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李鴻章書

孫中山，1866年11月12日生，廣東香山縣人。早年行醫，1894年創立興中會決心從事革命運動。1905年提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1911年武昌起義推翻帝制，被推選為中華民國大總統，頒布臨時約法。隔年被迫辭職，后改組同盟會為國民黨，發動二次革命和護法戰爭。1924年確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政策，發表新三民主義，創立黃埔軍校，年底扶病到達北京共商國是。1925年3月12日病逝北京。孫中山為中國耗盡畢生精力，是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

1894年1月，孫中山寫了一篇長達八千多字的《上李鴻章書》，建議清政府仿照西方資本主義制度，興辦學校，培養人才；設立管理農業的機構，發展農業生產；開礦山，修鐵路，開辦近代工業；實行保護近代工商業的政策等。

1894年的6月，他到達天津，通過關係找到李鴻章的幕僚盛宣懷。盛宣懷讀過，對孫中山很有好感，就帶他去會晤李鴻章。當時，中日戰爭即將爆發，李鴻章正忙於練兵，當他聽說孫中山是個二十多歲的醫生時，便說：“這樣年輕的醫生，也懂治國？真是天大的笑話！”。雖經盛宣懷竭力推薦，李鴻章還是拒不接見，也不看孫中山寫的是什麼，就交待手下：“這事先擱著，等打完仗以後再說吧。”

這次求見李鴻章沒有達到預期的結果，使孫中山對改良救國不再抱有任何幻想，而從此踏上了資產階級救國的道路。

官太傅爵中堂鈞座：

敬稟者：竊文籍隸粵東，世居香邑，曾於香港考授英國醫士。幼嘗遊學外洋，於泰西之語言文學，政治禮俗，與夫天算地輿之學，格物化學之理，皆略有所窺，而尤留心於其富國強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規；至於時局變遷之故，睦鄰交際之宜，輒能洞其閫奧。當今光（風）氣日開，四方畢集，正值國家勵精圖治之時，朝廷勤求政理之日，每欲以管見所知，指陳時事，上諸當道，以備芻蕘之采。嗣以人微言輕，未敢遽達。比見國家奮籌富強之術，月異日新，不遺餘力，乎將與歐洲並駕矣。快艦、飛車、電郵、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其他新法亦接踵舉行。則凡所以安內攘外之大經，富國強兵之遠略，在當局諸公已籌之稔矣。又有軺車四齣，則外國之一舉一動，亦無不周知。草野小民，生逢盛世，惟有逖聽歡呼、聞風鼓舞而已，夫復何所指陳？然而猶有所言者，正欲於乘可為之時，以竭其愚夫之千慮，仰贊高深於萬一也。

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¾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於此四者，徒惟堅船利炮之是務，是舍本而圖末也。

所謂人能盡其才者，在教養有道，鼓勵有方，任使得法也。

夫人不能生而知，必待學而後知，人不能皆好學，必待教而後學，故作之君，作之師，所以教養之也。自古教養之道，莫備於中華；惜日久廢弛，庠序亦僅存其名而已。泰西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遺風，庠序學校遍布國中，人無貴賤皆奮於學。凡天地萬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於學之中，使通國之人童而習之，各就性質之所近而肆力焉。又各設有專師，津津啟導，雖理至幽微，事至奧妙，皆能有法以曉喻之，有器以窺測之。其所學由淺而深，自簡及繁，故人之靈明日廓，智慧日積也。質有愚智，非學無以別其才，才有全偏，非學無以成其用，有學校以陶冶之，則智者進焉，愚者止焉，偏才者專焉，全才者普焉。蓋賢才之生，或千百里而見一，或千萬人而有一，若非隨地隨人而施教之，則賢才亦以無學而自廢，以至於湮沒而不彰。泰西人才之眾多音，有此教養之道也。

且人之才志不一，其上焉者，有不徒苟生於世之心，則雖處布衣而以天下為己任，此其人必能發奮為雄，卓異自立，無待乎勉勖也，所謂“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後興也”。至中焉者，端賴乎鼓勵以方，故泰西之士，雖一才一藝之微，而國家必寵以科名，是故人能自奮，士不虛生。逮至學成名立之餘，出而用世，則又有學會以資其博，學報以進其益，萃全國學者之能，日稽考於古人之所已知，推求乎今人之所不逮，翻陳出新，開世人無限之靈機，闡天地無窮之奧理，則士處其間，豈復有孤陋寡聞者哉？又學者倘能窮一新理，創一新器，必邀國家之上賞，則其國之士，豈有不專心致志者哉？此泰西各種學問所以日新月異而歲不同，幾於奪造化而疑鬼神者，有此鼓勵之方也。

今使人於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長，則雖智者無以稱其職，而巧者易以飾其非。如此用人，必致野有遺賢，朝多幸進。泰西治國之規，大有唐虞之用意。其用人也，務取所長而久其職。故為文官者，其途必由仕學院，為武官者，其途必由武學堂，若其他，文學淵博者為士師，農學熟悉者為農長，工程達練者為監工，商情諳習者為商董，皆就少年所學而任其職。總之，凡學堂課此一業，則國家有此一官，幼而學者即壯之所行，其學而優者則能仕。且恆守一途，有升遷而無更調。夫久任則閱歷深，習慣則智巧出，加之厚其養廉，永其俸祿，則無瞻顧之心，而能專一其志。此泰西之官無苟且、吏盡勤勞者，有此任使之法也。

故教養有道，則天無枉生之才；鼓勵以方，則野無鬱抑之士；任使得法，則朝無幸進之徒。斯三者不失其序，則人能盡其才矣；人既盡其才，則百事俱舉，百事舉矣，則富強不足謀也。秉國鈞者，盍於此留意哉！

所謂地能盡其利者，在農政有官，農務有學，耕耨有器也。

夫地利者，生民之命脈。自后稷教民稼穡，我中國之農政古有專官。乃後世之為民牧者，以為三代以上民間養生之事未備，故能生民能養民者為善政；三代以下民間養生之事已備，故聽民自生自養而不再擾之，便為善政&——此中國今日農政之所以日就廢弛也。農民只知恆守古法，不思變通，墾荒不力，水利不修，遂致勞多而獲少，民食日艱。水道河渠，昔之所以利農田者，今轉而為農田之害矣。如北之黃河固無論矣，即如廣東之東、西、北三江，於古未嘗有患，今則為患年甚一年；推之他省，亦比比如是。此由於無專責之農官以理之，農民雖患之而無如何，欲修之而力不逮，不得不付之於茫茫之定數而已。中年失時傷稼，通國計之，其數不知幾千億兆，此其耗於水者固如此其多矣。其他荒地之不辟，山澤之不治，每年遺利又不知凡幾。所謂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谷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如此而欲致富不亦難乎！泰西國家深明致富之大源，在於無遺地利，無失農時，故特設專官經略其事，凡有利於農田者無不興，有害於農田者無不除。如如印度之恆河，美國之密士，其昔泛濫之患亦不亞於黃河，而卒能賓士之者，人事未始不可以補天工也。有國家者，可不急設農官以勸其民哉！

水患平矣，水利興矣，荒土辟矣，而猶不能謂之地無遺利而生民養民之事備也，蓋人民則日有加多，而土地不能以日廣也。倘不日求進益，日出新法，則荒土既墾之後，人民之溢於地者，不將又有饑饉之患乎，是在急興農學，講求樹畜，速其長植，倍其繁衍，以彌此撼也。顧天生人為萬物之靈，故備萬物為之用，而萬物固無窮也，在人之靈能取之用之而已。夫人不能以土養，而土可生五穀百果以養人；人不能以草食，而草可長六畜以為人食。夫土也，草也，固取不盡而用不竭者也，是在人能考土性之所宜，別土質之美劣而已。倘若明其理法，則能反磽土為沃壤，化瘠土為良田，此農家之地學、化學也。別種類之生機，分結實之厚薄，察草木之性質，明六畜之生理，則繁衍可期而人事得操其權，此農家之植物學、動物學也。日光能助物之生長，電力能速物之成熟，此農家之格物學也。蠹蝕宜防，疫癘宜避，此又農家之醫學也。農學既明，則能使同等之田產數倍之物，是無異將一畝之田變為數畝之用，即無異將一國之地廣為數國之大也。如此，則民雖增數倍，可無饑饉之憂矣。此農政學所宜亟設也。

農官既設，農學既興，則非有巧機無以節其勞，非有靈器無以速其事，此農器宜講求也。自古深耕宜耨，皆籍牛馬之勞，乃近世制器日精，多以器代牛馬之用，以其費力少而成功多也。如犁田，則一器能作數百牛馬之工；起水，則一器能溉千頃之稻；收穫，則一器能當數百人之刈。他如鑿井浚河，非機無以濟其事；墾荒伐木，有器易以收其功。機器之於農，其用亦大矣哉。故泰西創器之家，日竭靈思，孜孜不已，則異日農器之精，當又有過於此時者矣。我中國宜購其器而仿製之。

故農政有官則百姓勤，農務有學則樹畜精，耕耨有器人力省，此三者，我國所當仿行以收其地利者也。

所謂物能盡其用，在窮理日精，機器日巧，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也。

泰西之儒以格致為生民根本之務，舍此則無以興物利民，由是孜孜然日以窮理致用為事。如化學精，則凡動植礦質之物，昔人已知其用者，固能廣而用之，昔人未知其用者，今亦考出以為用。火油也，昔日棄置如遺，今為日用之要需，每年人口為洋貨之一大宗，煤液也，昔日視為無用，今可煉為藥品，煉為顏料。又煮沙以作玻器，化土以取礬精，煅石以為田料，諸如此類，不勝縷書。此皆從化學之理而得收物之用，年中不知裕幾許財源，我國倘能推而仿之，亦致富之一大經也。格致之學明，則電風水火皆為我用。以風動輪而代人工，以水沖機而省煤力，壓力相吸而升水，電性相感而生光，此猶其小焉者也。至於火作汽以運舟車，雖萬馬所不能及，風潮所不能當；電氣傳郵，頃刻萬里，此其用為何如哉！然而物之用更有不止於此者，在人能窮求其理，理愈明而用愈廣。如電，無形無質，似物非物，其氣付於萬物之中，運乎六合之內；其為用較萬物為最廣而又最靈，可以作燭，可以傳郵，可以運機，可以毓物，可以開礦。顧作燭、傳郵已大行於宇內，而運機之用近始知之，將來必盡棄其煤機而用電力也。毓物開礦之功，尚未大明，將來亦必有智者究其理，則生五穀，長萬物，取五金，不待天工而由人事也。然而取電必資乎力，而發力必籍乎煤，近又有人想出新法，用瀑布之水力以生電，以器蓄之，可待不時之用，可供隨地之需，此又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者也。由此而推，物用愈求則人力愈省，將來必至人只用心，不事勞人力而全役物力矣。此理有固然，事所必至也。

機器巧，則百藝興，製作盛，上而軍國需，下而民生日用，皆能日就精良而省財力，故作人力所不作之工，成人事所不成之物。如五金之礦，有機器以開，則碎堅石如齏粉，透深井以吸泉，得以辟天地之寶藏矣。織造有機，則千萬人所作之工，半日可就；至繅廢絲，織絨呢，則化無用為有用矣。機器之大用不能遍舉。我中國地大物博，無所不具，倘能推廣機器之用，則開礦治河，易收成效，紡紗織布，有以裕民。不然，則大地之寶藏，全國之材物，多有廢棄於無用者，每年之耗不止凡幾。如是，而國安得不貧，而民安得不瘠哉！謀富國者，可不講求機器之用歟。

物理講矣，機器精矣，若不節惜物力，亦無以固國本而裕民生也。故泰西之民，鮮作無益。我中國之民，俗尚鬼神，年中迎神賽會之舉，化帛燒紙之資，全國計之每年當在數千萬。此以有用之財作無益之事，以有用之物作無用之施，此冥冥一大漏卮，其數較鴉片為尤甚，亦有國者所當並禁也。

夫物也者，有天生之物，有地產之物，有人成之物。天生之物如光、熱、電者，各國之所共，在窮理之淺深以為取用之多少。地產者如五金、百穀，各國所自有，在能善取而善用之也。人成之物，則繫於機器之靈笨與人力之勤惰。故窮理日精則物用呈，機器日巧則成物多，不作無益則物力節，是亦開財源節財流之一大端也。

所謂貨能暢其流者，在關卡總之無阻難，保商之有善法，多輪船鐵道之載運也。

夫百貨者，成之農工而運於商旅，以此地之贏餘濟彼方之不足，其功亦不亞於生物成物也。故泰西各國體恤商情，只抽海口之稅，只設入國之關，貨之為民生日用所不急者重其稅，貨之為民生日用所必需者輕其斂。入口抽稅之外，則全國運行，無所阻滯，無再納之徵，無再過之卡。此其百貨暢流，商賈雲集，財源日裕，國勢日強也。中國則不然。過省有關，越境有卡，海口完納，又有補抽，處處斂征，節節阻滯。是奚異到〔遍〕地風波，滿天荊棘。商賈為之裹足，負販從而怨嗟。如此而欲百貨暢流也，豈不難乎？夫販運者亦百姓生財之一大道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以今日關卡之濫征，吏胥之多弊，商賈之怨毒，誠不能以此終古也。徒削平民之脂膏，於國計民生初無所裨。謀富強者，宜急為留意於斯，則天下幸甚！

夫商賈逐什一之利，別父母，離鄉井，多為饑寒所驅，經商異地，情至苦，事至艱也。若國家不為體恤，不為保護，則小者無以覓蠅頭微利，大者無以展鴻業遠圖。故泰西之民出外經商，國家必設兵船、領事為之護衛，而商亦自設保局銀行，與相倚恃。國政與商政並興，兵餉以〔與〕商財為表裡。故英之能傾印度，扼南洋，奪非洲，並澳土者，商力為之也。蓋兵無餉則不行，餉非商則不集。西人之虎視寰區，憑凌中夏者，亦商為之也。是故商者，亦一國富強之所關也。我中國自與西人互市以來，利權皆為所奪者，其故何哉？以彼能保商，我不能保商，而反剝損遏抑之也。商不見保則貨物不流，貨物不流則財源不聚，是雖地大物博，無益也。以其以天生之材為廢材，人成之物為廢物，則更何貴於多也。數百年前，美洲之地猶今日之地，何以今富而昔貧？是貴有商焉為之經營，為之轉運也；商之能轉運者，有國家為之維持保護也。謀富強者，可不急於保商哉！

夫商務之能興，又全恃舟車之利便。故西人於水，則輪船無所不通，五洋四海恍若戶庭，萬國九洲儼同闤闠。辟窮荒之絕島以立商廛，求上國之名都以為租界，集殊方之貨寶（實），聚列國之商氓。此通商之埠所以貿易繁興、財貨山積者，有輪船為之運載也。於陸，則鐵道縱橫，四通八達，凡輪船所不至，有輪車以濟之。其利較輪船為尤溥，以無波濤之險，無礁石之虞。數十年來，泰西各國雖山僻之區亦行鐵軌，故其貨物能轉輸利便，運接靈速；遇一方睏乏，四境濟之，雖有荒旱之災，而無饑饉之患。故凡有鐵路之邦，則全國四通八達，流行無滯；無鐵路之國，動輒掣肘，比之癱瘓不仁。地球各邦今已視鐵路為命脈矣，豈特便商賈之載運而已哉。今我國家亦恍然於輪船鐵路之益矣，故沿海則設招商之輪船，於陸則興官商之鐵路。但輪船隻行於沿海大江，雖足與西人頡頏而收我利權，然不多設於支河內港，亦不能暢我貨流，便我商運也。鐵路先通於關外，而不急於繁富之區，則無以收一時之利。而為後日推廣之圖，必也先設於繁富之區，如粵港、蘇滬、津通等處，路一成而效立見，可以利轉輸，可以勵富戶，則繼之以推廣者，商股必多，而國家亦易為力。試觀南洋英屬諸埠，其築路之資大半為華商集股，利之所在，人共趨之。華商何厚於英屬而薄於宗邦？是在謀國者有以乘勢而利導之而已。此招商興路之扼要也。

故無關卡之阻難，則商賈願出於其市；有保商之善法，則殷富亦樂於貿遷；多輪船鐵路之載運，則貨物之盤費輕。如此。而貨有不暢其流者乎？貨流既暢，則財源自足矣。籌富國者，當以商務收其效也。不然，徒以聚斂為工，捐納為計，吾未見其能富也。

夫人能盡其纔則百事興，地能盡其利則民食足，物能盡其用則材力豐，貨能暢其流則財源裕。故曰：此四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四者既得，然後修我政理，宏我規模，治我軍實，保我藩邦，歐洲其能匹哉！

顧我中國仿效西法，於今已三十餘年。育人纔則有同文、方言各館，水師、武備諸學堂；裕財源則辟煤金之礦，立紡織製造之局；興商務則招商輪船、開平鐵路，已后先輝映矣。而猶不能與歐洲頡頏者，其故何哉？以不能舉此四大綱，而舉國并行之也。間嘗統籌全局，竊以中國之人民材力，而能步武泰西，參行新法，其時不過二十年，必能駕歐洲而上之，蓋謂此也。試觀日本一國，與西人通商後於我，仿效西方亦後於我，其維新之政為日幾何，而今日成效已大有可觀，以能舉此四大綱而舉國行之，而無一人阻之。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無行之之人。方今中國之不振，固患於能行之人少，而尤患於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材異國以代為之行；不知之人多，則雖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輩必竭力以阻撓。此昔日國家每舉一事，非格於成例，輒阻於群議者。此中國之極大病源也。

竊嘗聞之，昔我中堂經營乎海軍、鐵路也，嘗脣為之焦，舌為之敝，苦心勞慮數十餘年，然後成此北洋之一軍、津關之一路。夫以中堂之勛名功業，任寄股肱，而又和易同眾，行之尚如此其艱，其他可知矣。中國有此膏肓之病而不能除，則雖堯舜復生，禹皋佐治，無能為也，更何期其效於二十年哉？此志士之所以灰心，豪傑之所以扼腕，文昔日所以欲捐其學而匿跡於醫術者，殆為此也。然而天道循環，無往不復，人事否泰，窮極則通，猛劑遽投，膏肓漸愈。逮乎法釁告平之後，士大夫多喜談洋務矣，而拘迂自囿之輩亦頗欲馳域外之觀，此風氣之變革，亦強弱之轉機。近年以來，一切新政次第施行，雖所謂四大之綱不能齊舉，然而為之以漸，其發軔於斯乎？此文今日之所以望風而興起也。

竊維我中堂自中興而後，經略南北洋，孜孜然以培育人材為急務。建學堂，招俊秀，聘西師而督課之，費巨款而不借。遇有一藝之成，一技之巧，則獎勵倍加，如獲異寶。誠以治國經邦，人才為急，心至苦而事至盛也。嘗以無緣沾雨露之濡，叨桃李之植，深用為憾。顧文之生二十有八年矣，自成童就傅以至於今，未嘗離學，雖未能為八股以博科名，工章句以邀時譽，然於聖賢六經之旨，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則無時不往複於胸中，於今之所謂西學者概已有所涉獵，而所謂專門之學亦已窮求其一矣。推中堂育才愛士之心，揆國家時勢當務之急，如文者亦當在陶冶而收用之列，故不自知其駑下而敢求知於左右者，蓋有慨乎大局，蒿目時艱，而不敢以岩穴自居也。所謂乘可為之時，以竭愚夫之千慮，用以仰贊高深，非欲徒撰空言以瀆清聽，自附於於謁者流，蓋欲躬行而實踐之，必求澤沛乎萬民也。

竊維今日之急務，固無逾於此四大端，然而條目工夫不能造次，舉措施布各有緩急。雖首在陶冶人才，而舉國並興學校非十年無以致其功，時勢之危急恐不能少須。何也？蓋今日之中國已大有人滿之患矣，其勢已岌岌不可終日。上則仕途壅塞，下則游手而嬉，嗷嗷之眾，何以安此？明之闖賊，近之髮匪，皆乘饑饉之餘，因人滿之勢，遂至潰裂四齣，為毒天下。方今伏莽時聞，災荒頻見，完善之地已形覓食之艱，凶祲之區難免流離之禍，是豐年不免於凍餒，而荒歲必至於死亡。由斯而往，其勢必至日甚一日，不急挽救，豈能無憂？夫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不足食胡以養民？不養民胡以立國？是在先養而後教，此農政之興尤為今日之急務也。且農為我中國自古之大政，故天子有親耕之典以勸萬民，今欲振興農務，亦不過廣我故規，參行新法而已。民習於所知，雖有更革，必無傾駭，成效一見，爭相樂從，雖舉國遍行，為力尚易，為時亦速也。且令天下之人皆知新法之益，如此則踵行他政，必無撓格之虞，其益固不止一端也。

竊以我國家自欲行西法以來，惟農政一事未聞仿效，派往外洋肄業學生亦未聞有入農政學堂者，而所聘西儒亦未見有一農學之師，此亦籌富強之一憾事也。文遊學之餘，兼涉樹藝，泰西農學之書間嘗觀覽，於考地質、察物理之法略有所知。每與鄉間老農談論耕植，嘗教之選種之理，糞溉之法，多有成效。文鄉居香山之東，負山瀕海，地多砂磧，土質磽劣，不宜於耕；故鄉之人多游賈於四方，通商之後頗稱富饒。近年以美洲逐客，檀島禁工，各口茶商又多虧折，鄉間景況大遜前時，覓食農民尤為不易。文思所以廣其農利，欲去禾而樹桑，通〔迨〕為考核地質，知其頗不宜於種桑，而甚宜于波畢。近以憤於英人禁煙之議難成，遂勸農人栽鴉片，舊歲於農隙試之，其漿果與印度公土無異，每畝可獲利數十金。現已群相仿效，戶戶欲栽，今冬農隙所種必廣。此無礙於農田而有補於漏卮，亦一時權宜之計也。他日盛行，必能盡奪印煙之利，蓋其氣味較公土為尤佳，迥非川滇各土之可比。去冬所產數斤，凡嗜阿芙蓉之癖者爭相購吸，以此決其能奪印煙之利也必矣。印煙之利既奪，英人可不勉而自禁，英人既禁，我可不栽，此時而申禁吸之令，則百年大患可崇朝而滅矣。勸種罌粟，實禁鴉片之權輿也。由栽煙一事觀之，則知農民之見利必趨，群相仿效，到處皆然，是則農政之興，甚易措手。其法先設農師學堂一所，選好學博物之士課之，三年有成，然後派往各省分設學堂，以課農家聰穎子弟。又每省設立農藝博覽會一所，與學堂相表裡，廣集各方之物產，時與老農互相考證。此辦法之綱領也，至其詳細節目，當另著他編，條分縷晰，可以坐言而起行，所謂非欲徒託空言者此也。

文之先人躬耕數代，文於樹藝牧畜諸端，耳濡目染，洞悉奧窔；泰西理法亦頗有心得。至各國土地之所宜，種類之佳劣，非遍歷其境，未易周知。文今年擬有法國之行，從游其國之蠶學名家，考究蠶桑新法，醫治蠶病，並擬順道往游環球各邦，觀其農事。如中堂有意以興農政，則文於回華后可再行遊歷內地、新疆、關外等處，察看情形，何處宜耕，何處宜牧，何處宜蠶，詳明利益，盡仿西法，招民開墾，集商舉辦，此於國計民生大有裨益。所謂欲躬行實踐，必求澤之沾沛乎民人者此也。惟深望於我中堂有以玉成其志而已。

伏維我中堂佐治以來，無利不興，無弊不革，艱巨險阻尤所不辭。如籌海軍、鐵路之難尚毅然而成之，況於農桑之大政，為生民命脈之所關，且無行之之難，又有行之之人，豈尚有不為者乎？用敢不辭冒昧，侃侃而談，為生民請命，伏祈採擇施行，天下幸甚。

肅此具稟，恭叩鈞綏。伏維垂鑒。

文謹稟

第一，孫中山呈遞和發表《上李鴻章書》的行為，從上書的內容中顯示出：孫中山對於大清王朝的忠心耿耿，沒有絲毫的不滿情緒！

第二，孫中山參與組建的檀香山興中會則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反清團體；

第三，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是一面向大清王朝獻忠心，一面從事反清活動，二者幾乎是同時並舉，好像發生在同一時間！其實不然，孫中山向大清王朝獻忠心在先，而從事反清活動在後，前後間隔的時間極短、極短，短到令人無法察覺！

孫中山對清政府從完全擁護到勢不兩立，這樣兩個極端立場的轉變過程極為短暫，幾乎是在瞬間完成。對於這一突然的變化過程及其發生的原因，至今還沒有文章論說此事。只有胡繩先生在《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一書中，對孫中山《上李鴻章書》的內容及其動機作了較為中肯而又客氣的評價。

著名的歷史學家胡繩先生說：“國民黨的歷來的一些歷史撰述者力圖論證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從幼年時就已經確立，以後一直不變地保持下來，這種看法是不符合事實的。孫中山在1893年（應該是1894年）的《上李鴻章書》可以證明，直到這時，他的基本思想並不是革命。”胡繩還說：孫中山的《上李鴻章書》“並沒有超過同時期的康有為的上皇帝書的水平。”胡繩還尖銳地指出：“孫中山的上書也顯然決不是為了革命，而是如同從來的讀書人一樣——求知於當道。”（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出版，第671—672頁）胡繩這裡所說的“如同從來的讀書人一樣——求知於當道”，其含義就是：讀書為了做官！“學而優則仕”！孫中山也是如此。

孫中山上書李鴻章，在於投石問路:“冀萬乘之尊或一垂聽，政府之或一奮起”,把改革寄托在“或一”的希望上。可是，李鴻章“藉辭軍務匆忙，拒絕延見”。目的未能達到，孫中山“憮然長嘆”,意識到通過上書請願的辦法來改革中國的政治是行不通的。欲救國，需另謀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