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北說書

陝北說書的起源，據說最早是在2000多年前的奴隸社會時期，興盛於清末民初，是中國北方盛行的說唱藝術“三弦書”的一個支脈。最初，是陝北的一些貧苦的盲藝人用民歌小調說唱故事，多用於請神送鬼。後來，他們在三弦書的基礎上，廣泛地吸收了秦腔、眉戶和當地的信天游、陝北道情的曲調，演唱一些傳說故事，漸漸地就形成了具有陝北地方特色的曲藝。

陝北說書的具體形成時間無法確考。但子洲、綏德、子長、延長等縣藝人世代襲用的伴奏樂器曲項琵琶，以及藝人說唱時橫抱胸前且用撥子彈奏的方式，與開鑿於西魏文帝大統元年（535年）的陝北宜君縣牛家莊福地水庫石窟塑像中仙女橫抱的曲項琵琶酷似。而有史記載的陝北說書資料，則出自清代地方志。

清道光辛丑秋鐫《榆林府志·藝文志》第四十一卷中記載，康熙九年（1670年）榆林堡同知譚吉璁的同僚陳文道在譚府聽書後贊道：“劉第說傳奇，頗靡靡町聽。聞江南有柳敬亭者，以此技遨遊王公間。劉第即不能及其萬一，而韶音飛暢，殊有風情。無佛稱尊，不及江南之敬亭乎？”據此可知，陝北說書至遲在清康熙年問已經有了成熟的藝人。另據陝北說書藝人韓起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講述，他師父的師父是清道光時期人。另據與他同時的藝人杜修凱、杜修成、石維君等講述，到清末民初，陝北有影響的陝北說書藝人，有米脂縣的杜維新，綏德縣的楊成功、郝玉科、孫貴海、韓文華，靖邊縣的馮明山等。

民國年間，隨著藝人的不斷增加，說書活動日漸頻繁，一種以家書、村社書和廟會書為主的說平安書（亦稱“願書”）習俗逐漸形成。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后，隨著陝北革命鬥爭的不斷擴大與發展，陝北說書藝人高維旺、常樹仁等積極投身革命，用自編新書《跟上老劉鬧革命》、《土豪劣紳要打倒》等宣傳革命思想。米脂縣藝人高維旺還於民國二十三年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隨之成立說書班，演唱《紅軍好》等新曲目。

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對陝北說書的發展產生直接影響。民國三十四年4月，陝甘寧邊區文協成立了說書組，在王宗元、柯藍、王琳、程世榮、高敏夫等專業人員指導下，藝人韓起祥創作和演出了《反巫神》《二流子轉變》《王丕勤走南路》《張玉蘭參加選舉會》等新書。不久，陝北說書改進會成立，林山擔任主任，參加者除高敏夫、王宗元外，還吸納了藝人韓起祥、賀輝茂、魯加祥等。隨後，陝北說書改進會在延安、綏德、米脂、清澗、延川、延長等地陸續辦了八期培訓班。民國三十五年8月，盲藝人韓起祥在王宗元帶領下，先後到延安楊家嶺和棗園，為毛澤東、朱德等中共中央的領導說唱自己創作的新書《時事傳》（與王宗元合編）《張玉蘭參加選舉會》《四岔捎書》《反巫神》《劉巧兒團圓》等。

民國三十六年（1397年）至1949年，在邊區政府的重視下，韓起祥、石維君、謝明義、馮明山等藝人深入前線慰問戰士，利用說書宣傳解放戰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陝北說書受到政府的重視，有了新的發展。陝北大多數縣都成立了說書藝人宣傳組（隊）。一些縣文化館還組織專人對傳統書目進行了整理，開展新書目的創作與推廣，並積極選拔和培養青年藝人。

1953年至1966年間，延安地區先後舉辦了四期學說新書訓練班，受訓藝人達一百五十多位。

1957年，延安縣文化館領導的曲藝組改為曲藝館，隨後，又在城內自由市場設立了固定的書棚茶社。演

1962年，綏德縣白家峻村盲藝人張崇華改進伴奏方式，將鼓、馬鑼、鑔、水水、梆子、木魚、手鑼、醒木等八件打擊樂器和口琴固定在一個架子上，懷抱三弦，手套螞蚱板，腿捆甩板，脖掛哨子，一人操持十三件樂器，使伴奏表演具有了小樂隊的效果。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陝北說書被視為“四舊”而遭到禁演，韓起祥、石維君等知名藝人被批鬥，陝北說書活動一度銷聲匿跡。

1971年後，陝北說書活動相繼復甦，綏德、橫山、靖邊、子洲等縣文化館將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白毛女》等移植改編成新的書詞，集中對藝人進行培訓。

1975年以後的十年，是陝北說書發展較快的時期。榆林地區除神木、府谷外，有十個縣成立了盲人宣傳隊（亦稱“說書隊”）。延安地區的延安、甘泉、子長、延川、安塞等縣也相繼成立了曲藝宣傳隊，藝人累計達三百多人，絕大多數為盲人，其中清澗、榆林、靖邊等縣的說書隊中還破例吸收了女盲藝人參加。

1975年，延安地區曲藝館成立，招收了六名有文化的明眼男女學員，學習表演的書目為韓起祥創編的《劉巧兒團圓》《張玉蘭參加選舉會》《四岔捎書》《看大橋》等。

1975年，榆林地區召開陝北民間音樂、曲藝、舞蹈改革座談會，接著舉辦了新曲藝調演大會。

1978年4月，榆林地區在橫山縣舉辦了全區說書藝人骨幹訓練班，在韓起祥的指導下學習了新書目《三打白骨精》《打狼》《路遇親人》；韓起樣以親身經歷作了如何做一名德藝高尚的新藝人的報告，受到學員們的熱烈歡迎。經過半個月的培訓，到會的四十多名藝人在思想、藝術上受到教育和提高，為推動該區說書活動起到積極作用。會後各縣相繼舉辦了“做新人，說新書”培訓班。榆林、延安、綏德、橫山、延川等縣文化館幹部與藝人共同創作，一起演出。

1982年到1985年間，甘泉縣曲藝隊張俊功、張和平等、表演的陝北說書書目盒式錄音帶。經由民問製作推出，流通幾乎遍及陝北的城鎮鄉村。

由於陝北說書的流布範圍較廣，加上地理環境、生活習俗、方言語音、師承關係等等影響，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陝北說書形成了多種說唱風格。

截至2014年，陝北各縣都有民間的說書班社，總計藝人在千人以上。許多健康的年輕人也加入了說書的隊伍。

陝北說書的傳統表演形式是藝人採用陝北方音，手持三弦或琵琶自彈自唱、說唱相間地敘述故事。根據伴奏樂器的不同，或稱之為“三弦書”，或稱之為“琵琶書”。到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陝北說書在著名藝人韓起祥等的改造下，發展成一人同時操用大三弦（或琵琶）、梆子、耍板、名叫“麻喳喳”的擊節木片和小鑼（或鈸）五種樂器進行伴奏的曲藝說書形式，最後又由一人一馬一桿槍、自彈自唱發展為多人演唱，有單人說書、多人說書、走場說書、情景說書，說書劇等。

單人說書：一個人彈奏並完成所有說書內容。

多人說書：兩人或以上的組合說書，一般的是一兩個人拿四頁瓦，其餘的為伴奏樂器，兩人分唱、對唱或合唱與伴奏人員呼應。

走場說書：多人表演，樂器有站立伴奏、坐下伴奏，一個人或多個人拿四頁瓦說唱。

情景說書：要專門創作劇本，還要作曲，演員和演奏員可承擔多種角色演唱，展現情景畫面。

說書劇：首先要創作劇本，要有人物、故事情景，還要有特定環境、樂隊伴奏等。

陝北說書的曲調激揚粗獷，優美動聽，富於變化，素有“九腔十八調”之稱。九腔是“胡胡腔”“哈哈腔”“梆子腔”“影腔”“咳咳腔”“十三腔”“迷子腔”“二窩子腔”“佛腔”。十八調是“下盤棋”“媽媽糊塗”“茉莉花”“小放牛”“鋪地錦”“叫面更”“寡婦上墳”“鴛鴦扣”“跑東關”“打牙牌”“紗金扇”“放風箏”“游寺”“思凡”“茨山”“姑娘”“光棍哭妻”“小上墳”。此外，還有慢句、快句平調、哭腔、女腔、怒腔、憂腔、對句、武句等區別，以表現不同角色、感情和故事情節。

陝北說書書詞的曲調很多。除了藝人們特有的開場白或特定的唱詞外，幾乎不加任何限制，可以由藝人任意發揮。好的民間藝人，在唱詞中大量引用陝北民歌、陝北道情、陝北秧歌劇、陝北碗碗腔，甚至秦腔、眉戶、蒲劇、晉劇、京劇的曲調，說得上是集各種唱腔於一爐，加以冶鍊，然後形成一種別具一格的唱詞。

陝北說書的演出場所一般都較為簡陋，田間地頭、庭院炕頭均可。聽眾可以是幾人、幾十人，也可百人以上。

陝北說書的“唱”是有音樂的“說”，“說”是沒有音樂的“唱”。也可以說，“唱似說，說是唱”，這就是陝北說書獨具的特點。

陝北說書有人物的跳出跳入，可歸納為慢平緊快，喜怒哀樂，男女老少，雞叫狗咬”。說古書的時候也分“生旦凈末丑”。它的故事性強，富有戲劇性，可歸為“大起大落，大喜大悲”。道白是骨頭，唱就是肉。唱詞一般用的都是五字句、十字句，也有不受限制的，語言純樸，通俗易懂。

陝北說書最具代表性的流派是三弦說書派和琵琶說書派。

陝北說書以三弦說書最為流行，三弦說書又有雙音弦和單音弦之分。它的代表人是韓起祥、張俊功和解明生。其中韓起祥是雙音弦派的代表。雙音弦即弦定弦為（155），一弦和二弦（也叫子弦和中弦）定音為同一高度，裡弦（叫老弦）比子弦和中弦低，關係為五度。彈奏時一、二弦同時撥動，這樣得音量大，又有雄渾氣勢，只有在特定的情景下才挑單音。單音弦的代是解明生，單音弦即一根弦定一個音，從裡到外分別為（151），定弦與現使用的伴奏樂器三弦定弦相同，只是傳統的彈奏不用指甲，多使用自製撥子。

琵琶說書派，因用土製曲項琵琶而得名，又稱作琵琶書。過去琵琶讜的藝人較多，而三弦和琵琶大多是自製，後來樂器廠出的三弦質量好而且宜，大家都願意去買三弦，而不願意自製琵琶了。而市面上賣的琵琶既貴演奏技巧又複雜，難度大，不易學，學的人也越來越少，年輕人幾乎也沒人會彈曲項琵琶了。所以，現在年輕的陝北說書藝人中，很難見到琵琶書的影子。劉緒旺是琵琶說書的代表人物，其特點是硬。主要表現在：第一，他使用的琵琶是硬弦琵琶。琵琶大，琴弦粗。琴弦是用牛皮弓弦，糊耐用。使用的撥子用牛肋骨製成，彈奏出來的聲音洪亮、渾厚、穿透力強。第二，唱功硬。他是典型的唱書派，表演時很少用道白，幾乎是一唱到底。他的吐字清楚，字字真切，農村聽眾稱之為“鋼口硬”。音樂與行腔配合和，音調跟著字調走。第三，書文硬，唱句規範，合轍押韻好。一大本書能事情節、人物刻畫幾乎全用唱詞唱出來。

陝北說書代表性的如以韓起祥、王學師、吳鐋忠等為代表的一派，聲調沉實，強調唱情，吐字清晰，行腔平穩流暢，襯詞用得較少；以石維君、郭興玉、王進考、黨福祥、景通成等為代表的一派，聲音渾厚，講究激情，方言襯詞用得較多，曲調旋律跳動活躍，善於表演唱腔多而道白少的書目；而以張俊功、張和平、張光明等為代表的一派，說唱講究聲音明亮，吐字清麗，善於吸收和運用新手法，並且注重以形體和聲音模仿書中人物，且因唱腔曲調借鑒了“迷胡”即陝西曲子等的抒情元素，唱來煽情感人，有“迷胡味”，被群眾稱為“迷花派”。

陝北說書可分為傳統書和現代書兩大類。傳統說書的書目有200多部，包括《花柳記》《對鞋記》《偷鞋記》《金鐲記》《黃鷹記》《白綾記》《金鐘記》《萬花山》《戲引記》《楊家將》《四岔捎書》《聚仙樓》《雕羚扇》《觀燈記》等；現代書的書目有300多部。傳統書的內容主要是反映古代神話、歷史人物傳記、英雄豪傑抱打不平、相公招姑娘、奸臣害忠良等題材的書目。現代新書的內容是反映現代人鬥爭、生活題材的書目，如《劉巧兒團圓》《王貴與李香香》《李雙雙》《張玉蘭參加選舉會》《翻身記》《送金匾》《看大橋》《三相親》《半碗飴鉻》《牛老漢讓賢》《延安老漢進北京》《審錄》等。

陝北說書主要流行於陝西省北部的延安和榆林等地。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人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說書技藝的消失、說書藝人的逐漸離世，陝北說書發展已陷入困境，藝術傳承後繼乏人，急需扶持和保護。

2011年起，韓應蓮所在的延安市曲藝館開始了對陝北說書“摸家底”式全面普查工作，集中採集老（盲）藝人和代表性說書藝人，採錄說書曲目200餘篇。截至2017年，已連續舉辦9屆陝北說書培訓班和經典書段展演活動，培訓民間說書藝人1800餘人次。

2018年4月，陝西省榆林市橫山區被中國曲藝家協會命名為“中國曲藝之鄉”，橫山說書已經成為橫山地方特色文化名片，這對陝北說書更大程度上進行了保護。

韓起祥（1915～1989），祖籍橫山縣，1940年移居延安。三弦說書演員，民間曲藝家。自幼失明，13歲即學藝說書，繼承陝北說書傳統，在藝術上大膽革新，使陝北說書發揚光大。1944年起自編自演534個唱本，200餘萬字，他的作品語言豐富，情節生動，有鮮明的地方色彩和民間文學特色，曾為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演出，代表作品《張玉蘭參加選舉》《時事傳》《劉巧團圓》《翻身記》等，許多作品曾在《人民文學》上發表或由三聯書店、通俗讀物出版社出版。歷任西北曲藝改進會主任，中國曲藝研究會副主席，中國曲藝家協會副主席、顧問，全國文聯委員，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1989年8月6日因病在延安謝世。

2006年5月20日，陝北說書經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陝北說書源遠流長，在陝北這塊厚重的黃土地上，它從遙遠的過去一直彈撥到了現在。盲人書匠們走遍了陝北的大川小道以它特有的韻調慰藉過這塊貧困而又閉塞土地上的人們的心靈。

1952年，在陝西省創作代表會上，韓起祥《劉巧團圓》獲特等獎。

1953年，在全國民族音樂舞蹈匯演上，韓起祥《劉巧團圓》獲文化部甲等獎。

相傳很早以前，有一個老漢生了三個兒子，長大后給人家當奴隸，趕牲靈，大兒子叫大黃，讓奴隸主把一隻手剁了，二兒子二黃的一隻腿被打壞了，三兒子三黃讓主人把眼睛扎瞎了，弟兄三人流落到陝北的青化縣乞討為生。一天大黃拾到兩片爛木板，敲打著木板沿門乞討，說上一些吉利話，主人便賜給他們一些殘湯剩飯，有一次人家吃羊，他們撿來羊腸子，曬乾綳在木板上，就彈出聲音來，後來他們弟兄三人自製了琵琶，從此相互配合，邊打、邊彈、邊唱。二黃心想大哥去世后誰來敲梆子，他靈機一動乾脆把兩塊木板綁在腿上自打、自彈、自唱。後來老大、老二去了山西臨縣一帶，三黃卻留在了陝北，婚後生了五個兒子，並將彈琵琶的技藝傳授給兒子們。老大成家后收了三十六個徒弟，將三弦傳給了十八個徒弟，在榆林一帶安了家，把蓮花落、琵琶、三弦的技藝傳授給了後人。這一民間傳說足以見證陝北說書的歷史久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