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

歐盟（EuropeanUnion）、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以及於2002年11月簽署的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hinaandASEANFreeTradeArea，CAFTA）協議是世界上三大區域經濟合作區。而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貿易區、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最大自由貿易區。

為擴大雙方的經貿交往，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1999年在馬尼拉召開的第三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上提出，中國願加強與東盟自由貿易區的聯繫。這一提議得到東盟國家的積極回應。2000年11月，朱鎔基總理在新加坡舉行的第四次中國一東盟領導人會議上，首次提出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構想，並建議在中國－東盟經濟貿易合作聯合委員會框架下成立中國－東盟經濟合作專家組，就中國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關係的可行性進行研究。

2001年3月，中國－東盟經濟合作專家組在中國－東盟經濟貿易合作聯合委員會框架下正式成立。專家組圍繞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影響及中國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關係兩個議題進行了充分研究，認為中國－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對東盟和中國是雙贏的決定，建議中國和東盟用10年時間建立自由貿易區。這一建議經過中國－東盟高官會和經濟部長會的認可后，於2001年11月在汶萊舉行的第五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上正式宣布。

2002年11月，第六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在柬埔寨首都金邊舉行，朱鎔基總理和東盟10國領導人簽署了《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決定到2010年建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這標誌著中國－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的進程正式啟動。

《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提出了中國與東盟加強和增進各締約方之間的經濟、貿易和投資合作；促進貨物和服務貿易，逐步實現貨物和服務貿易自由化，並創造透明、自由和便利的投資機制；為各締約方之間更緊密的經濟合作開闢新領域等全面經濟合作的目標。

2004年11月，中國－東盟簽署了《貨物貿易協議》，規定自2005年7月起，除2004年已實施降稅的早期收穫產品和少量敏感產品外，雙方將對其他約7000個稅目的產品實施降稅。

2007年1月，雙方又簽署了自貿區《服務貿易協議》，已於今年7月順利實施。目前，雙方正共同努力，爭取早日完成《投資協議》的談判，確保在2010年全面建成中國—東盟自貿區。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建設使雙方業已密切的經貿合作關係得到了進一步加強，也對亞洲及世界的經濟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涵蓋18億人口，GDP接近6萬億美元，貿易額達4.5萬億美元，是世界上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最大的自由貿易區。

自貿區建設進程回顧

1991年7月，中國時任外長錢其琛出席第24屆東盟外長會議開幕式，是為中國與東盟首次接觸；

1992年1月，第四次東盟首腦會議正式提出建立東盟自由貿易區；

1999年4、5月，中國與美國、歐盟先後達成加入世貿組織(WTO)的協議；

2000年10月，中國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新加坡舉行的中國與東盟領導人會議上，提出在WTO承諾基礎上，建設更加互惠的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倡議。

2001年11月，中國與東盟各國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在當年10+1領導人會議上，中國拿出更為充實的議案，終於與東盟達成了自貿區共識。“10+1”宣布十年內建成自由貿易區的目標。

2002年11月4日，《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簽署，自貿區建設正式啟動。

2003年溫家寶接任中國國務院總理。10月7日，溫家寶出席第七次東盟與中日韓(10+3)領導人會議，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中國成為首個加入該條約的非東盟國家。

《貨物貿易協議》和《爭端解決機制協議》簽署，標誌自貿區建設進入實質性執行階段。

2005年7月20日，《貨物貿易協議》降稅計劃開始實施，7000種產品降低關稅。

2009年8月15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投資協議》簽署，標誌主要談判結束。

2010年1月1日，擁有19億人口、GDP接近6萬億美元、發展中國家間最大的自由貿易區——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式建立。

2010年1月7日，在廣西南寧舉行的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成慶祝儀式上，中國—東盟18個合作項目正式簽約，簽約金額48.96億美元。

當今世界經濟有兩大顯著特點：一是經濟全球化，一是區域經濟一體化。區域經濟一體化風起雲湧，發展很快。WTO的成員國基本上都與其它有關國家建立了自由貿易關係。中國和東盟成員都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有限，經濟增長對外部市場的依賴度高，全球經濟的變動會對其經濟產生重大影響。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正是為應對經濟全球化中的負面影響和應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快速發展應運而生。

中國與東盟發展的需要中國與東盟國家有著建自貿區的良好基礎。

一是，山水相連，息息相關，相互間有著悠久的傳統友誼和相似的歷史遭遇。

二是，資源稟賦各具優勢，產業結構各有特點，互補性強，合作潛力大。

三是，在國際社會事務方面有著廣泛的共同語言和共同利益，對經濟發展有穩定和增長的共同願望。

四是，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積極改善和發展與東盟及其成員國的友好關係，相互間政治關係、經濟關係不斷有新的發展，尤其是自1991年中國與東盟建立對話夥伴關係以來，相互間合作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為此，面對世界經濟全球化、區域一體化的快速發展，中國與東盟國家及時做出了正確的戰略決策：積極發展和密切相互間的經貿合作，建立自貿區。

1997年，東南亞遭受金融危機后，中國對受危機打擊的東盟各國給予了極大的支持，中國政府頂住巨大的壓力，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確保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幫助東盟國家最終克服了金融危機。中國在危機中表現出的負責任鄰國的風範贏得東盟各國的普遍好評，與中國的關係迅速改善和發展。

經歷金融危機后，東盟更加明確了地區需要加快經濟一體化，以建立有效的合作機制來防止危機的再次發生和衝擊，中國是一個可以信賴的合作夥伴，因而選擇和中國建立區域經濟合作機制，即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成為必然而積極的選擇。

中國—東盟自貿區建設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2002年至2010年），啟動並大幅下調關稅階段。自2002年11月雙方簽署以中國—東盟自貿區為主要內容的《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始，至2010年1月1日中國對東盟93%產品的貿易關稅降為零。

（2011年至2015年），全面建成自貿區階段，即東盟越、老、柬、緬四國與中國貿易的絕大多數產品亦實現零關稅，與此同時，雙方實現更廣泛深入的開放服務貿易市場和投資市場。

（2016年之後），自貿區鞏固完善階段。

1、促進中國、東盟之間的企業對話與合作；

2、促進中國與東盟之間的貿易與投資聯繫；

3、促進各自國家的經濟發展和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

中國—東盟商務理事會中方主席由中國貿促會會長萬季飛擔任。

中方理事單位由中國有代表性商會和知名企業組成。

中國—東盟商務理事會的東盟合作方是東盟工商會。東盟工商會由東盟十國最具代表性的商會組成：汶萊國家工商會、柬埔寨總商會、印尼工商會、寮國全國工商會、馬來西亞國家工商會、緬甸工商聯合會、菲律賓工商會、新加坡工商聯合會、泰國工業聯合會、越南工商會。

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是中國和東盟合作歷程中歷史性的一步。它充分反映了雙方領導人加強睦鄰友好關係的良好願望，也體現了中國和東盟之間不斷加強的經濟聯繫，是中國與東盟關係發展中新的里程碑。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成，將會創造一個擁有18億消費者、近2萬億美元國內生產總值、1.2萬億美元貿易總量的經濟區。按人口算，這將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從經濟規模上看，將是僅次於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全球第三大自由貿易區，由中國和東盟10國共創的世界第三大自由貿易區，是發展中國家組成的最大的自由貿易區。

2009年8月15日，第八次中國—東盟經貿部長會議在泰國曼谷舉行，商務部陳德銘部長與東盟10國的經貿部長共同簽署了中國—東盟自貿區《投資協議》。該協議的簽署向外界發出了一個明確的信號，即中國和東盟各國願同舟共濟，攜手抗擊金融危機，繼續推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反對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為東亞地區和全球經濟的復甦與發展做出重大貢獻。

《投資協議》包括27個條款。該協議通過雙方相互給予投資者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和投資公平公正待遇，提高投資相關法律法規的透明度，為雙方投資者創造一個自由、便利、透明及公平的投資環境，並為雙方的投資者提供充分的法律保護，從而進一步促進雙方投資便利化和逐步自由化。

此次《投資協議》的簽署標誌著雙方成功地完成了中國—東盟自貿區協議的主要談判，中國—東盟自貿區將如期在2010年全面建成。

中國—東盟自貿區是中國對外商談的第一個自貿區，也是東盟作為整體對外商談的第一個自貿區。2002年中國與東盟啟動了自貿區的談判，2003年“早期收穫計劃”正式實施，2004年簽署了《貨物貿易協議》，2007年簽署了《服務貿易協議》。

中國與東盟之間的經貿關係正面臨著進一步發展的有利條件。首先是中國加入WTO為雙方存在的貿易投資等制度障礙掃清了道路。按照加入WTO的承諾，中國近年來大幅度降低了關稅，減少並取消非關稅壁壘。另外，中國的市場進一步開放，尤其是服務貿易領域的開放將為包括東盟在內的國外投資者提供廣闊的商機。依據中國與東盟WTO成員國的談判承諾，對東盟產品的關稅水平在5年之內將削減34-47%，快於中國關稅平均削減的速度。其次是2010年l月1日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啟動為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加快建設無疑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提供了經驗與參照，進而為雙方經貿關係的發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第三，最近東盟與中國已就南沙問題達成協議，為地區的和平發展創造了穩定的周邊環境。

貿易區發展的障礙因素

東盟-中國自由貿易區的發展面臨著以下諸多客觀上的障礙和干擾，值得雙方予以關註：

第一，中國威脅論和中國投資黑洞論

東盟國家雖然在文化上和中國有著很深的淵源，但由於政治上的原因，東盟國家在歷史上一直對中國心存芥蒂，而且擔心中國的強大會在經濟、軍事上給他們造成威脅。近年來，中國吸收外資保持了較快的發展規模，2002年實際吸收外資突破了500億美元，而東盟各國吸收的外商投資卻呈下降趨勢。《日本經濟新聞》曾報道，2002年上半年，流入東盟主要6個成員國的外資約為65億美元，比2001年同期下降了60%。其中，馬來西亞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已由2001年同期的31億美元驟減到5.7億美元，降幅達80%。流入印尼和菲律賓的外資同比減少了70%，流入越南、泰國和新加坡的外資同比分別下降了56%、35%和22%。同時，許多原在東盟成員國內部的外資企業紛紛將業務轉向中國。

面對著中國經濟的日益強大、吸收外資的增多以及大量價廉物美的中國商品湧入本地市場，東盟成員國內部以及周邊許多國家感到了競爭的壓力，“中國威脅論”等言論泛起，宣稱中國的經濟崛起將對該區域內的其他國家造成威脅，強大的中國很有可能將會在該地區稱霸，直接影響到地區的政治和經濟格局，東盟國家應聯合起來予以對抗。

第二，東盟內部成員國間的摩擦和矛盾

歸結起來，東盟內部成員國間的矛盾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歷史積怨和領土主權爭端。東盟成員國內部的領土爭端一直存在，歷史上越南入侵過柬埔寨，至今兩國關係貌合神離。近期，馬來西亞與印尼出現了關於西巴丹島和利吉丹島的主權爭執，馬來西亞與新加坡之間出現了關於白礁島的爭執，印尼與菲律賓之間也發生了有關島嶼主權的爭執，這些都反映出東盟內部尚缺乏地區整合的大局觀念。

二是成員國內部政局不穩。東盟許多國家都是黨派林立、紛爭不斷，有的國家軍人政府當政，有的國家內閣變換頻繁。另外有些國家的反政府武裝及恐怖分子活動猖獗，加上近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反恐戰爭的刻意擴大及對伊斯蘭教派和回教徒傳統的敵視，造成東盟國家內部民族情緒高漲。政局的不穩定直接影響到外來直接投資，阻礙經貿活動的正常進行，客觀上對區域內經濟的發展以及未來自貿區的整體發展產生了不利影響。

三是民族宗教差異。東盟內部宗教信仰不同，馬來西亞、印尼和汶萊是傳統的回教國家，泰國和柬埔寨則遵從佛教，菲律賓大部分國民信奉天主教，而越南和寮國則是“社會主義”體制。近年來，隨著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勢力的抬頭及回教徒與歐美等西方國家的矛盾不斷激化，加上恐怖主義和伊斯蘭教徒間存在的千絲萬縷的聯繫，不同宗教信仰間衝突時有發生。

第三，東盟成員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和經貿結構的雷同化

東盟的10個成員國中，既有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如新加坡，又有越南、緬甸、寮國、柬埔寨等世界上最不發達的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和階段存在巨大差異。新加坡的人均GDP目前已近3萬美元，而越、老、緬、柬四國還不到400美元，人均GDP相差約70倍，遠遠高於歐盟內部的16倍和北美自由貿易區內部的30倍的差距水平。東盟國家內部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利於成員國間經濟政策的協調。

經濟優勢的互補性是區域經濟實現整合的先決條件，經濟優勢的非均質分佈決定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貿易創造效應的大小，而東盟國家在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方面互補性並不明顯。東盟成員國大都推行出口導向戰略，出口產品多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近年來又大都轉向下游的電子信息產品，東盟國家在國內經濟結構和出口產品結構上呈現出雷同化的特徵。亞洲經濟危機中暴露出來的東盟國家產業結構單一化的狀況並沒有得到根本性的糾正，勞動密集型產業科技投入不足、生產率低下的弊病並沒有根除。

從區內貿易上看，1999年東盟成員國內部的相互出口額為819.29億美元，佔東盟全部出口額的22.2%，而同期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內部出口額占其總出口額的比重分別為54.6%和62.6%。由此看出，與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相比，東盟尚處在一個較低的發展階段。經濟和貿易結構的雷同化限制了東盟內部各成員國貿易創造效應的發揮。

另外，東盟內部市場的相對狹小加重了其對外部市場的依賴。東盟10國的總人口為5.3億，1998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約為7370億美元，經濟總量和人均佔有量都不大，經濟發展程度相對較低，內部市場潛力較小。20世紀70到80年代，東盟國家主要是為日本生產下游的電子產品，出口方面主要依賴日本市場。到了90年代，隨著日本經濟的衰退和美國新經濟的興起，東盟國家的出口又開始嚴重依賴美國市場。1998年金融危機以後，對美國市場的依賴性日益加強。2000年下半年以來，美國國內需求趨於疲軟，經常項目逆差開始逐漸減少，其消極影響也開始波及到東盟國家，特別是9？11事件發生后，隨著美國和全球經濟陷入衰退，東盟的經濟和對外貿易也相應滑落。

內部市場的狹小限制了東盟未來的發展空間，而對外部市場的依賴則嚴重削弱了東盟抵禦外部衝擊的能力，一旦主要的出口地區發生市場萎縮和劇烈價格波動，就會對集團內各成員國國內經濟的穩定構成巨大威脅，增加了未來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

第四、東盟內部缺少核心的經濟力量和協調機制，主導權紛爭激烈

現實情況表明，區域經濟合作離不開核心經濟力量的協調和引導。1995年墨西哥發生嚴重金融危機時，正是因為美國的全力注資解救才使得危機沒有波及其他的美洲國家。區域內核心國家的職能在於協調成員國政策、穩定區域內部經濟發展。而東盟成員國中這種核心國家目前尚不存在，中堅力量的缺乏降低了東盟各成員國之間的凝聚力。在1997年的金融風暴中，東盟各國出於對自身利益的考慮，競相貶值該國貨幣，造成危機在各個國家中迅速蔓延，東盟內部缺乏核心力量和共同應對機制的弊端暴露無遺。

對於東盟成員國來講，爭奪主導權的鬥爭始終沒有停止。印尼無論從人口還是領土面積上講，都是第一大國，但是其經濟實力的相對不足無疑影響了其大國地位和形象。多年來，印尼政府積極擴大對外交往，做“東盟龍頭老大”的夢想始終沒有動搖，只是目前國內紛亂的政局和不太景氣的經濟形勢使其力不從心。馬來西亞對東盟秘書處設在印尼一直耿耿於懷，2002年10月，馬來西亞政府提出，“為更有效協調東盟成員國與中日韓三國在政治、經濟、貿易、交通、科技等方面的合作”，建議在馬設立10+3秘書處，期限為5年，馬政府願提供1000萬美元作為基金。但大多數成員國認為10+3秘書處與東盟秘書處在功能上有所衝突，且10+3機制的許多事情完全可以交由東盟秘書處處理，另行設立10+3秘書處沒有必要。作為最發達的成員國，新加坡力圖在東盟中擁有最大的發言權，但因其歷來與美國及以色列等國關係密切，且經常性的單邊對外交往，故其在東盟中的主導地位很難形成。

總之，核心經濟領導力量的缺乏以及內部成員爭奪領導權的“鬥爭”將使得東盟自貿區以及東盟-中國自貿區的發展布滿坎坷。

第五，東盟內部個別成員國與其他國家單獨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問題

東盟自貿區主要是要求成員國相互降低關稅和取消非關稅壁壘，以使東盟各成員國享受到其他成員國共同的關稅優惠，對各成員國與東盟外其他國家另行制定經貿政策並沒有明確限制。近年來，東盟個別成員國不滿足於當前東盟自貿區的進程，進而單邊出動與周邊國家進行自由貿易協定談判。2002年1月，新加坡和日本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對雙邊貿易中99%的商品和新加坡對日出口中94%的商品予以免稅，同時對農產品以外的進出口商品作了減免稅規定。新加坡目前正積極與美國、歐盟、中國香港和台灣就建立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頻頻進行洽談。另外，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去年12月訪問日本時，也表達了與日本建立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願望。客觀上講，東盟個別成員與區外其他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極有可能破壞東盟整體的利益，使得未與東盟建立自貿協定的國家和地區的產品通過某種捷徑進入東盟市場。同時，不排除“馬太效應”的發生，如更多的東盟成員國相與效仿，東盟自貿區未來發展則會出現難以預料的變數。

第六、東盟成員國與台灣地區的經貿關係

長久以來，台灣地區一直是東盟的重要貿易夥伴，也是東盟地區重要的外資來源。根據東盟秘書處透露，2001年台灣地區和東盟貿易額達到400億美元，超過東盟和中國大陸的貿易額，台灣地區在東盟國家的投資超過420億美元，而中國大陸在東盟的投資與之相比則微不足道，而且每年台灣地區自東盟引進的勞工多達30萬人。儘管東盟在發展與中國的經濟合作關係上，顧忌台灣問題，但與台灣地區的經貿合作仍然在不斷擴大，雙邊“政府”內閣成員及有關組織間的低調交往也一直未曾停止。

對於台灣地區來說，東盟和中國大陸經濟合作進程的加快，尤其是政府間的往來日益密切，必然對台灣地區造成極大刺激，促使台灣地區轉變有關外交和經濟政策。而且受亞洲金融危機和“9·11”事件影響，台灣地區經濟發展速度有所下降，同時為避免被區域經濟合作“邊緣化”，台灣地區積極推行“南下政策”，亟欲與周邊國家建立“自由貿易協定”，特別是力圖通過“特定途徑”，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目前台灣地區已與新加坡初步就此事做了商討，並決定與馬來西亞、泰國和菲律賓儘快就有關問題進行協商。另外，東盟國家中，在台灣地區留過學的商界人士超過4萬人，尤其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其政界和商界中多有留學台灣人員，僅馬來西亞就超過8000人，不言而喻，這股力量將會對台灣地區發展和東盟的經貿關係產生重要的推動作用。

目前台灣地區對外投資的一半投在中國大陸，為了分散投資風險，台灣地區正考慮加強同周邊地區的經貿往來。因此，預計今後幾年內，東盟與台灣地區的經貿合作將會有一個較快的增長。

第七，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干預

目前從貿易額上看，美國、日本仍然是東盟的主要貿易夥伴，遠遠超出東盟與中國的貿易水平。但是中國對東盟出口的增多，特別是中國具有比較優勢的中低檔日用消費品以及某些機電產品，已經成為美國、日本、歐盟等國家和地區在東盟市場上強有力的競爭對手。

中國與東盟國家的合作日益增強，使得美國倍感不安。美國“東盟貿易諮詢理事會”2002年2月要求布希政府堅決阻止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建立，並要求美國政府儘快在5年內與東盟10國建立“美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與中國抗衡，維持其在東南亞地區的既有利益。但是，美國反恐戰爭擴大化已招致東盟內伊斯蘭教國家的反感，客觀上沖抵了美國對東盟-中國自貿區合作進程的阻礙。

作為世界第二、亞洲第一的經濟大國，日本也希望能在推進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發揮核心的領導作用，但自90年代初經濟泡沫破滅之後，日本經濟長期低迷，無力整合和帶動整個東亞經濟的發展。尤其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日本非但沒有對東盟國家提供幫助，反而大幅度貶值日元，加劇了惡性的競爭性貨幣貶值，全然沒有承擔起與其經濟大國地位相稱的穩定地區經濟的責任，受到東亞各國和世界輿論的批評。近幾年日本的貿易保護主義越發嚴重，與周邊國家的貿易摩擦頻頻發生，加上日該國內政治右傾勢力抬頭，不斷歪曲和美化其侵略戰爭歷史，這使東亞國家加強了對日本的戒心，其在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中難以發揮主導作用。

面臨中國與東盟關係日益友好以及中國在東亞區域內影響力的增強，作為東亞區域內傳統重要勢力的美國和日本決不甘心被奪去“風頭”，今後更多的介入和干預是必然的。

第八，東盟區內貿易保護主義抬頭

根據東盟自由貿易區協議的有關條款，2003年自貿區啟動后，東盟中的馬來西亞、泰國、印尼、新加坡、菲律賓及汶萊等6個成員國，一旦發現該國的產品在自貿區市場中受到影響，進而導致相關領域及行業的虧損，該成員國可以採取緊急措施予以保護。2002年4月23日，馬來西亞政府對來自中國和香港地區的自行車開展反傾銷調查，今年1月18日做出決定，即日起對來自中國深圳寶安自行車廠（國內唯一應訴企業）的自行車徵收11.83%的反傾銷稅，對來自香港地區其他企業的自行車徵收高達186.09%的反傾銷稅。這已初步反映出東盟-中國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不會順水順風。

儘管東盟-中國自由貿易區的進程充滿風雨，但是我們有足夠的理由對東盟-中國自貿區的建立充滿信心。今後幾年內，自貿區以及雙邊經貿關係將出現以下發展前景：

第一，雙方的貿易將有更大的增長，貿易結構進一步合理化

隨著入世后中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加快，特別是中國的製造業將會有快速發展，將帶動對能源和原材料需求的增加。由於勞動密集型產業在中國占很大比重，而這一產業多為對原材料和中間產品的加工，這將導致相關原材料和中間產品進口的增多。從成本結構來看，在食品、農礦產品、能源和電子產品等方面，東盟與中國相比具有更大的比較優勢，因而從東盟進口石油、天然氣、棕櫚油、天然橡膠、熱帶木材等資源性初級產品以及電子電器等機電產品的零部件及半成品將會進一步增多。據分析，按照中國年均10%的進口增長測算，從東盟的進口在2005年預計將達到355億美元，比2000年的133億增加近1.7倍，年均增加40多億美元。如果按照90年代以來從東盟進口增長21%的速度計算，進口數量還將大大超過上述數字。由此可見，中國入世將為東盟產品的出口提供廣闊的市場空間和有利的機遇。與此同時，中國對東盟的出口也將保持持續的增長勢頭。這種增長一方面來自中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另一方面來自對東盟具有潛在優勢的產品。與東盟產品相比，中國紡織品、服裝、鞋、食品、穀物、建築材料等產品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這些產品的進口佔東盟從中國總進口的21%，今後幾年中國將仍然保持這些產品的出口優勢。此外，中國的機械電子設備、精密儀器、鐘錶手錶、車輛、金屬產品和化工產品具有潛在優勢，1993-1999年東盟大量增加了上述產品的進口，增長速度大大高於東盟同類產品的總進口增長率，因此，在東盟市場上這些產品的份額將會繼續增加。

伴隨著雙邊貿易的增長，貿易結構也將進一步優化，各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相互出口增多，機電產品特別是高新技術產品的比重將會有明顯增大。

第二，雙方的相互直接投資將逐步擴大

儘管目前東盟和中國都不是對方投資的主要市場，特別是中國對東盟的投資更少，但隨著雙方市場的進一步開放，投資壁壘的逐漸消除，相互投資將會增多。中國實施“走出去”戰略，海外投資是重要的措施，投資的重點區域今後首先將是東南亞國家，特別是周邊的越南、寮國、柬埔寨和緬甸等東盟新成員國。隨著中國電信、金融、保險和服務業的開放，一些較發達的東盟成員國也將擴大對中國的投資。

第三，經濟合作領域將日益拓寬

隨著雙方自由貿易區協定談判的正式啟動和實施，雙方的經濟合作將進入一個全面深化發展的新階段，服務貿易的比重將進一步加大，投資合作方式將更加多元化。另外，金融和科技領域的合作將會全面展開，特別是隨著“清邁協議”的實施和“電子東盟”的啟動，中國與東盟在金融、保險與電信領域的合作將更大規模地展開。基礎設施的合作步伐也將加快，同時將帶動相關次區域經濟合作的進展。農業、環境保護、能源、知識產權及企業之間，特別是中小企業等方面的合作也將啟動，並推動相關領域的發展和合作。

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對中國與東盟都有著積極的意義。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一方面有利於鞏固和加強中國與東盟之間的友好合作關係，有利於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周邊國家的團結合作，也有利於東盟在國際事務上提高地位、發揮作用。另一方面，有利於進一步促進了中國和東盟各自的經濟發展，擴大雙方貿易和投資規模，促進區域內各國之間的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促進區域市場的發展，創造更多的財富，提高該地區的整體競爭能力，為區域內各國人民謀求福利。與此同時，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建立，有利於推動東盟經濟一體化，對世界經濟增長也有積極作用。

1、從中國與東盟各國的關係來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有助於中國和東盟全面、深入、快速發展友好關係。維護東亞和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具有積極意義。

2、從建立國際新秩序來看，建立中國—東盟自貿區，有助於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

3、從提高東盟的國際地位來看，建立中國—東盟自貿區，有助於東盟在國際社會事務中發揮更大的積極作用。

1、使雙方獲得“貿易創造”效益。

2、使雙方獲得投資增長效益。

3、使雙方獲得規模經濟效益。

4、推動雙方經濟發展

自2002年中國與東盟簽署建自貿區基本文件以來，雙方已逐漸減免關稅。開放市場，一個由11個國家組成的統一大市場正在形成。

早期收穫計劃

“早期收穫計劃”是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的組成部分，是為了儘快使區域內消費者享受到自貿區帶來的好處。根據雙方確定的“早期收穫計劃”，從2004年1月1日起對500多種產品實行降稅，2006年，這部分產品的關稅降為零。

這部分產品主要是《海關稅則》第一章至第八章的農產品，還包括少量其他章節的產品，主要是：活動物、肉及食用雜碎、魚、乳品、其他動物產品、活樹、食用蔬菜、食用水果及堅果，部分國家椰子油、棕櫚油、植物油等也列入“早期收穫計劃”中。在“早期收穫計劃”中，中國與泰國先行了一步，於2003年10月1日開放實施。

根據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早期收穫計劃”實施時間框架，中國和東盟六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泰國、汶萊)關稅消減和取消時間表是，最惠國關稅稅率高於15%的所有產品，2004年1月降到10%，2005年1月降到5%，2006年1月降到0%；最惠國關稅稅率在5—15%之間的所有產品，2004年1月降到5%，2005年1月降到0%；最惠國關稅稅率低於5%的所有產品，2004年1月降到0%。

對於東盟新成員國（越南、寮國、緬甸、柬埔寨），最惠國關稅稅率高於30%（含）的所有產品，2004年1月降到20%，以後每年降低5個百分點，2009年降到零稅率（柬埔寨2010年降到零）；最惠國關稅稅率在15（含）—30%（不含）之間的所有產品，越南2004年1月降到10%、2006年1月降到5%、2008年降到零稅率，其他新東盟國家2006年降到10%、2008年降到5%；最惠國關稅稅率低於15%的所有產品，越南2004年1月降到5%、2006年1月降到零稅率，其他新東盟國家2006年降到5%、2008年後降到零稅率。

貨物貿易開放時間表

2005年7月20日，中國—東盟自貿區降稅進程全面啟動，這標誌著《貨物貿易協議》正式進入了實施階段，也標誌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全面拉開了帷幕。《貨物貿易協議》規定，除早期收穫產品（主要是農產品）外，其餘產品分為正常產品和敏感產品兩類。

關稅削減時間表

起始時間關稅稅率覆蓋關稅條目參與國家

2000年對所有東盟成員國0—5%85%的CEPT條目原東盟6國

2002年1月1日對所有東盟成員國0—5%全部CEPT條目原東盟6國

2003年7月1日WTO最惠國關稅稅率全部中國與東盟10國

2003年10月1日中國與泰國果蔬關稅降至0中泰水果蔬菜中國、泰國

2004年1月1日農產品關稅開始下調農產品中國與東盟10國

2005年1月對所有成員開始削減關稅全部中國與東盟10國

2006年農產品關稅降至0農產品中國與東盟10國

2010年對老東盟成員國零關稅全部減稅產品原東盟6國

2010年關稅降至0全部產品（部分敏感產品除外）中國與原東盟6國中國從東盟國家進口的93%貨物實行0關稅政策平均關稅降到0.1%以下而對其它國家的平均關稅為9.8%

2015年對新東盟成員國零關稅全部產品（部分敏感產品除外)

東盟新成員國

2015年對中國—東盟自貿區成員國關稅降至0全部產品（部分敏感產品除外）東盟新成員國

2018年對東盟自貿區和中國—東盟自貿區所有成員國零關稅剩餘的部分敏感產品東盟新成員國

服務貿易開放時間表

2007年1月，中國與東盟簽署了自貿區《服務貿易協議》，並於2007年7月實施。各國以減讓表的形式列出各自在服務部門的具體開放承諾。具體承諾是各國在其各自WTO《服務貿易總協定》承諾基礎上，做出的更高水平的開放承諾。

中國具體承諾的主要內容：中國的承諾主要涵蓋建築、環保、運輸、體育和商務服務（包括計算機、管理諮詢、市場調研等）等5個服務部門的26個分部門，具體包括：進一步開放部分服務領域，允許設立獨資企業，放寬設立公司的股比限制及允許享受國民待遇等。

根據漸進自由化條款的規定，上述出價作為第一批市場准入承諾的減讓表，同《服務貿易協議》一併簽署。目前，雙方正就第二批市場准入承諾進行談判，在談判結束后，將簽署《議定書》，以將第二批減讓表納入《服務貿易協議》。同時，根據審議條款，未來雙方可就服務貿易進一步開放問題進行磋商，實現服務貿易逐步自由

首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於1997年舉行

1997年12月16日，首次東盟-中國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舉行，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出席。會上江澤民主席發表了題為《建立面向21世紀的睦鄰互信夥伴關係》的重要講話。會議結束后，雙方發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盟國家首腦會晤聯合聲明》。聯合聲明確定了指導雙方關係的原則，並將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睦鄰互信夥伴關係作為共同的政策目標。

第二次中國—東盟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越南首都河內舉行

1998年12月16日，第二次東盟-中國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越南首都河內舉行，中國國家副主席胡錦濤出席。雙方領導人回顧了1997年首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以來雙方關係的新進展，並對今後雙方關係的發展進行了討論。雙方同意通過全面對話合作框架，開闢多種合作渠道，堅持通過平等友好協商，妥善處理彼此間存在的一些分歧和爭議，進一步推進睦鄰互信夥伴關係的發展。

第三次中國—東盟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舉行

1999年11月28日，第三次東盟-中國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舉行，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出席。會上朱鎔基總理提出了中方對在新世紀加強與東盟睦鄰互信夥伴關係的主張和具體建議，表示中國將繼續深化與東盟國家和東盟組織在各個領域、各個層次的對話與合作，尤其是在經貿、科技和金融等領域的合作。東盟國家對中國發展建設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讚賞，高度評價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中給予東盟國家的支持和援助。

第四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在新加坡舉行

2000年11月25日，第四次東盟-中國領導人會議在新加坡舉行，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出席。朱鎔基總理在會上積極評價中國與東盟雙邊關係，並就今後一段時間雙方在政治領域、人力資源開發、加強湄公河流域基礎設施建設、高新技術領域、農業、貿易與投資等方面的合作提出了具體建議。

第五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在汶萊舉行

2001年11月6日，第五次東盟-中國領導人會議在汶萊舉行。雙方領導人達成共識，一致同意在10年內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並授權經濟部長和高官儘早啟動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出席會議並發表題為《攜手共創中國與東盟合作的新局面》的重要講話。他指出，中國與東盟應明確新世紀初的重點合作領域並確定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目標。

第六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在柬埔寨首都金邊舉行

2002年11月4日，第六次東盟與中國領導人會議在柬埔寨首都金邊舉行。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出席會議並在講話中提出啟動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進程的建議。中國與東盟領導人發表了《中國-東盟關於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聯合宣言》。此外，中國和東盟秘書處簽署了《農業合作諒解備忘錄》。中國與東盟各國外長及外長代表還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宣言確認中國與東盟致力於加強睦鄰互信夥伴關係，共同維護南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宣言強調通過友好協商和談判，以和平方式解決南海有關爭議。

第七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舉行

2003年10月8日，第七次東盟與中國領導人會議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舉行。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出席會議，並發表了以“全面深入合作、促進和平繁榮”為主題的講話。中國政府宣布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並與東盟簽署了宣布建立“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宣言。

第八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在寮國首都萬象舉行

2004年11月29日，第八次東盟與中國領導人會議在寮國首都萬象舉行。溫家寶總理和東盟10國領導人出席了會議。

第九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在吉隆坡會議中心舉行

2005年12月12日，第九次中國-東盟領導人（10+1）會議在吉隆坡會議中心舉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和東盟10國領導人出席了會議。

第十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在菲律賓宿務舉行

2007年1月14日，第十次中國與東盟領導人會議（“10+1”）在菲律賓中部城市宿務舉行。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出席會議並發表題為《共同譜寫中國-東盟關係的新篇章》的重要講話，中國和東盟簽署自貿區《服務貿易協議》。

第十一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在新加坡召開

200徠7年11月20日，第十一次中國與東盟（10+1）領導人會議在新加坡召開。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對新加坡進行正式訪問並出席會議。

第十二次中國與東盟領導人會議（10+1）在泰國華欣舉行

2009年10月24日，第十二次中國與東盟領導人會議（10+1）在泰國華欣舉行。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與東盟10國領導人出席。

1997年12月，中國和東盟領導人在首次東盟－中國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確定了建立睦鄰互信夥伴關係的方針。

2000年9月，在新加坡舉行的第四次東盟與中國（10+1）領導人會議上，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提出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議，得到東盟有關國家的贊同。

2001年11月，在汶萊舉行的東盟首腦會議期間，中國和10個東盟成員國宣布了將在未來十年內建成自由貿易區的目標。

2002年11月4日，第六次東盟與中國領導人會議在柬埔寨首都金邊舉行。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和東盟10國領導人簽署了《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宣布2010年建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從而啟動了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進程。

1995年～2002年，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額年均增長15%。

2003年，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額達到了歷史性的782億美元。比上一年增長42.9%。

2004年1月1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早期收穫計劃實施，下調農產品的關稅，到2006年，約600項農產品的關稅降為零。

2004年底，雙邊簽署了《貨物貿易協議》和《爭端解決機制協議》，標誌著自由貿易區建設進入實質性執行階段。

2005年4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汶萊、印尼和菲律賓時提出，到2010年，中國和東盟雙邊貿易額達到2000億美元。

2005年7月20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貨物貿易協議》降稅計劃開始實施，中國和東盟的7000種產品在大幅降低關稅、免配額以及其他市場准入條件進一步改善的情況下，更加順暢地進入對方市場，這有利於東盟國家的產品擴大對中國市場出口，也有助於中國企業以更低成本從東盟進口原材料、零部件和設備。

到2010年，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成后，東盟對中國的出口增長48%，中國對東盟的出口增長55%，對東盟和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貢獻分別達到0.9%（約合54億美元）和0.3%（約合22億美元），將為中國和東盟商界創造無窮商機和廣闊前景。

東盟自貿區保障發達國家制度性貿易

隨著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的呼之欲出，雙方合作有望迎來全新的鑽石十年，將有助於衝破發達國家發起的制度性貿易保護。

此次中國與東盟領導人會議之所以備受各方關注，原因在於其傳遞的信息將直接關係到中國與東盟如何以亞洲方式深化各領域合作。

東南亞是中國對外經貿多層次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中除港澳台之外最內層的合作夥伴，鞏固和不斷發展對東盟經貿，是我們對外經貿的重要內容。

從經濟層面而言，近期新興市場動蕩，東盟與中國抱團取暖的需求正在上升。

打造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被認為是此次中國與東盟領導人會議的重大議題。

據中國駐東盟大使楊秀萍介紹，未來雙方將致力於提升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力爭2020年雙邊貿易額達到1萬億美元，今後8年新增雙向投資1500億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