變化，軍委命令屢有變更，致使四方面軍主力未能全部渡過黃河。
1936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電令渡過黃河的紅軍組成“西路軍”，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副總指揮王樹聲，參謀長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政治保衛局局長曾傳六。下轄三個軍：五軍軍長董振堂，政委黃超，參謀長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楊克明，轄2師4個團，3000餘人，槍1000餘支，平均每槍子彈5發；九軍軍長孫玉清，政委陳海松，參謀長陳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轄2師6個團，6500餘人，槍2500餘支，平均每槍子彈15發；叄十軍軍長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參謀長黃鵠顯，政治部主任李天煥，轄2師6個團，7000餘人，槍3200餘支，平均每槍子彈25發；另有騎兵師，200人馬，200支槍，平均每槍子彈25發。全軍計21800人，機關、醫院、傷病員及勤雜人員佔40%左右。
西路軍原為實現《平（番）大（靖）古（浪）涼（州）戰役計劃》，單獨西進，接通新疆，但在古浪一役中，損失慘重，傷亡2000餘人，參謀長陳伯稚、一個師長、一個師政委以及大部分排以上幹部犧牲。軍長孫玉清被撤職，由一方面軍將領李聚奎接任。但卻在此時，中央軍委要求西路軍停止西進，就地在永昌、涼州一帶建立根據地。
中央原計劃以此造成河東紅軍將與西路軍在河西會合的假象，調動蔣軍，以便河東紅軍主力轉移，但此意圖中央卻不明告西路軍，只是命其不進不退、困守不毛之地，陷於民族不同、文化不通的危險境地。
而西路軍的領導人陳昌浩由於在鄂豫皖蘇區、川陝蘇區及紅四方面軍長征時，忠實執行過“左”傾錯誤，並形成與張國燾的特殊關係，他懼怕不能緊跟中央指示而遭到批評，於是對中央的各種命令一味強調服從。
由此，西路軍就在該地點進行大規模的慘烈戰鬥，部隊嚴重損耗，由21000餘人銳減至15000餘人，漸漸陷入絕境。
西路軍最終經過血戰高台、倪家營等地，在沒有救兵、沒有供給，彈盡糧絕的情況下，導致西路軍全軍覆亡。西路軍戰死者7000多人，被俘12000多人。被俘后慘遭殺害者6000多人，回到家鄉者3000多人，經過營救回到延安者4500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1000多人。僅餘400多人的西路軍指戰員潰至新疆。
1939年期間，陳潭秋繼任中共駐新疆代表，曾領導“新兵營”的工作，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去蘇聯治病途經迪化時，還專程赴“新兵營”視察並作出了指示。後來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陳雲、李先念曾領導“新兵營”指戰員學習文化、軍事技術。為了鞏固中共與新疆軍閥盛世才的統一戰線，發展新疆經濟，還從“新兵營”抽調出許多骨幹力量支援新疆經濟建設。西路軍總支隊的指戰員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現代化軍隊的火種，也成了中國共產黨在新疆的燎原之火。
1942年7月，盛世才背叛抗日統一戰線，大肆逮捕、關押、殘害中共人員。至1946年，在黨中央的關懷下，身陷囹圄的西路軍總支隊指戰員才集體返回延安。
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政委陳昌浩
10月11日 中共中央及軍委發布《十月份作戰綱領》，決定提前執行《寧夏戰役計劃》，集中主力向北發展，奪取寧夏。
10月20日 中央電令朱德、張國燾赴打拉池，會見西方野戰軍司令員彭德懷，商定實施寧夏戰役計劃。
10月21日 敵胡宗南部第一軍、王均部第三軍、關麟征二十五師、毛炳文部第三十七軍，從東、南、西三面向會寧地區大舉進攻。
10月23日 彭德懷致電毛澤東，提出關於寧夏戰役的具體部署。
10月24日 毛澤東電彭德懷並朱德、張國燾、賀龍、任弼時、徐向前、陳昌浩：“同意彭德懷同志寧夏戰役計劃”。
同日 毛澤東、周恩來電令彭德懷：“三十軍迅速渡河控制西岸，……”
同日 夜半，三十軍二六三團在靖遠虎豹口強渡成功，一舉突破馬步青部河防陣地，大部隊迅速跟進，控制了渡口。
10月25日 九軍繼三十軍渡河。
同日 馬步芳奉蔣介石之令，指示青海省國民兵團（以下簡稱民團）待命出發，增援騎五師。
10月27日 三十軍八十九師在靖遠縣吳家川、景泰縣尾泉等地，擊潰敵騎五師馬祿旅和祁明山步兵旅各一部，佔領興泉堡、一條山一帶。
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副總指揮王樹聲
10月30日 五軍渡河。至此，四方面軍之三十軍、九軍、五軍及總指揮部直屬隊、教導團、婦女抗日先鋒團、少年先鋒團、騎兵師共21800餘人全部渡河。
同日 四方面軍總部移駐景泰趙家水。九軍尾隨向趙家水、興泉堡附近集結。敵關麟征部突進靖遠，控制黃河東岸，隔斷了河東紅軍增援寧夏的道路及與河西部隊的聯繫。河東岸的紅四軍、三十一軍向打拉池地區集結，誘敵深入，待機殲敵。
10月31日 三十軍迅速擴大戰果，擊破敵騎五師圍困的各據點，使敵防守的黃河防線全線崩潰。
11月1日 駐防五佛寺的三十軍八十八師宣傳發動群眾，組織成立“五佛寺抗日促進會”，動員群眾大力支援紅軍。
同日 九軍進佔鎖罕堡、打拉牌一線，將潰退敵馬祿旅600餘人騎圍困於鎖罕堡圍寨，與之展開統戰外交。
同日 馬步青一面急電馬步芳，請求速派援兵；一面急電騎五師參謀長、河防前線指揮官馬廷祥，派人向紅軍虛與講和，為援兵爭取時間。
11月2日 徐向前、陳昌浩向紅軍總部、中央軍委報告：“一條山地區人戶稀，糧缺水苦，大部隊難久作戰，條山地區河谷間還不能放重兵。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因各種關係不便久停時，即我方決先向大靖、古浪、平番、涼州行，而後待必要時，再轉來接主力過河”。
同日 馬步芳接到請求增派援兵的急電，立即任命馬元海為河西總指揮，率部趕往一條山。
同日 蔣介石任命馬步芳為西北“剿匪”第二防區司令兼第五縱隊司令官。轄屬騎兵第五師及新二軍，負責河西軍務。
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第五軍軍長董振堂
11月4日 敵三個團及青海民團進犯打拉牌九軍陣地，被擊潰。
11月5日 敵集兩個旅的兵力增援，又被擊潰。紅軍邊打邊追，乘勝佔領鎮虜堡。
同日 朱德、張國燾電示徐向前、陳昌浩，河西部隊目前最主要的任務是消滅馬步芳部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
11月6日 四方面軍總部制定《平（番）大（靖）古（浪）涼（州）戰役計劃》，擬消滅平番、大靖間的馬步芳部隊，攻取大靖、平番、古浪、涼州，發展創造甘北根據地，配合紅軍主力，打通國際路線，取得軍事援助。隨之在一條山、五佛寺一帶的三十軍於當日夜撤到黃草渠、鎖罕堡擊敵。
11月7日 夜，五軍從三角城出動，經吳家川、趙家水抵打拉牌。
11月8日 毛澤東、周恩來電示徐向前、陳昌浩：向涼州前進，集中兵力打敵，各個擊破之。
同日 因形勢變化，中共中央決定放棄《寧夏戰役計劃》，提出《作戰新計劃》，其中規定：“徐陳所部組成西路軍，以在河西創立根據地，直接打通遠方為任務”。
11月9日 紅軍各部隊依預定計劃部署，突擊敵軍重圍的一條山地區，且戰且行，向平大古涼地區行進。
11月10日 九軍先頭部隊進入古浪境內，佔領乾柴窪。馬元海尾追而至，向九軍發起進攻。次日又激戰一天。當夜，九軍主力撤離乾柴窪向橫樑山轉進。
11月11日 中共中央及中央軍委發布命令：河西部隊改稱西路軍，成立西路軍軍政委員會。軍政委員會由陳昌浩、徐向前、曾傳六、李特、李卓然(以上五人為常委)、熊國炳、楊克明、王樹聲、李先念、陳海松、鄭義齋11人組成。陳昌浩任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四方面軍總指揮部改為西路軍總指揮部，總指揮徐向前、總政委陳昌浩、副總指揮王樹聲、參謀長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三十軍政委李先念
11月12日 九軍主力在橫樑山與尾追之敵激戰一晝夜，雙方均有傷亡。
11月13日 九軍一部沿黃羊川北上，擊退守敵，佔領古浪縣城外邊的牆、山等制高點。
同日 中午，被三十軍先頭部隊包圍在土門堡的敵騎五師工兵一營投降。營長馬有明等以下官兵160人自願參加紅軍。
11月14日 九軍八十一團向古浪城發起進攻。敵潰逃，紅軍遂占城。
11月15日 毛澤東、周恩來致電徐向前、陳昌浩，同意西路軍向涼州前進。九軍當日全軍進抵古浪縣城。
11月16日 拂曉，馬元海集重兵在飛機、大炮配合下，向古浪城反撲。九軍連日苦戰，斃傷敵2000餘人，但自身傷亡亦巨，元氣大傷。
11月17日 三十軍一部移占武威西四十里鋪一線，五軍跟進。
同日 徐向前、陳昌浩致電黨中央、紅軍總部，請求如打通遠方為主要任務，在現地區創建根據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如遇特殊情況時，是否去打通遠方。
11月18日 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電示徐向前、陳昌浩：在現地區留住一時期，加緊軍事訓練，恢復體力……並以一部控制古浪險要，以利保持東面地區迴旋餘地。
同日 夜，九軍在三十軍接應下，撤出古浪，向駐涼州大河驛的總部靠攏。同時，三十軍八十九師兩個團抵近涼州城下，兩個團及總直騎兵師佔領永昌縣城。
11月19日 西路軍總部移至武威西四十里鋪。三十軍一部防守永昌，一部直趨山丹。
同日 林育英、朱德、張國燾、周恩來致電徐向前、陳昌浩：你們任務應在永昌、甘州、涼州、民勤地區創立鞏固的根據地……擴紅、籌資，準備滅敵。並指示與于學忠、“二馬”在共同抗日的條件下談判外交。
11月20日 九軍一部進入永昌境內。
11月21日 西路軍總指揮部及五軍兩個團移駐永昌縣城。三十軍一部進佔山丹城。
同日 西路軍先遣工作團與馬步青代表談判，達成口頭停火協議。三十軍後續部隊撤除對武威城的監視包圍，西移至四十里鋪、豐樂堡一線。同時，馬步青集結部隊，部署圍攻紅西路軍。
11月22日 馬元海集重兵進攻西四十里鋪一線，紅軍堅守陣地，激戰3日，給敵以重大殺傷。
11月23日 西路軍軍政委員會發布《告全體指戰員書》；五軍接防山丹城；永昌縣臨時蘇維埃政府成立。
同日 徐向前、陳昌浩電告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國燾，報告西路軍在永昌、山丹作戰不利，處境困難。
同日 張聞天、毛澤東電告徐向前、陳昌浩：“遠方正討論幫助，但堅決反對退入新疆。你們作戰方法應改變一下，集中最大兵力，包圍敵之較弱一部而消滅之。另以一部兵力鉗制敵之餘部”。
11月24日 徐向前、陳昌浩電告林育英、朱德、張國燾、周恩來並轉張聞天、毛澤東，再次彙報西路軍作戰情況，認為“我們現無能集優勢兵力，彈藥太少，難在甘東地區滅敵”。
11月25日 徐向前、陳昌浩、王樹聲電告中央軍委：“現正尋機用伏擊戰擊敵，擬將山丹、甘州敵消滅一部后，即乘勝向甘州襲擊；我受永昌正面之敵壓迫不便滅其一部時，即將三十軍直轉到甘州以西襲臨澤、肅州，五軍及九軍留山丹阻敵”。
同日 西路軍前進劇團在慰問九軍途中，與敵遭遇，損失慘重。
是月下旬 五軍在山丹縣城內組建起5個基層蘇維埃政府。
出征前夕的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
12月2日 陳昌浩、李卓然致電軍委總政治部並朱德、張國燾，報告西路軍情況。電稱西路軍減員“總數為4303人，內傷亡營連幹部129人，傷亡團以上幹部15人，黨、團員傷亡約佔57%以上，幹部傷亡佔50%以上”。
同日 蘇維埃山丹縣政府成立。
12月3日 馬元海集結主力進攻永昌城東十里鋪，迫使紅軍放棄據點。馬彪集結重兵配以飛機、大炮，進攻山丹城。五軍據城固守。
12月4日 三十軍一個營夜襲水磨關紅廟墩，擊潰敵騎兵團。
同日 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命令各軍，大力擴充騎兵。
12月5日 中華蘇維埃永昌區（縣）政府成立。
12月6日 馬元海攜部進攻永昌城東關等三十軍防地，經激戰，東關、東水泉失守。
12月7日 馬元海調集重兵，配以飛機、大炮，向永昌城東十里鋪至二十里鋪九軍防地進攻。紅軍奮力拚搏，將敵挫敗。
12月9日 西路軍軍政委員會決定，調王樹聲為九軍軍長、陳海松為政委、李聚奎為參謀長、徐太先為政治部主任，並致電中央。
同日 蔣介石致電馬步芳：“過河共軍既已消滅過半，應乘此聲威督率所部務於兩星期內撲滅……再民勤極關重要，仰轉……倘遇匪警，務必死守待援。”
12月13日 西路軍總部電台收到中央社關於“西安事變”的電訊后，組織向“二馬”官兵展開信函外交和陣地宣傳。
12月14日 馬元海再次向永昌發動進攻。
壯烈犧牲的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戰士遺體
12月18日 中央軍委主席團電示徐向前、陳昌浩：“你們任務應基本放在打通遠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奪取甘、肅二州。試與諸馬談判下列問題：永昌以西之馬軍准其安全東退，永昌以東之馬軍不向永昌以西進攻。紅軍以不向永昌以東進攻。”隨後，西路軍總部向馬軍傳送信函、聯絡交涉，謀求談判，未果。
同日“二馬”聯電“討伐”張、楊，擁蔣反共，並令馬元海攻永昌城。
12月20日 馬元海集炮兵、步兵、騎兵，進攻永昌東十里鋪、水磨關、北海子等地。紅軍存放的糧食被劫。
12月21日 馬元海部強攻永昌城不下，遂改攻為困，調集圍山丹的馬彪部東返增援，進攻永昌城。
12月24日 軍委主席團電示西路軍東返，策應、配合河東紅軍和友軍行動。
同日 增援永昌之敵被九軍一部阻擊。
12月26日 西路軍總部命令永昌、山丹各軍集結待命，準備東返。傍晚，又令各部撤回原地。
12月27日 軍委主席團電示徐向前、陳昌浩：“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前途甚佳。西路軍仍執行西進任務，佔領甘、肅二州，一部佔領安西。”當晚，五軍撤離山丹，向西開進。總部及直屬隊在九軍掩護下，突出永昌城，轉移到水磨關至新城堡一線。
12月28日 西路軍各部全線撤離永昌縣境，沿祁連山北麓，取道大馬營灘，晝夜疾馳西進。
同日 紅軍離開永昌、山丹后，敵兵入城搜捕、殘害蘇維埃政府成員、義勇軍戰士和紅軍傷病員。
是月底 西路軍經民樂洪水，越甘州，涉黑河西進。敵人一路尾追堵截，紅軍且戰且行。
高台血戰後的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遺體
同日 西路軍一部在臨澤城舉行軍民大會，宣傳發動群眾，號召支援紅軍。
1月2日 五軍在高台縣城召開群眾大會，宣傳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的政治主張和紅軍的宗旨，號召社會各界群眾支援紅軍西進。同時，開倉放糧，救濟貧困群眾。
同日 中華蘇維埃臨澤縣政府成立。隨後沙河、平川、倪家營等地蘇維埃政府也相繼成立。
同日 徐向前、陳昌浩向軍委致電，報告西路軍行進情況及敵情，並建議：西路軍“如敵無大的壓迫，即以大部留高、撫休整；如被敵迫時，即準備部署肅州，以一部誘敵進展。”
1月3日 西路軍總部隨三十軍進駐臨澤縣倪家營，總部設在繆家屯庄。九軍一部掩護總直、總後勤部兵工廠等及婦女抗日先鋒團分兵進駐沙河堡（今縣城）和縣城（今蓼泉）。
1月4日 徐向前、陳昌浩、李特致電軍委，報告情況並建議軍委設法從兵源、物資方面援助，同時表示“西路軍報最大決心，克服空前困難，不怕犧牲。從戰役政治打敵上，求得最大進步，當自照前電完成任務”。
1月5日 高台縣蘇維埃政府成立。同時成立抗日義勇軍甘肅省第五路軍。
同日 軍委主席團電令徐向前、陳昌浩、李特及西路軍軍政委員會，“西路軍即在高台、臨澤地區集結，暫時勿再西進”。
1月9日 敵馬元海集騎、步、炮兵及民團2萬餘人將西路軍分割包圍，並集中兵力進攻高台城。
1月12日 敵人集中馬彪、馬朴、韓起祿、韓三成4個騎兵旅和炮兵、特務、手槍3個團，以及部分民團2萬餘人圍攻高台城。
被敵人殺害的西路軍戰士遺體
1月17日 西路軍總部再次致函馬元海，尋求停戰，未果。
1月19日 凌晨5時，西路軍總部獲高台城五軍危急的情況，旋即派騎兵師由沙河堡前往增援，途中遭敵截擊失敗。駐守臨澤城的五軍部隊兩次派兵增援，均被敵攔截，增援未成。
1月20日 五軍將士堅守高台城，經9天8夜激戰，終因寡不敵眾而陷落。軍長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楊克明及以下官兵2000多人，除少數突圍外，其餘均壯烈犧牲。蘇維埃高台縣政府遂停止活動。
1月21日 西路軍總部電告軍委主席團：“以乘綏東進擊敵，相機配合涼、古，接通蘭州，增加抗日聯軍之目的，決今晚全軍集結出動，走南大路，以10天行程到達古浪、土門地區，爾後向平番或靖遠集中”。
1月22日 駐守臨澤城的西路軍被敵包圍，激戰3晝夜后，在九軍接應下突圍與主力會合。
1月23日 西路軍取道張掖南山東返。九軍一部進至張掖龍首堡，總部跟進同駐。三十軍及九軍一部移至甘州西南50里的西洞堡。
同日 西路軍軍政委員會重新調配五軍領導幹部。
同日 敵人發現西路軍有東返跡象后，旋即調動兵馬東撤堵防，並加強對駐地的防守，同時部署襲擊紅軍。
1月24日 夜，西路軍總部亦來到龍首堡，進駐張福壽屯庄，並派出小部騎兵沿祁連山向東南方向偵察。
1月25日 軍委主席團向西路軍通報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進展情況，集結全軍，切忌分散，用堅決的戰鬥，來完成東進。
同日 夜，陳昌浩、徐向前率總直及九軍一個團2000多兵力，向祁連山邊的大孤山行進，後半夜進入祁連山邊沿的張家溝。
1月26日 晨，陳昌浩、徐向前率部來到肅南境內的馬蹄鄉芭蕉灣村，會見轉輪寺智華活佛，並向其介紹共產黨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的政策。紅軍露宿一夜於第二日晨返回西洞堡。
被敵人殘酷殺害的西路軍戰士遺體
同日 夜，西路軍面對四面圍敵的嚴峻形勢，在龍首堡張福壽屯庄召開軍政委員會，會議決定重返倪家營，尋機殲敵，創造條件東進。同時，決定重建騎兵師。並決定從九軍二十七團和三十軍二六五團抽調300多名騎兵，向東迂迴，掩護大部隊西進。
1月28日 晨，當300多名騎兵行至西洞堡東30多里地的白城子時，與敵遭遇，除10多人倖免外，其餘全部犧牲。
同日 西路軍重返臨澤倪家營，布防於四周43個屯庄。
1月30日 三十軍八十八師二六三團三營政委周純麟率九連130多名戰士進駐倪家營汪家墩碉堡，阻擊敵人進攻。經過一天一夜殊死拼殺，換防時僅剩9人。
2月1日 西路軍總部根據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精神，最後一次致函馬元海，“派代表商洽一切”，但馬始終未接受建議。
同日 馬敵向倪家營西路軍防地不斷發起進攻。紅軍將士浴血奮戰10多日，殲敵近萬人，自身傷亡亦重。
2月5日 三十軍二六五團夜襲威狄堡白家莊子敵人彈藥庫，炸毀全部彈藥。
2月15日 敵人向倪家營地區展開全面進攻，戰鬥更趨激烈。
2月21日 夜，西路軍再次突圍，撤離倪家營，西進至威狄堡。因地形不利防守，又星夜退回倪家營，繼續與敵展開激戰，處境愈加險惡。
2月24日 夜，徐向前、陳昌浩致電中央軍委，請求增援。否則，只有抱全部犧牲之決心，在此戰至最後一滴血。
2月26日 軍委主席團複電西路軍“固守50天，我們正用各種有效方法援助你們。”
同日 根據中央指示，西路軍軍政委員會決定在甘州一帶建立黨的地方組織，選調11名幹部戰士組建“中共甘州中心縣委”及隸屬於中心縣委領導的“中共山（丹）永（昌）縣委”和“中共高（台）撫（彝）縣委”，開展地方工作，配合西路軍的軍事行動。
2月27日 西路軍突出重圍，向西轉移到三道柳溝一帶，復受敵軍分割包圍，無日不戰。
同日 中央軍委主席團組成援西軍。劉伯承任司令員、張浩任政治委員。
是月 甘州中心縣委書記吳建初等人在張掖南山灰條溝一帶開展工作，發展黨員。
3月4日 徐向前、陳昌浩、李特向中央軍委並彭德懷、任弼時、林育英、劉伯承、蕭克、郭述申、王宏坤、陳再道、羅炳輝致電“我們堅信勝利前途，並號召全軍鬥爭到底，現雖日食一餐，眼前無水，而絕不灰心，準備戰到最後一滴血；同時懇望援軍星夜奔來，或以更迅速而有效的辦法滅馬敵，保全西路軍……，取得甘北，奠定大計，策之上也”。
3月5日 援西軍由陝西淳化、三原出動，並致電中央軍委及西路軍徐向前、陳昌浩。
3月7日 敵人向三道柳溝西路軍陣地發起猛攻。連日激戰中西路軍殲敵千餘，自身傷亡700餘人，三十軍八十八師師長熊厚發身負重傷。
3月11日 夜，西路軍從三道柳溝突圍。凌晨撤至梨園口，準備退入祁連山，敵騎兵緊追不捨。
3月12日 西路軍九軍和婦女抗日先鋒團二營，為掩護總部和三十軍進山，在梨園口南側的山頭進行阻擊。血戰中，九軍損失兩個團，軍政委陳海松等10多名團以上幹部及婦女抗日先鋒團40餘名戰士英勇犧牲。總部指揮余部向祁連山康隆寺撤退。
3月13日 西路軍軍政委員會電告中央及軍委：西路軍“被敵猛迫進到西洞堡西邊90里祁連山腹地，全在山上露營，現敵已趕到，正持戰中。西路軍現不足3個團，雖精神團結，鬥志堅決，但子彈幾盡，日夜連續血戰，受挫極大。附近皆高山險路，轉移困難，在這緊急情況下，望援西軍火速前進，估計援軍全部或大部若能於5日內渡過黃河，先頭部隊渡河后即向涼州進逼，則圍可立解”。
3月14日 西路軍余部退至康隆寺以南的石窩山附近，與尾追之敵連續激戰。西路軍總部供給部部長鄭義齋等10多名團以上幹部犧牲。
同日 下午，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在石窩山召開會議。作出三項決定：一、將現有人員編為3個支隊，就地分散游擊；二、陳昌浩、徐向前離開部隊，回陝北向黨中央彙報；三、成立西路軍工作委員會，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傳六、王樹聲、程世才、黃超、熊國炳8人組成。
是夜 按照石窩會議決定，李卓然、李先念以三十軍為主組建支隊，西路軍工作委員會隨此支隊行動；王樹聲以九軍為主組建支隊；張榮以總部及後勤人員、傷病員為主組建支隊。隨後，各支隊分頭出發，開展活動。
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軍政委員會成員
是月中旬 援西軍在甘肅鎮原地區營救、收容西路軍東返人員。
3月16日 徐向前、陳昌浩離隊東返。
3月中旬末 孫玉清在酒泉南山不幸被敵所俘，他堅貞不屈。
3月23日 李卓然、李先念支隊行至青海巡堡以北地區時，與中央取得了聯繫。
3月27日 洛甫、毛澤東、朱德、張國燾致電周恩來並彭德懷、任弼時，指示為解救西路軍危局與馬步芳、馬步青交涉，請“二馬”停止對西路軍的進攻，“以最快速度辦妥”此事。
是月 石窩分兵后，張榮、王樹聲所率的兩個支隊及畢占雲率領的幹部支隊和其它臨時組成的支隊，在祁連山分散活動中，先後被敵打散，一些領導幹部壯烈犧牲，其餘人員大部被俘。少數逃離虎口後有的流落各地，有的艱辛東返回到陝北或原籍。
2－3月間 馬步芳、韓起功勾結甘州地方民團，將西路軍被俘人員中老弱病傷殘或反抗者2000餘人，先後慘殺活埋。同一時期，馬步芳將河西解往西寧的紅軍被俘人員6000人中，除編入“補充團”者外，有2000餘人被殺害。
4月3日 毛澤東、朱德等致電葉劍英，向顧祝同提出嚴令“二馬”不得殘害西路軍被俘人員，對西路軍余部不得再行追擊。
4月5日 西路軍工作委員會及所部在肅州以南祁連山中，致電中央，報告情況並建議中央實施營救。
4月7日 軍委主席團指示西路軍工委：“你們可以向新疆去，已電彼方設法援接”。
4月16日 李卓然、李先念支隊850餘人，經過31天的艱苦行程，從安西東南走出祁連山到達石包城。到安西后稍作休整，即向星星峽行進。
4月22日 李卓然、李先念支隊進至安西蘑菇台，受到萬佛峽道士郭元亨的接濟資助。
4月24日 李卓然、李先念支隊攻打安西城，因敵情變化，攻城未克且戰且退，又遭敵包圍。
李先念為西路軍題詞手跡（1987年）
4月27日 李卓然、李先念支隊經過47天艱苦跋涉，行程1500多里，所剩420餘人終於進抵甘新交界地--星星峽，隨後張榮支隊的10多人也抵達星星峽。
是月底 周恩來通過回族愛國人士馬德涵先生做國民黨青海省前主席馬麟的工作，讓其以叔侄關係制止“二馬”對被俘紅軍人員的殺害。
5月1日 中共中央代表陳雲、滕代遠到星星峽迎接慰問西路軍指戰員。
5月4日 李卓然、李先念支隊休整幾天後，從星星峽乘車赴迪化（今烏魯木齊）。
5月7日 李卓然、李先念支隊抵迪化后組成“新兵營”。
是月中旬 周恩來再派張文彬以中共黨代表身份，到蘭州探望慰問被關押西路軍被俘人員，並同國民黨甘肅省政府就遣返西路軍人員問題進行交涉。
是月下旬 九軍軍長孫玉清在西寧英勇就義。
6月初 被關押在蘭州的1300多名紅軍被俘人員，在押往西安途經平涼時，被援西軍營救。
6月上旬 被俘后編入甘州敵營中的西路軍人員劉德勝、邱均品、蔡文良秘密成立張掖地下黨支部。開展對敵鬥爭。后與王定國、武傑等20多名同志取得了聯繫。
7月 在新疆的420餘名西路軍人員分編4個大隊學習汽車、坦克駕駛及炮兵、無線電、航空、獸醫等技術和文化知識。
同月 關押在甘州監獄的劉瑞龍、魏傳統等8名西路軍幹部成立獄中秘密黨支部，堅持鬥爭。
8月1日 謝覺哉、彭加倫等在蘭州五泉山與民主愛國人士高金城會晤，磋商去河西營救被俘、失散的西路軍人員問題。
徐向前為西路軍題詞手跡（1990年）
8月18日 劉德勝從甘州到蘭州，找到謝覺哉同志彙報情況。
8月25日“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駐甘辦事處”（簡稱蘭“八辦”）在蘭州正式成立。中共中央代表謝覺哉根據中央指示，開展營救西路軍人員的工作。
9月22日 西路軍被俘幹部劉瑞龍、魏傳統、徐明山等10多人被黨營救回到蘭“八辦”。
9月25日“甘州中心縣委”書記吳建初到蘭“八辦”，后回延安。
是月 1500名被俘紅軍戰士被“二馬”送往西安頂替青海省壯丁，途中由西安“八辦”營救回延安。
11月初 由被俘紅軍組成的敵騎五師補充旅一個團1000多人，押送到西安后，被西安“八辦”營救回到延安。
11月23日 西路軍幹部團政治處主任徐一新，經肅南當地牧民營救，到達蘭“八辦”後轉赴延安。
是月下旬“中共甘州中心縣委”成員李天義與新發展的幾名黨員離開張掖到蘭“八辦”，后回延安。
12月14日 西路軍的一批領導幹部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煥、郭天明、曾傳六等離開迪化去延安。其他人員除留少數繼續學習外，大部分於1940年2月5日回到延安。
西路軍歷史何以塵封半個世紀？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它是由於戰略指導錯誤釀成的備受屈辱的歷史；其二，它長期被當作張國燾路線遭受鞭撻。西路軍倖存者大多命運坎坷，受到極不公正的對待。特別是在“文革”中，許多西路軍人員在備受摧殘之後，死於非命。例如原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政治委員陳昌浩被迫害致死，罪名竟是“張國燾忠實走狗”。
西路軍執行的任務不僅是由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直接遙控指揮，而且是經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同意的一次軍事戰略行動。
因此，西路軍失敗責任問題，必須作出合理的解釋。西路軍面臨絕境時，中共中央及軍委在3月4日、17日兩次電令中，已經把西路軍敗局與過去張國燾擅令四方面軍南下、另立中央的錯誤相提並論，嚴厲譴責西路軍領導人的所謂“機會主義的路線”和“一貫反中央及軍委指示”的行為；西路軍兵敗不久，清算張國燾路線的斗 爭在全黨全軍展開，在批張鬥爭中，從既定邏輯出發，西路軍敗局，自然被判定為“國燾路線造成的惡果”，“國燾路線的犧牲品”。
這個根本違背事實的錯誤結論，從20世紀30年代一直延續到80年代。最終解決這個歷史遺案的，應當首推陳雲，還有鄧小平、李先念、徐向前。
陳雲，是西路軍事件的參與者和當事人。四十五年後，1981年11月22日，陳雲同李先念談起西路軍問題，指出：“這個問題不能迴避。西路軍過河是黨中央為執行寧夏戰役計劃而決定的，不能說是張國燾分裂路線的產物。”
三個月後，陳雲再次同李先念談論西路軍問題。李先念提到鄧小平去年批給他看的一篇有關西路軍問題的文章。陳雲說：“西路軍是當年根據中央打通國際路線的決定而組織的。我在蘇聯時，曾負責同他們聯繫援助西路軍武器彈藥的事，而且在*近新疆的邊境上親眼看到過這些裝備。西路軍問題是一件和自己有關的事，我今年七十七歲了，要把這件事搞清楚。”
李先念是西路軍的親歷者，當年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成員、三十軍政治委員，西路軍最後分散游擊時負責軍事指揮。對西路軍被誣為“張國燾路線”，李先念始終不解。他和陳雲一樣，要對西路軍的榮辱負責。在根本是非問題未解決之前，他能公開表示什麼呢?
1982年，李先念根據鄧小平的批示和陳雲的建議，組織幹部查閱大量歷史檔案，於1983年寫出《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指出：“西路軍執行的任務是中央決定的。西路軍自始至終都在中央軍委領導之下，重要軍事行動也是中央軍委指示或經中央軍委同意的。因此，西路軍的問題同張國燾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軍南下的問題性質不同。西路軍根據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創建根據地和打通蘇聯，不能說是執行張國燾路線。”
1983年1月5日，陳雲看過《說明》及所附幾十件電報后，委託秘書電話轉告李先念辦公室說，可送小平同志。再次指出：“西路軍打通國際路線，是黨中央、毛澤東過草地以前就決定的。當時共產國際也願意援助，二百門炮都準備好了，我親眼看見的。西路軍的行動不是執行張國燾的路線，張國燾路線是另立中央。 ”
同年3月22日，鄧小平在李先念寫的說明和附件上批示：“贊成這個說明，同意全部存檔。”一個政黨及其領導者如此正視歷史，尊重歷史，恰好說明這個政黨及其領導者的開明大度，富有遠見。陳雲的建議，李先念的說明，鄧小平的批示，在根本性質上正確地解決了西路軍的歷史遺案，對西路軍歷史問題的澄清起了決定性的推動作用。徐向前，這位當年紅軍最大一支方面軍的總指揮兼西路軍總指揮，是最有發言權的親歷者。幾十年來為顧全大局，他面對種種誤解責難，甚至詆毀，或緘默不語，或不得不說違心話。從1983年開始，徐向前用三年時間寫成《歷史的回顧》一書，其中辟專章敘述西路軍歷史，痛切總結歷史教訓。這是一本具有權威意義的嚴謹可*的歷史著作，全面具體地恢復了西路軍的歷史真相。
1991年7月，李先念看到中共黨史上卷有關西路軍一段內容的闡述，違背黨中央已定且多次正式文字使用了的口徑（指大百科全書軍事卷有關條目、紅四方面軍戰史、全國人大和國務院對徐向前逝世的訃告、徐向前生平介紹等文），只講“奉命過河”，不講奉誰的命，以此含混無賓語的敘述模糊歷史真相。
李先念很生氣地於7月8日寫信給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楊尚昆和副組長薄一波、胡喬木、胡繩、鄧力群，對此提出尖銳批評，他激憤地指出：“‘奉命’，‘奉命’，奉誰的命令？！幾十年來一直說‘西路軍是奉張國燾之命西渡黃河的’，甚至說‘西路軍是張國燾擅自組成的’，‘西路軍是張國燾錯誤路線的犧牲品’，等等……現在中央正式出版的黨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筆法，對得起壯烈犧牲的一萬多名西路軍將士嗎？”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西路軍問題研究的新進展，西路軍的歷史真相越來越為學界和公眾所廣泛接受。這表現在：
1、新版《毛澤東選集》註解作了修改。1991年6月，經中央批准的《毛澤東選集》第二版出版發行，新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所收入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就對西路軍的註釋作了重大修改；修改後註釋這樣寫道："1936年7月，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會合后，由於中共中央的積極爭取，並經過朱德、劉伯承等以及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的鬥爭，張國燾被迫同意與二方面軍共同北上，於同年10月到達甘肅會寧。10月下旬，四方面軍一部奉中央軍委指示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11月上旬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定，過河部隊稱西路軍。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孤軍奮戰4個月，殲敵2萬餘人，終因敵眾我寡，於1937年3月失敗。"
2、2001年11月7日，在徐向前誕辰100周年座談會上，黨中央為西路軍作出了公開結論；江澤民代表黨中央發表講話，指出："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后，他（指徐向前--編者注）奉軍委命令，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兼西路軍總指揮，指揮部隊與敵人血戰四個多月，有力地策應了河東紅軍的戰略行動。"
3、新版《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對西路軍作出了全面的評價和肯定；關於西路軍問題，新版黨史中有這樣一段表述："西路軍所屬各部隊，是經過中國共產黨長期教育並在艱苦鬥爭中鍛煉起來的英雄部隊。在極端艱難的情況下，在同國民黨軍隊進行的殊死搏鬥中，西路軍的廣大幹部、戰士視死如歸，創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業績，在戰略上支援了河東紅軍主力的鬥爭。西路軍幹部、戰士所表現出的堅持革命、不畏艱險的英雄主義氣概，為黨為人民的英勇獻身精神，是永遠值得人們尊敬和紀念的。"這是新世紀權威黨史對西路軍問題作出的全面而充分的肯定。
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開擴大會議，會議深入揭發和批判了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嚴重錯誤，並做出了《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指出張國燾的錯誤是戰爭中的右傾機會主義，其內容是退卻路線、軍閥主義和反黨行為的綜合。
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之下，毛澤東在1937年12月接見西路軍所剩部分領導人時說："紅西路軍的失敗，主要是張國燾機會主義錯誤的結果。他不執行中央的正確路線，他懼怕國民黨反動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國主義，不經過中央，將隊伍偷偷地調過黃河，企圖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塊地盤稱王稱霸，好向中央鬧獨立。這種錯誤的路線，是註定要失敗的。"
其實，毛澤東的這種觀點，早在一年前就已提出。他在1936年12月所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說："為敵人嚇倒的極端的例子，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紅軍第四方面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這個路線的最後的破產。"1951年出版的經毛澤東本人審定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針對這段文字的註釋為："一九三六年秋季，紅四方面軍與紅二方面軍會合后，從西康東北部出發，作北上的轉移。張國燾這時候仍然堅持反黨，堅持他一貫的退卻主義和取消主義。同年十月，紅二、四方面軍到達甘肅后，張國燾命令紅四方面軍的前鋒部隊二萬餘人，組織西路軍，渡黃河向青海西進。西路軍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戰爭中受到打擊而基本失敗，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敗。"
從這裡，我們不難看出毛澤東對西路軍問題所持的基本看法：其一，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最後破產的產物。其二，組織西路軍渡黃河西進，是"張國燾命令"的。
歷史事實本是客觀存在的。然而，當西路軍因兵力懸殊寡不敵眾而兵敗河西走廊之後，真相就被模糊和湮埋了起來，歷史被改變了模樣。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事情出現了轉機。
20世紀80年代初，朱玉奉組織之命，幫助徐向前元帥整理回憶錄。他從文獻史料中驚異地發現了毛澤東下令四方面軍人馬西渡黃河和成立西路軍的電文，以及其他一些人們所不知曉的情況。
毛澤東電文的發現，說明部隊西進是領受了黨中央的命令肩負打通國際路線重大使命，以接應共產國際給予黨和紅軍的物資接濟，並策應河東紅軍和友軍的戰略行動。
根據新發現的檔案資料，朱玉在史學界首次提出了西路軍問題的現有定性、定位很不妥等看法。1980年12月2日，朱玉以"竹郁"筆名寫成了《"西路軍"疑》一文，就西路軍西渡黃河、建立永（昌）涼（州）根據地、拒絕東返等問題提出疑問，向傳統觀點發起了挑戰。不久，這篇文章被報送到鄧小平那裡。鄧小平對西路軍問題極為重視，他將此文批給李先念研究。
隨後，朱玉於1981年3月寫出了自己的初步研究成果--《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西路軍問題初探》一文，用當時大量的事實和電報論證：紅四方面軍的渡河，完全是根據中央的要求和中革軍委的命令。他把這篇文章寄給了有關業務部門，希望在其內部文稿上刊載，以引起專職部門的專家學者們研討思考。由於受西路軍問題的傳統說法年深日久的影響，該部門擔任研審任務的人員寫出長篇文章，作出了不接受新觀點的反駁回答，即仍然堅持原傳統觀點的基本說法。於是，朱玉又寫出了觀點鮮明的論文《被否定的歷史和被歷史的否定》，進一步詳談了自己的論點和論據，來捍衛自己的觀點。
這樣，在李先念組織研究西路軍問題的同時，史學界的一部分學者也開始撰寫向傳統觀點提出挑戰的文章。西路軍問題的蓋子被悄然地揭開了。
前國家主席、政協主席李先念同志是西路軍的親歷者，當年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成員、三十軍政治委員，西路軍最後分散游擊時負責軍事指揮。
20世紀80年代初，在李先念組織人員研究西路軍問題的同時，史學界也有一部分研究者對西路軍問題作出了可貴的探索。這種探索的歷程中充滿了新舊觀點的激烈交鋒，可分為兩個階段：
歷史爭論的第一階段
20世紀80年代，原有傳統觀點佔據主導地位的階段。
從20世紀80年代來看，史學界對於西路軍問題的研究還不夠重視，這一時期的論文和著述還比較少見。
80年代初期，先有朱玉等少數同志的幾篇文章，或就西路軍軍史中的爭論問題提出見解，或對1951年出版《毛澤東選集》中的關於西路軍問題註釋進行質疑。但由於這些文章都是登在黨史研究室內部文稿上，印數很少，發送面很窄，一般人並不知曉，對外影響極為有限；整個80年代仍是傳統觀點佔據主導地位的時期。當時，試圖突破研究"禁區"，對西路軍問題進行撥亂反正意義上的研究還是一種非常冒險的行為，因為"當時有人給扣政治大帽子，說這是'為張國燾翻案'"。那時，一些公開刊物連續發表用傳統觀點解說西路軍問題的文章，以昭示傳統觀點的不可動搖的地位。
歷史爭論的第二階段
20世紀90年代以來，突破對西路軍問題的傳統定論，西路軍的歷史真相逐漸為史學界所接受。
由於歷史包袱沉重，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仍有一部分人固守原有傳統觀點，甚至對新的研究結論進行全面的否定。
史學界對於西路軍問題看法的根本轉變可能還必須從《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說起，前國家主席的李先念在讀過書中有關西路軍的一部分文字后，感到吃驚而憤怒，他於1991年7月8日給中央有關負責同志寫下了一封信。信中說："1982年，我受小平、陳雲的委託，花了近一年時間，組織人查閱了大量歷史檔案，1983年初，我寫了《關於西路軍幾個問題的說明》。大量史實證明：西路軍執行的任務是中央決定的。西路軍自始至終都在中央軍委領導之下，重要軍事行動也是中央軍委指示或經中央軍委同意的。對此，小平、陳雲都作了批示，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已圈閱。""我堅決要求：最少應該加上'奉中革軍委命令'幾個字。"來自李先念的憤怒使人民出版社不得不對《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的有關內容進行修改。
中央究竟有無打通國際路線的戰略意圖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量檔案資料的發現說明，西路軍的行動是執行中央打通國際路線的戰略部署。 1935年一、四方面軍第一次會師，到1936年第二次會師，中共中央的既定戰略方針是指揮紅軍北上，打通與蘇聯的聯繫，獲取軍事物資援助，解決戰略依託問題。1935年11月，斯大林關於不反對中共紅軍主力從外蒙古或新疆靠近蘇聯的意見，由從莫斯科歸國的張浩傳達給陝北中共中央。1936年2月14日，張浩、張聞天將此意電告轉戰在川陝的朱德、張國燾。至此中共黨內軍內對此皆無異議。6月6日，張國燾取消另立中央，同意北上。9月11日，共產國際決定："在中國紅軍攻佔寧夏地區后提供1．5萬至2萬支步槍、8門火炮、12門迫擊炮和相應數量的外國制式的彈藥。武器將於1936年12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國（當時中國政府尚未承認外蒙獨立，作者注）南部邊境，將通過知名的烏拉窪洋行售出，為運進寧夏作準備。"10月，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之後，依照中央和軍委決定，對全軍作戰進行組織指揮。為打通蘇聯國際援助路線，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把寧夏戰役作為政治上、軍事上打開新局面的決定的一環，抓緊進行部署，"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在十月十一日發布《十月份作戰綱領》，要求全軍爭取用一個月時間進行休整，作好渡過黃河的各種準備，然後紅軍主力向北發展，奪取寧夏。" 由此可見，打通國際路線是中央和中革軍委既定的一個戰略部署。
西路軍的行動是否一直受中央直接指揮
對於這個問題，目前，根據大量的電報資料和有關親歷者的回憶資料可以說明，西路軍的行動一直受中央直接指揮。這可從以下方面來分析：
其一，西路軍的組成是中央根據敵情的變化，放棄寧夏戰役計劃，提出《作戰新計劃》決定的。這個新計劃是，河東紅軍實施外線出擊，擴大政治影響，擴大紅軍，擴大統一戰線，爭取與南京訂立協定，爭取國共聯合抗日。為此，中央決定以一、二兩方面軍組成南路軍；四方面軍之兩個軍組成北路軍；徐、陳所部組成西路軍。西路軍的任務是：在河西創立根據地，直接打通遠方為任務。這就是說，中央下達西路軍番號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同時組成南、北、西三路軍總計劃的一部分。
其二，西路軍在河西走廊忽西忽東完全是根據中央軍委的指示行動的。西路軍組成后，中央即電示徐、陳西進。不久，中央根據河東戰略部署的需要，提出西路軍應在永涼地區建立根據地。但是，"西路軍處在既無後方，又無補充的境地，孤軍奮戰，困難極大。於是，徐、陳多次將在河西走廊建立鞏固根據地的不利處境報告中央，請示行動方針。"
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軍委主席團遂即電示徐、陳：西路軍目前應在現地區加緊休整，一面爭取二馬抗日，一面準備接通蘭州和以一部接通安西地區。於是西路軍開始準備二次西進。此時，親日派頭子何應欽派"討伐"軍進抵西安。張學良、楊虎城為保證西安側後方安全，提議西路軍以一部出靖遠，配合河東紅軍擊胡（宗南）敵。這樣黨中央又改變了西路軍西移的決定，命令部隊東返。西路軍剛調動部隊，準備東返，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軍委主席團電示徐向前、陳昌浩、彭德懷、任弼時：西路軍仍執行西進任務。然而，蔣介石回到南京，又調集四五十個師的兵力，擬進攻西安。根據形勢的變化，軍委主席團再令西路軍停止西進，在甘州、肅州地區建立根據地——此後，西路軍在河西走廊陷入寡不敵眾的絕境！！
張國燾對西路軍的失敗該負怎樣的責任
一，在執行中央和中革軍委的命令中，張國燾仍有個人的打算。1936年6月6日，張國燾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1936年7月，紅二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后，張國燾並沒有改變同中央對抗的立場，"他企圖拉攏剛剛會師的紅二方面軍支持他的錯誤活動和主張，遭到紅二方面軍領導人的堅決抵制"。"在賀龍、任弼時、關嚮應的二、六軍團快要與四方面軍會合時，中央迅即下令讓他們成立二方面軍，就是為了防止賀部被張并吞了去"。1936年9月14日，中央和中革軍委為執行寧夏戰役計劃作出具體部署，要求進抵甘南的紅四方面軍立即佔領靜寧、會寧、通渭地區，控制西（安）蘭（州）大道，與在固原西部的紅一方面軍部隊靠近，阻止胡宗南部隊西進，爭取兩個月後奪取寧夏。但張國燾這時又對北進方針動搖，於9月21日命令紅四方面軍掉頭西進，打算渡過黃河，進到張掖、永登地區，並認為先機佔領甘北，是"目前最重要一環"。后經中共中央的耐心說服和命令，以及朱德和紅一方面軍一些領導人的抵制和鬥爭，加之在蘭州以西渡河困難，張國燾才不得不放棄這個打算。對此，有的研究者指出："張國燾是不願意到陝北與中央會合的，二次北上時，他就警告過陳昌浩，會合后不但我的總政委當不成了，你的方面軍政委也當不成。"而寧夏戰役作戰計劃一下，為張國燾提供了一個另闢根據地的機會。對此，有的研究者指出："四方面軍渡河不僅是為了打仗，而且要在河西找一個安身之地。"因此，在執行中央寧夏戰役計劃之初，張國燾急於立功贖罪，對中央指示的貫徹是積極的。
二，在執行寧夏戰役計劃、打通國際路線的大方向上，張國燾雖與中央是一致的，但在執行過程中，對中央的具體部署卻缺乏信心。193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發布《十月份作戰綱領》，要求全軍作好渡過黃河等準備，然後紅軍主力向北發展，奪取寧夏。根據中革軍委的命令，紅四方面軍第九軍和方面軍總部及第五軍也渡過黃河，準備執行寧夏戰役計劃。這時，蔣介石調集十幾個師向北大舉進攻。針對這種情況，10月25日中革軍委提出："今後作戰第一步重點，應集注意力於擊破南敵，停止追擊之敵"；"第二步重點集注意力於向北"。在具體部署中，規定紅四方面軍的兩個軍先行渡河，其餘的集中阻止南線來犯的敵軍。這時，張國燾仍對重點擊破南線之敵缺乏信心，"雖然表示同意中央的部署，但又不斷地提出異議"。中央要張國燾阻擊南線敵軍，而張國燾急於率領四方面軍渡河西進取得蘇聯援助的物資。10月28日，張國燾在給中央的電報中陳述了他的部署："四方面軍主力須迅速取得寧夏遠營"，"若謂目前重心在擊破南敵，停止敵之追擊，事實上四、三十一兩軍亦難有保證完成任務，恐反多消耗"。"取得物資后，再以主力回擊深入之敵，那就更有把握了"。
三，在執行寧夏戰役計劃過程中，張國燾"對打擊胡敵始終是動搖的"，對中央統一指揮不夠配合。中央組織寧夏戰役的另一個意圖是，在統一指揮時，讓彭德懷把四方面軍河東部隊的指揮權拿過來。10月29日，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的電報中強調："全戰役須掌握在你一個人手裡"。但彭德懷辦不到，他指揮不動張國燾，調不動四方面軍，只能向毛澤東報告："張對打擊胡敵始終是動搖的，企圖以四方面軍先取（遠）方（物）資后再說。"作戰要求同心協力，而張國燾不肯讓四軍和三十一軍去和國民黨硬拼。由於紅軍指揮不統一，胡宗南部於10月底至11月初截斷了寧夏通道，隔斷了河東紅軍四方面軍主力與河西部隊的聯繫。這樣，紅軍奪取寧夏的計劃被迫中止執行。10月30日，中革軍委指示西渡黃河的紅軍部隊暫時控制一條山、五佛寺地區休息待機，準備在擊破南線後繼續北取寧夏。11月5日，張國燾電令渡河部隊迅速西進，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致電紅四方面軍領導人，令河西部隊稱西路軍，領導機關稱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以陳昌浩為主席，徐向前為副主席。然而，過河的西路軍，立即受到蔣介石指使馬步芳、馬步青等部的圍追"兜剿"，在敵眾我寡的極端不利的情況下最終失敗。因此，從執行中央和中革軍委的具體部署中，張國燾對寧夏戰役計劃的中途流產應負有一定的責任。
朱德—— “這件事很重要，這些同志（指倖存下來的西路軍戰士）的生活和工作，政府應該想個辦法！他們沒有錯誤，當時戰鬥打得激烈，很艱苦，損失很大，光師以上指揮員就犧牲了不少。對犧牲和失散在青海的同志，一定要搞清他們的情況！”
陳雲—— “西路軍過河是中共中央為執行寧夏戰役計劃而決定的，西路軍的行動不是執行張國燾的路線，張國燾路線是另立中央。西路軍的失敗也不是因為張國燾路線，而主要是對當地民族情緒、對馬家軍估計不足。要把這件事情搞清楚。”
鄧小平—— “贊成這個說明（《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同意全件存檔……”
胡耀邦—— “教育幹部和群眾尊重西路軍紅軍老戰士，從政治上關心他們，生活上體貼他們，同時要號召西路軍紅軍老戰士發揚革命傳統，爭取更大光榮。”
江澤民——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后，他（徐向前）奉中央軍委命令……指揮部隊與敵人血戰四個多月，有力策應了河東紅軍的戰略行動。”
洪學智—— “很長時期，西路軍由於被當作是張國燾路線的犧牲品，其史實及研究都被視為禁區，塵封了半個世紀，倖存者大多命運坎坷，備受壓抑和屈辱，受到極不公正的對待。”
胡喬木—— “我完全同意先念同志信中所提出的對待西路軍西渡黃河這一重要史實的原則意見，也同意胡繩同志信中的負責態度。”
《中國共產黨歷史》——"西路軍所屬各部隊，是經過中國共產黨長期教育並在艱苦鬥爭中鍛煉起來的英雄部隊。在極端艱難的情況下，在同國民黨軍隊進行的殊死搏鬥中，西路軍的廣大幹部、戰士視死如歸，創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業績，在戰略上支援了河東紅軍主力的鬥爭。西路軍幹部、戰士所表現出的堅持革命、不畏艱險的英雄主義氣概，為黨為人民的英勇獻身精神，是永遠值得人們尊敬和紀念的。"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 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
- 規模
- 2.18萬人
- 組成
- 中國工農紅軍紅四方面軍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