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泉義學
琴泉義學
清光緒二年即1876年，韋豐華受命離開琴泉義學，轉至武鳴縣城嶺山書院（現武鳴中學內）任山長。 1907年，琴泉高等小學堂繼承了琴泉義學的衣缽。 1948年2月，學校收歸公辦，更名為“武鳴縣立第四初級中學”。
琴泉就位於村中，四周農田環繞，泉上芳草萋萋，氣息幽靜。泉水清可見底，泉邊有石刻，題字依稀可見“琴築泉，郡守李彥章題”。李彥章是嘉慶進士，1827年始任思恩府郡守，至今武鳴當地以及原思恩府其他屬地還留有他的許多墨寶遺跡。這位以“勸農”著稱的封建官僚絕沒想到，在他離任之後數十年，他為之題字的琴泉將會見證當地義學以及舊式教育的興衰。
太平天國起義失敗兩年後的1866年，在戰禍過後的南寧鄉野，縞素遍地，哀鴻遍野，以及比這更可怕的愚昧和死氣沉沉——亂世之中遑論詩書禮儀。時任廣西督學使的孫欽昂為此曾有一段記錄：“有武緣縣，縣之東隅，有止戈鄉，咸同以來，兵燹賊氛交於道路，士子不能赴試，使者不能按試，如是者十有餘年矣。”其結果是“詩書之事日荒，學校之籍日少”。
孫欽昂說這話的時候，琴泉正在發生明顯變化。一篇寫於1866年，題為《琴泉義學記》的文章中，勾勒出當時琴泉興辦義學的狀況，當是“計正屋兩座，側屋兩所，耳房兩間，前為大門，繚以重垣。費錢二千緡有奇，鳩工凡三載，為鄉之子弟讀書計，至周至悉。”按照古代每串一千文銅錢為一緡來算，“二千緡有奇”應有數百萬銅錢計，其量大觀，可謂誰知此中味，緡緡皆辛苦。
在原鳳林糧所所在地，仍留幾方石碑，每方都詳細記載了當時參與義學修建的各個村屯（當時建制單位稱圍、團）出工者和捐贈者的名字以及具體捐贈的錢財數額。
石碑上的字仍可細細辨認出來，一百多年前“土民”捐辦義學的功德逐漸清晰起來——“名山圍，上阮村眾捐三元四角”“四塘團，李允成交銀二元四角七仙”……計有夏、韋、馬、陶、李、謝、王等十餘姓氏，近千人刻記於石碑之上。石碑上有名字而無捐錢記載的人，當時都是舉家赤貧者，為建義學出工出力，自帶乾糧，連干三年。
清末琴泉義學改為“琴泉高等小學堂”，校址就設在原鳳林糧所。原本“正屋兩座，側屋兩所，耳房兩間，前為大門，繚以重垣”的琴泉義學後來如何零落至此，又是如何零落，“這還是一個謎。”
1864年，鳳林村一位屢次參加鄉試屢次不中的中年秀才韋豐華向鄉民呼籲：倡建義學，端士習而振文風。
倡建義學的吶喊一呼百應。《武鳴縣教育志》記載：從1864年開始，武鳴東部苞橋、文桐、馬頭、舊陸斡等鄉村民眾紛紛支持韋豐華的倡議，經過三年籌資建設，1866年義學方得落成。
1866年對韋豐華來說亦悲亦喜。這一年，45歲的韋豐華再次應試，依然沒有中舉。而這位困頓於科舉牢籠的秀才在義學建成的這一年終於有所感悟。在琴泉義學，這位創始人一干就是10年。
韋豐華自身囿於科舉，但教書卻“不誤子弟”。他在教學中提出，應注意“人才稟性樸實，學有根底，品端潔而行軌”，反對學生溺於八股，不講品、節、志、行。在指導學生學習寫詩作文時，他說：“作詩者亦必有做史之三長，乃得佳詩……”
據《廣西通志·教育志》記載，明清以來，各地義學基本上沿襲封建社會傳統的教學方法，重背誦，不重理解；重注入，不重啟發；重訓練，不重興趣。韋豐華則教學注重品德教育，寫詩作文要求真情實感，求新求活，這在當時簡直就是個“離經叛道”的另類。
但是，韋豐華還是贏得了巨大聲望。清光緒二年即1876年，韋豐華受命離開琴泉義學，轉至武鳴縣城嶺山書院（現武鳴中學內）任山長。當時嶺山書院破敗不堪，已經輟講數年，韋豐華上任之初便建議重修嶺山書院，最終讓書院復而更生。光緒十一年，韋豐華再次受命，轉任思恩府府屬陽明書院（在今府城高中內）山長，此後不厭其勞，直至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以80歲高齡才告老還鄉。
觀韋豐華一生，其命途可謂不濟。韋豐華的祖父韋有綱，父親韋天寶為嘉慶同朝舉人，曾傳為武緣縣佳話。韋天寶去世時，韋豐華尚在娘胎。韋豐華一共參加過7次鄉試都未考上舉人，出任嶺山書院山長的第3年，58歲的韋豐華參加最後一次鄉試，依然無果。“國家以文取士，不要徒取其文”的呼籲，儘管為後人昂見，但當時卻也只能悲憤而無奈地迴旋在琴泉義學的課堂上……
韋豐華“秋闈七試不登科，一領青山耐折磨”，但因他的義學，他又贏得了身後名望。在壯族文學史界，韋豐華被稱為清末壯族詩人、文學家。韋豐華倡建琴泉義學並主持長達10年之久，為當地少數民族教育的發展貢獻了一己之力。教學之餘，他還致力文學創作，其反映底層壯族人民生活的作品至今仍可見到數百篇（首）。他編寫的《增修武緣縣誌草》十四卷雖已遺失，但其中的內容多為後人引用，因此仍可窺見相關史實梗概，成為研究清末思恩府以及武鳴地方歷史的難得參考資料。
清光緒二十一年（1905年），韋豐華去世。據載，他壽終之日，武緣縣東部諸村鄉民前往憑弔送葬，並奉於琴泉義學，歲時祭祀，以報其教書育人之德。
兩年後，琴泉義學改辦“琴泉高等小學堂”，隨後搬遷新址，隨著琴泉義學改辦新式學堂並搬遷，祭祀風俗才漸漸消失。
同樣在清末，晚之於琴泉義學，齊魯人士武訓行乞30年，忍辱負重籌資興辦義學，廣為後人銘記、褒獎。八桂武緣貢生韋豐華，倡建義學的功勞又何嘗不足以寫就一部“豐華”傳？
韋豐華終老之時，琴泉義學也走到了歷史的轉折點，他沒有看到自己倡建的義學如何度過之後的風雨飄搖。也許，在封建朝廷“忽喇喇大廈將傾”，歐洲“夷人”的堅船利炮擊垮五千年文明的自尊，而“以夷制夷”的洋務運動正如火如荼進行的時候，恢弘的歷史畫卷上，小小一個地方義學怎麼看都是無足輕重的。
然而，在鴉片戰爭爆發22年後，在琴泉村這個壯族小山村建立的義學，其所濃縮所承載所表現的東西放在中國教育發展歷史的平台上考量，卻是別有意義的一個。
廢除科舉后，中國各地中西合璧的新式學校——學堂出現了。1907年，琴泉高等小學堂繼承了琴泉義學的衣缽。1943年，琴泉義學的歷史再次變軌。
對捐建琴泉義學有功的白雲、馬頭、小陸、四塘、五塘、六塘、苞橋、天馬等鄉分別派出代表，與各鄉的縣參議員參加琴泉堂年度例會，清點財產，商討成立私立中學。會議決定籌辦琴泉初中，選出私立琴泉初級中學董事會理事及董事長。
據載，當時會議清點的結果是：琴泉堂尚有田產194畝，收租谷36300市斤，值國幣79860元；鋪屋3間，收鋪租國幣822600元。董事會當即決定，琴泉堂的資金用作專辦琴泉初中之用，如經費不足，發動樂捐。樂捐所得，實物可觀。
是年2月，私立琴泉初級中學開始招生，波劫也隨之而來。當時抗戰正酣，時局危難，據老人們回憶，琴泉初中兩次遭受日本侵略軍洗劫，財產被破壞，琴泉堂的租谷收不上，學校辦學難以為繼。1948年2月，學校收歸公辦，更名為“武鳴縣立第四初級中學”。
1950年，學校從琴泉遷至陸斡街，1952年，又遷到羅波潭畔。1959年，校名以學校所在地命名，改名為武鳴縣羅波初級中學。1969年9月，學校更名為武鳴縣羅波高級中學。
義學最初出現在宋代，但宋代的義學局限於宗族單位，僅僅教授本族子弟。明清以來，封建朝廷在全國各地專為孤寒子弟設立的義學普遍興起。
據記者查閱現有資料，廣西的義學興起於清代，兩百餘年間共創建213所，南寧地區（含現在的縣區）就先後建立過超過30所義學。康熙、雍正年間，清朝多次下詔，令貴州、雲南、廣西、四川等邊地設置義學，招收“少數民族弟子入學”。如清代康熙以來的武緣縣，就先後建立過嶺山義學、雙江義學、惠泉義學、琴泉義學。南寧市區唯一一所義學建立於康熙55年即1716年，位於現興寧路，稱為北倉義學，時有“講堂8間，書舍24間，附設庖廚”。
義學以招收“孤寒子弟”為主，一般不收“束修”（即免費入學），有的還發給學慣用品。官辦義學教師的俸銀從國庫開支，民辦義學的辦學經費則以民眾捐田、捐銀、捐房維持。清代以來，義學一直成為廣西各地啟蒙教育階段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基層學校雖然擺脫不了封建教育的窠臼，但讓窮困孩童免費就讀，對普及啟蒙教育而言，意義重大，具有公益性質和進步性質。目前，國內各地對義學的研究日益重視並屢獲成果。
就南寧而言，最早的義學出現在上林，建於1709年，具體情況不可得知。最後的絕唱止於1866年——琴泉義學為南寧義學的歷史畫上了句號。
從1866年到1907年，琴泉義學一共辦了41年，41年育人無數，41年寫就一部地方教育傳奇史。單就招收學生範圍來說，在琴泉義學免費就讀的學生分別來自現在武鳴縣東部的十多個鄉村，形成一個以羅波鎮琴泉村為圓心的扇面，這個扇面囊括了武鳴縣城東部的陸斡鎮、馬頭、天馬、小陸等地，最遠的學生到琴泉上學也要走上近10公里的路程，放眼廣西其他地方的義學，其招生範圍之廣，普及面之多也不多見。
而且，琴泉義學一開始就是純粹的民辦義學，比之於官辦，少了諸多窠臼習氣的沾染，廣大孤苦無助的少數民族兒童不再成為私塾外的艷羨者，巨大的心理落差得以撫平，窮人的孩子得以安心讀書習字。義學進步性最根本的在於讓當地的“文盲率”大為降低，即使義學實質上奉行的仍是封建社會“知書達理”那一套，但也開啟了少數民族啟蒙教育的先河，讓大明山下的“上天子民”們得以求學求索，擺脫愚昧、落後的生存狀態。
再就是，講究“人才稟性樸實，學有根底，品端潔而行軌”的倡建者韋豐華教導有方，力倡新文風，他培養出的學生難以記數。如今在鳳林村，老人們還記得小時候父輩口中講述的鄉親們捐錢捐米供孩子們於琴泉求學的寒窗故事，那更像是一部壯族人民戮力同心艱苦奮鬥的創業史，一部關於清代地方民辦啟蒙教育的編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