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俊功

陝北說書是陝北民間的一種說唱藝術，深受陝北當地人所喜愛。陝北說書的演出場所一般都較為簡陋，田間地頭、庭院炕頭均可。聽眾可以是幾人、幾十人，也可百人以上。在解放前，陝北說書是盲人生存的一種手段，通過說書養家糊口，陝北說書便成為一種典型的盲人文化。說書藝人懷抱三弦或陝北曲項琵琶，腳綁木板，手指彈腳板打，邊說邊唱、說唱結合、一口百腔、音調百聲，旋律時而高亢、豪放，時而低沉、哭泣。說唱的內容一般為神話故事、民間傳說、歷史演義、綠林好漢、才子佳人等等。建國以前，說書是盲人的專利，師傅耐心地傳授，徒弟認真地記憶，一代又一代地延續著。這些說書藝人一般既是目盲又是文盲，所以這項民間藝術就在極其狹小的盲人圈子中不斷地發展著。

如今的陝北，說書這項民間說唱藝術已經成為人們廟會、祭祖、婚嫁、喬遷、過生日、做滿月或過年過節時的必備節目。說書藝人也不再局限於盲人，有許多當代說書藝人視力都很正常。近些年來，還出現了許多新型的舞台表演形式，從演出的人數到演出的內容都有了發展和變化。

在陝北說書的歷史上有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曾為陝北民間曲藝發展做出了顯著的貢獻。他叫張俊功，陝西省曲藝家協會理事，延安市曲藝家協會副主席，甘泉縣三屆政協委員，陝北說書藝術大師，陝北說書藝術創始人之一。有人形容張俊功說書“一腔熱血，化做三根琴弦；繡口一張，說盡千古往事。”張俊功的說書非常具有自己的特點，他記憶超常、嗓音清脆、模仿逼真、惟妙惟肖、說學逗唱、繪聲繪色，深受當地百姓的喜愛。1979年，張俊功曾應邀為長春電影製片廠投拍的電影《北斗》配說書音樂。

張俊功本是陝北榆林橫山縣人，祖祖輩輩都靠攬工為生。他1932年出生於橫山縣柴興梁村，小張俊功的出生給全家人帶來了極大的歡樂，但是在他一個月大小的時候得了眼病，因家境貧困無錢治療導致左眼失明。1940年，爺爺帶著全家逃荒討飯來到延安地區甘泉縣，在橋鎮鄉安家坪村落戶。

少年張俊功患有眼疾，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樣下地幹活，所以只能從小拜師學“說書”。建國前，說書藝人被視為下九流，藝人中常常有這樣的說法：“東方收了走東方，西方收了走西方。東南西北都不收，琵琶餓成空殼簍。”由此可見，當時說書藝人的生活非常艱苦。少年張俊功毅然選擇了這樣一條艱辛的人生道路。自從來了共產黨，說書藝人們才獲得了新生。邊區文協成立了“說書組”，改造民間的說書藝人，引導幫助他們編唱新書，修改舊書。從此，陝北說書這門古老的說唱形式加入了對新人新事新生活的歌頌和嚮往。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后，邊區展開了如火如荼的新文化運動。陝北說書變成了活躍群眾文化生活，團結教育群眾，提高群眾覺悟的新型文藝形式，這門古老的藝術開始走向了自己繁榮變化發展的新時期。

1960年，張俊功進入了延安曲藝館，由於他從小跟很多位師父學過說書，所以他的說書無門戶之見，博採眾家之長，在韓起祥等著名說書藝人的指導和影響下，說書技藝日益提高。1979年5月1日，張俊功組織了甘泉曲藝隊，並自任隊長。這個曲藝隊先後在陝北各地以及寧夏、甘肅、山西、內蒙等地說書，所到之處非常受人歡迎。張俊功成為一位在陝北地區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說書“明星”，他不但繼承了傳統說書的一些特點，而且還揚起了對傳統說書進行改革的大旗。

傳統的陝北說書從形式上看，一般是一個人坐著說，懷中抱的是三弦或者陝北曲項琵琶，一隻腳平穩地踩在地上，另一隻腳則腳尖點地，在膝蓋稍低一點的部位拴著一個拴板，在彈三弦的那隻手上系有一個螞蚱蚱板。在說書的過程中，栓有拴板的那條腿隨著節奏輕輕地閃動，拴板就會打出清脆響亮的節奏，彈三弦那隻手上的螞蚱蚱板隨著三弦的音符而晃動，發出自然而輕快的伴奏聲。這種表演形式要求說書人既能說又能唱還能彈也能打，說書人就是高標準高要求下的說書全才。這種說書形式比較有利的地方是，說書人輕裝上陣，隨時隨地都可以給群眾表演。不足之處在於單人說唱，說書人在表演對話，表現人物說話口氣時往往刻畫得不夠細膩，要想達到繪聲繪色、聲情並茂是非常困難的。

傳統的陝北說書從內容上看，一般以民間傳說、歷史演義、綠林好漢、才子佳人等等。張俊功老先生曾說過的傳統書目就有《說唐全傳》、《金鐲玉環記》、《對鞋記》、《觀燈記》、《楊家將》等80多部古書。這些傳統的陝北說書可以活靈活現地再現一些歷史事件和人物，讓人們在驚嘆古人智慧的同時也增長自己的知識。但是，在這些傳統書目中，也留存了古代的一些封建思想，例如有包辦婚姻、歧視婦女等等。在這種情況下，張俊功對陝北說書進行了方方面面的改革和創新，而且使陝北說書有了新的發展方向。

徠經過張俊功改革的新型陝北說書從形式上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貫由盲人來表演的形式改為由視力正常的人來擔任。在當代的陝北，年輕人學習說書不再是為了養家糊口、乞討生活，而是為了學習一門民間藝術。在陝北有許多說書藝人都有自己穩定的工作，說書成為他們的業餘愛好或一種娛樂項目。

此外，張俊功還將“坐場說書”改為“走場說書”。所謂的“坐場說書”是曲藝表演形式的一種，表演者一般坐著說唱，併兼有樂器伴奏。所謂的“走場說書”也是曲藝表演形式的一種，因表演者說書時可以站立或者可以帶有動作和步伐的走場，故名。走場類的曲種表演形式比較活潑，一般加有小型樂隊的伴奏。例如圖一，張俊功老先生手拿4塊瓦站著表演，還有表情、步伐、動作及其身段的變換，這種表演形式就屬於“走場說書”。

張俊功對說書時伴奏的樂隊也進行了改革，添加了許多新樂器，除了傳統的伴奏樂器三弦、拴板、螞蚱蚱板等以外，還加入二胡、笛子、板胡、小鑼等等。在近幾年中，隨著電聲樂器的發展，在說書的伴奏隊伍中又加入了電子琴。不但如此，在張俊功的說書改革中開始招收女弟子入門，而且也可以加入到演出的隊伍中，有時這些女藝人們在說書的隊伍中還會扮演重要的角色。此外，張俊功對說書隊伍的人數也進行了改革，由傳統的一人改為多人，人數一般有5到十幾位。在這些表演者中間，其中有一位是主說（主說者可以站立也可以坐，一般手拿4塊瓦，如果是女藝人主說，有時還會手拿扇子或者轉帕）。主說者有時會一人說到底，有時根據劇情的需要會和其他人對答或應和。而說書隊伍中的其他成員，既要給主說者伴奏又要根據劇情附和著說。在這樣的一個龐大的、有男有女的說書隊伍中，每個人都可以發揮自己的專長、揚長避短、盡己所能，使得樂器演奏和說唱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張俊功

從陝北說書的內容來看，張俊功也進行了一些改革，使傳統說書的內容有了新擴充，說書題材發生了重大開拓。建國前的陝北說書內容一般為神話故事、民間傳說、歷史演義、綠林好漢、才子佳人等，如《說唐全傳》、《金鐲玉環記》、《對鞋記》、《楊貴妃》、《楊家將》等80餘部。建國后，說書內容多反映人民革命鬥爭、反封建故事、歌頌共產黨等，如《翻身記》、《還鄉記》、《劉巧兒團圓》、《王貴與李香香》、《改造二流子》、《破迷信》等等。張俊功還自己編寫了許多新書，有《一個存摺》、《劉蘭蘭打酒瓶》、《新舊婚姻對比》、《反巫神》、《逛世界》等書目。其中《一個存摺》是張俊功與李安富（原甘泉縣曲藝隊領隊）共同編創的，曾榮獲延安地區第一屆曲藝調演創作一等獎，贏得著名陝北說書大師韓起祥的好評。張俊功還將一些傳統的書目進行改編，使一些不合時宜的封建糟粕予以拋棄，如《武二郎打會》、《羅成算卦》等。無論是編寫新書還是改編舊書，張俊功真正的目的是對說書藝人和聽書的群眾進行思想整頓。建國前的說書藝人為了謀生，他們還要花費精力從事算命、驅邪、逐鬼等職業，以適應當時封建迷信的需要。人們請說書先生來是祈求神靈保佑全家人口興旺，滿年吉祥如意，使舊時的陝北說書籠罩上了一層濃厚的迷信色彩。張俊功對說書內容的改革從根本上制止了以前敬神驅鬼、看命算卦的迷信活動，並且有組織地進行下鄉宣傳，讓人們拋棄封建、破除迷信，成為宣傳黨的思想、政策、方針，活躍城鄉文化生活的重要文藝力量]。

張俊功對陝北說書藝術的表演形式、伴奏樂器、演員性別、演員人數、新書編排、人員思想等諸方面進行了改革，推動了陝北說書藝術更進一步向前發展。經過張俊功改革后的陝北說書，人物角色分工更加明確，互相酬唱應答，有了身段及表情表演，並且講究舞颱風度，手、眼、身法、步等規範，初步有了戲劇表演的味道。新書的內容健康，積極向上，有很強的教育意義和教化作用。張俊功老先生使得陝北說書藝術舊貌換新顏，從形式到內容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成為陝北說書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

當筆者在2006年4月4日對張俊功先生進行電話採訪時，他情緒異常激動，不停地說：“感謝你們的關心，感謝你們！……”並且告訴筆者他患有一種頭暈的病快三年了，所以不能為大家再說書了。如果是以前身體好的時候，他可以在電話中說上一段，可是實在有點困難。末了，張俊功老人還邀請筆者去他家做客，等待著將來能與大家一起聊聊陝北說書。從那次電話交談中，可以感受到先生對陝北說書有一種深深的眷戀和執著的追求，並且時時刻刻都希望能將這門民間藝術發揚光大，期望著能留給後人一些寶貴的藝術財富。

正如有人說：“蒼茫厚重的陝北高原，同時也是貧瘠和苦難的。在這塊土地上進行莊嚴生存鬥爭的陝北人，才能做到知生知死知天命。這是一種大痛苦之後的大釋然，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於是他們把這個大釋然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歌詠之，歌詠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於是孕育了獨特的陝北文化，產生了土生土長的民間藝術。這些藝術融入了陝北人的生活中，構成了陝北人的生命絕唱。張俊功先生正是基於對自己生活的熟稔，對這塊飽受戰亂、流離之苦的土地發自肺腑的憐憫，才對陝北說書的形式進行了徹頭徹尾的革新，使這種古老的民間藝術跟上了時代的腳步，並且一天天的發揚光大。

陝北曲項琵琶是陝北說書中所使用的一種琵琶，這種琵琶與現代通用的琵琶不太相同，它的形狀很像敦煌畫中唐代曲項琵琶，因此，就叫它"陝北曲項琵琶"。

2008年1月29日凌晨3時5分18秒，陝北說書大師張俊功因病去世，享年75歲。陝北大地失去了一位歌者，中國曲藝界失去了一位大師，陝北說書失去了一位泰斗級的傳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