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根主義

美國1986年上半年向安哥拉的安盟和阿富汗抗蘇力量首次提供幾百枚美製先進武器——毒刺式導彈，先後兩次動用美國軍事力量打擊在利比亞的目標，是里根主義的最初實施。

里根政府自上台之日起，就有一個管教第三世界的日程表。雖然東西方對抗是里根總統以激烈的方式所明確宣稱的主題，對新一屆華盛頓政府的大多數官員來說，南北衝突問題和東西方的對立同樣嚴重，解散歐佩克和擊退蘇聯共產主義一樣重要，世界銀行中的麥克納馬拉派自由主義者和美國國務院中的麥克戈文派人士都同樣的可惡。

大獲全勝的里根主義哲學和姿態包容了雜七雜八的思想傳統，但其核心的意識形態與共和黨的中西部和西部派別有緊密聯繫，巴里·戈德華特和羅納德·里根正是從這些派別中發跡的。①共和黨中這些派別的主要觀點反映了保守的鄉村社區、郊區的中產階級以及東海岸之外的商業利益，他們認為美國正在遭受兩方面的圍攻：國際上的共產主義，和國內的新"新政"。

對里根主義者而言，大政府的開明民主傳統、社會福利以及對勞工的支持，與美國牌號的個人主義自由和自由市場是互相抵觸的，並代表了一種偷偷摸摸的社會主義。與此同時，他們認為民主黨開明派制訂出來的圍堵政策是對國際共產主義的一種綏靖方式，它放棄了把生活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人們解放出來的鬥爭；共和黨的東部開明派人士由於同時向"新政"和圍堵政策作妥協，已經不再真正代表正統共和黨的聲音。

這樣，也就毫不奇怪：共和黨的各個派別聯合起來、用以替代它的世界觀就是"擊退共產主義"。這個策略主張：在國際方面，在東歐、中國，以及最終在蘇聯擊退共產主義，在國內方面，擊退經濟生活中的大政府和大勞工。

這兩個擊退動作——擊退對美國權力的國際性威脅和擊退經濟活動中的政府干預，在里根主義信徒對"南方的挑戰"的理解中得以複述，而且在精心策劃的處理對策中得到體現。

右翼思想庫，如傳統基金會帶頭鼓吹"南方威脅"，他們描繪出一幅具有獨特的陰謀色彩的畫面。傳統基金會認為，在七十年代，南方國家曾經施展了一套有系統地破壞北方國家的戰略：

1973年在阿爾及爾召開的不結盟國家首腦會議上，77國集團督促以政治聯合來爭取經濟力量。參與國要求西方國家做出大量的經濟讓步。隨後的一年，他們將鬥爭移到聯合國大會，並通過了《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宣言》和《國家經濟權利與義務憲章》，這些決議是南方國家在後來的十年內為尋求"國際經濟新秩序"（NIEO）對西方國家展開攻擊的理論性綱領。

傳統基金會繼續批評道：發展中國家花了"極大的時間和資源來傳播'國際經濟新秩序'意識形態，不僅在整個聯合國系統內傳播，還在聯合國系統之外傳播。沒有一個聯合國辦事處和機構躲得過去。"

"國際經濟新秩序"所提要求的關鍵成分之一就是資金重新分配：國際性稅收，增加對外援助，沒收外國私有財產的權利，商品價格保護，有關運輸和貿易的一般性商業優惠。通過工業、海底開發、空間及醫藥技術的強制性轉讓，實現技術的重新分配是"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另一重要原則。

傳統基金會特別感到威脅的，是第三世界在"重新分配自然資源"方面的努力：他們希望通過《海洋法條約》、《各國在月球及其他天體上開發活動協議》（又稱作《月球條約》）以及聯合國正在進行的一項有關南極洲的研究和辯論，來實現他們對海底、空間和南極洲的控制。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賓·穆罕默德，是要求聯合國佔領南極洲運動的主要發起人。他對聯合國大會說，"這個星球上所有未被認領的財產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因此理當受到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控制。

對那些他們無法認占的世界資源，南方國家也曾經企圖對之"實行管制"：私人商業的信息數據受到國際上和第三世界一些國家的攻擊；要求對國際醫藥貿易實施嚴格控制的提議在好幾個聯合國機構內被提上議事日程，其他的國際機構正在制定針對跨國公司行為的約束性準則；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提出建議對媒體進行國際性的限制。

文章中的妖魔是第三世界國家政府。在里根主義信徒的眼中，不管他們正式的政治傾向是什麼，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政府——除了智利和殖民地香港以外——全部都是國家干預主義者，而且也都是經濟上的失敗者。他們"由於插手管理經濟，結果把經濟管理得一團糟。"⑦這種經濟上的錯誤插手包括：對自由市場的自然運作強加各種限制，諸如對國內企業的保護措施，從而剝奪消費者享用優質外國產品的權力，維持過高估值的匯率以阻止出口，對外國投資的控制，從而鼓勵低效率的生產，以及阻礙糧食生產的價格政策。

南方國家要求資源重新分配的目的在於補償他們在創造財富方面的失敗。因此，企圖通過增加對外援助來滿足他們要求的做法，只會加重其經濟衰退而不會減緩這一趨勢："雖然資助對於加快發展來說作用甚微或者根本沒有作用，但是它能緩解緊急的短缺狀況，特別是消費品和進口產品的短缺。這樣就使得政府更容易對人們暫時掩飾其破壞性政策的最惡劣影響。"

保守派分析家彼得·鮑爾和巴西爾·雅美在一篇很有影響的文章中更一般性地爭辯道：

外部援助提高接受國政府的資金、人緣和權力，從而提高了它們對於社會其他方面的控制能力。因此它給第三世界國家帶來災難性的民眾生活政治化……當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被廣泛政治化的時候，人們的生計，甚至他們經濟和身體意義上的生存都取決於政治和行政決策。這個結果帶來了衝突……這一系列發展將人們的注意力由生產性活動轉向政治領域；而人們的活動取向必然是一個國家經濟表現的關鍵因素。⑨

總而言之，"外部援助不僅不是發展經濟的必然要求，實際上，它更可能是發展的障礙。"⑩而且，外部援助是"南北衝突的根源，而不是衝突的解決途徑。"

在更一般意義上，里根主義信徒不同意"圍堵自由主義"的有關觀點，即：一個更繁榮的南方能夠促進穩定，因而符合美國的利益。實際上，南方已經獲得了許多財富，但這是以北方的損失為代價的。而且，"圍堵自由主義"的策略並沒有購買到全球穩定。圍堵自由主義者不僅在對越南使用武力的決策問題上表現出來猶豫不決的態度，實際上鼓勵了共產主義的擴張，而且以慷慨的外援政策，對民族主義力量和第三世界自私的精英搞綏靖主義，而這些人卻致力於破壞北方的全球經濟霸主地位。

實際上，里根新內閣的許多成員堅信：北方的利益和南方的利益是根本相對立的，而當前的任務是通過制定堅定的政策來修補損失，這些政策的目的在於：擊退南方，在美國主宰的世界經濟體系內，重新征服越來越難以管理的第三世界。1981年10月，羅納德·里根在墨西哥的坎昆出席了事先大肆聲張的經濟峰會，該會議期望將南北關係引進一個新階段。然而後來人們才知道，坎昆會議成為以自由市場名義進行的一場全球經濟反革命運動的序幕。

對那些支持對南方採取對抗政策的里根內閣成員而言，20世紀80年代早期的國際經濟形勢為他們採取經濟上的進攻態勢提供了有利的情勢。首先，儘管在1979年的第二次石油價格上漲中，歐佩克有外表上的統一戰線，但實際上80年代早期歐佩克內部存在著很深的分裂。在激進的伊朗和保守的美國同盟沙特之間存在著分歧，其中伊朗想將石油作為對付西方國家的武器；在包含伊拉克在內的"爭取收入極大化"國家，和如沙烏地阿拉伯"爭取市場份額極大化"國家之間，也同樣存在著分歧。

另外，不受歐佩克控制的油田的發展和加速開採，如在北海和阿拉斯加的油田，明顯削弱了歐佩克這個卡特爾組織對石油價格的控制。

更進一步，在七十年代末，美國運用外交技巧，將歐佩克從其他第三世界國家集團為控制鋁土岩、錫和其它原材料價格而成立卡特爾的努力中分裂出來。1975年當第三世界國家政府蜂擁而至巴黎參加國際經濟合作大會（CIEC）並與北方進行對抗之際，許多國家滿心指望著歐佩克的產油國會和它們站在同一戰線，以要求訂立一個有關一大批商品的全面協定。但是，沙烏地阿拉伯被收買了：為了回報沙烏地阿拉伯獲准購買的一批美國國債，其具體數目保密，沙烏地阿拉伯同意不在商品衝突中以石油價格作為武器。一個不曾言明的工作協定就是：沙烏地阿拉伯和其它歐佩克的阿拉伯產油國可以"自由決定石油價格，只要石油供給不被干擾，而且石油收入也不用於削弱現有的經濟體系。"該協定暴露了南方國家表面信誓旦旦的團結一致背後的脆弱，揭示了產油國精英的利益和北方的工業金融精英的利益才更是唇齒相依的事實。

20世紀80年代早期的第二個經濟形勢是：由於經濟衰退在工業化的北方降臨，南方原材料價格下跌到30年代以來的最低點。由於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都是依賴一種或兩種商品來獲得外匯收入，原材料價格下跌意味著它們償還不斷上升的外債的能力受到嚴重阻礙。依賴商品出口國的這種經濟窘況，由於生物技術和材料科學的進展而更為惡化，因為這些技術導致了原本必須從第三世界國家進口的原材料的替代品的發明，比如玉米糖漿代替了食用蔗糖，酶發酵的可可黃油代替天然可可等。第三個條件，這也許是第三世界國家的最致命的薄弱環節，那就是它們的金融狀況如履薄冰。它們對美國、歐洲和日本的銀行總共欠有　7000　億美元的債務，在第一次石油價格衝擊后，這些銀行為了從歐佩克存入的巨額存款中獲得利潤，在向南方國家政府貸款時競爭激烈。向第三世界的銀行貸款象脫韁的野馬失去了控制，這正象花旗財團總裁瓦爾特·里斯頓主張的原則，即：一個國家不同於一個個人，"國家永遠沒有破產之虞。"但到七十年代末，無論貸入方還是貸出方，都不再堅信這一點了，因為國際上利率的每一個百分點的增長，對那些承諾採用可變利率而非固定利率貸款的國家而言，就意味著上億美元的債務。因此，毫不奇怪地，第三世界的債務國紛紛陷入一種絕望的遊戲，即從一批債主那裡借款來償還對另一批債主的債務。

外援政策成了里根政府約束南方的決定性武器。對絕大多數里根主義信徒而言，似乎早已經達成這項共識：外援主要是一種政治工具，它應該主要被用來鞏固和加強美國在國際強權政治中的地位。實際上，在里根執政期間，非軍事性的、但和安全目標掛鉤的雙邊援助的真實增長在80%以上，同時發展外援和食品援助下降了。

從1981年到1986年間，"經濟援助基金"的五個最大受援國全是被認為對美國有戰略意義的國家：它們或者具有反共鬥爭的戰略意義，如薩爾瓦多、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或者具有反對第三世界鬥爭的意義，如以色列和埃及。

里根主義信徒認為，美國國際發展署支付的雙邊援助應當加上附加條件：即必須推行自由市場政策，援助必須用來幫助第三世界私人企業的發展；還有人主張減少美國政府在人道主義援助中的角色，並將此責任移交給私人機構，因為"對世界上窮人的道德責任最好留給私人和私人組織，而不是政府官員。"

七十年代末，經由多邊組織的美國對外援助佔了美國外援的五分之一左右，這成了一個最具爭議性的話題。一些里根主義信徒提議：這種外援應當逐步淘汰，至少不能再增加，因為"資金提供方和接受方之間的關係越疏遠，資金不能被有效利用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有120億美元預算的世界銀行，成為里根主義信徒管教南方計劃的首要的關注焦點。雖然他們有人願意讓美國停止出資，因為他們認為這個機構是第三世界國家主導經濟政策的主要推動者，但財政部的實用主義的保守派，他們就是監護世界銀行運作的那些人，他們認識到世界銀行是他們管教第三世界國家的極其有效的、乃至核心的工具。

經典的冷戰自由主義者羅伯特·麥克納馬拉，觀察到了形勢的變化，於1981年辭職。隨著麥克納馬拉的辭職及其主要助手（包括高層的"規劃和項目審查部"的主管、巴基斯坦人馬布布·烏爾－哈克，他是世界銀行扶貧政策的智囊人物）的隨後退出，世界銀行的"溫飽需要"計劃也就此結束了。根據長期以來美國所擁有的"權利"－－任命美國公民擔任世界銀行最高職位，里根政府提名一位溫順的人物，前任美洲銀行行長A·W·（"湯姆"）·克勞森，接替麥克納馬拉的位置。在八十年代中期，這個職位由一位更好說話的人接替－－前共和黨眾議員巴伯爾·科諾布爾。里根主義信徒們將這個有6000人的大機構加以改造、以推進他們擊退共產主義的議程的道路也就開通了。

這一運動的第一炮，就是決定將美國許諾的為　1982　年國際發展協會（IDA）——世界銀行的軟貸款窗口——提供資金補充的贊助資金削減3億美元。這導致了其它發達國家紛紛效仿，最後，軟貸款機構收到的資助比它預期的少了10億美元。由於國際發展協會貸款是以優惠條件面向最貧窮國家的，例如印度、東南亞國家以及非洲國家等等，這一舉動發出了一個強有力的信號：美國及其盟國正準備停止"施捨"。這也是改變國際發展協會資金配置標準的第一步：原來的標準，即：分配給有需要的國家，因為它們被列為貧窮（人均國民收入在400美元以下），改變成：分配給那些在"經濟的結構重整中作出最大努力的"國家。

兜售結構調整貸款

接著，美國要求世界銀行將資金從傳統的借貸項目轉向"結構調整"借貸。結構調整貸款（SAL）形成於麥克納馬拉時代的最後幾年，里根政府的財政部則更系統地將它用來強行打開第三世界的經濟。結構調整貸款是快速發放型貸款，用來解救一個國家的支付平衡的赤字或者支付到期的利息給私人銀行。但是，某國政府如果想獲得世界銀行或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結構調整貸款，它必須答應在本國執行一項徹底的結構調整計劃（SAP），該計劃表面上說是為了使其經濟更有效率，並能保持可持續的增長。

結構調整貸款通常所附帶的條件及其理由包括如下內容：

●為了控制通貨膨脹和減少對境外資本的需求，急劇削減政府開支，這個措施的實施意味著削減健康、教育和福利方面的開支；

●削減工資，或者嚴格限制工資的增長，以防通貨膨脹，並使出口產品更加具有競爭力；

●放開進口限制，以使本土工業更有效率，並設立激勵條件，鼓勵為出口市場而生產，這被看作既是獲得緊迫需要的外匯收入的渠道，又是比國內市場更具活力的增長動力；

●取消在工業和金融服務業方面的外資限制，以使得本地的生產和服務在外來競爭的壓力下更有效率；

●徠讓當地貨幣對美元等硬通貨貶值，以使出口更具競爭力；

●將國有企業私有化，並著手進行急劇的非管制化，以便促進資源依照市場而不是政府命令進行分配。

單單接收這些條件並不意味著就一定可以獲得結構調整貸款，接收國還必須同意由世界銀行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來嚴格監控是否達到由國際銀行業務專家們所制定的目標。結構調整貸款是分批發放的，所以借貸國達到調整目標，意味著下一筆貸款的發放，達不到目標，則意味著下一筆貸款的延期或凍結。由於結構調整措施涵蓋了宏觀經濟政策的諸多方面，同意接受結構調整貸款，實質上形同將一個國家的經濟控制權拱手讓給世界銀行。實際上，世界銀行的前加拿大執行主席曾經證實：

結構調整貸款中包含的宏觀政策建議觸及了發展政策過程的最為核心的部分，對於接收結構調整貸款的國家而言，它們經濟增長的速率和方式，以及與此相關的社會目標，恰恰就是國家主權，儘管國家主權是一個捉摸不定卻又十分重要的概念。

雖然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們努力地兜售結構調整貸款，宣稱它是提高效率和維持增長之必須，第三世界國家的領導人們從一開始就清楚地意識到：結構性調整計劃的攻擊目標，就是第三世界的國家機制，里根主義信徒們將這個機制看作是使第三世界國家經濟主權的運作成為可能並具有成效的工具。

債務危機和全球調整

毫不奇怪，一開始的時候，很少有政府願意接受結構調整貸款，但隨著1982年中期第三世界國家債務危機的爆發，里根主義信徒們通過結構調整來重新馴服南方國家的計劃，遇到了一個大好時機。約翰·希翰（John Sheahan）記載道：由於越來越多的第三世界國家面臨著償還70年代北方國家的銀行提供的巨額借貸的困難，美國和布雷頓森林機構利用"這一段金融緊張時期，堅持要求債務國要以消除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作為獲得新的資助的代價"。

美國財政部規定：美國的私人銀行作債務重整時一律要得到世界銀行所同意的前提條件。對債務國而言，它們為償還私人銀行的利息所迫切需要的世界銀行的批准和現金，要付出很大代價才能得到。正如一位曾經參與墨西哥債務談判的財政部官員所言："只有那些下決心進行市場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的國家才有可能獲得[世界銀行的]資助。"

結構調整是"貝克爾計劃"的核心內容，這個計劃是由里根政府於1985年在漢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會議上宣布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基金資助負債國家償還利息的前提條件是：這些國家必須採用"'里根經濟學'的路線——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取消政府補貼、開放外國投資等等。"里薩克斯指出，從債務國的角度來看，"這裡所提議的改革目標……比標準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萬靈丹在各方面都走得更遠，如貶值、公共部門借貸的削減、貨幣供應控制以及工資與物價的取消控制等等，"這形同將"整個國家的財產甩賣"。正如希翰所形容的那樣，人們意識到結構調整是"比六十年代初期人們所能夠想象的任何計劃都要極端得多"的一項計劃。

至1986年初，十五個債務國中被美國財政部長詹姆斯·貝克爾所指定的十二個優先債務國，其中包括了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和菲律賓，都答應接受結構調整計劃。結構調整貸款從1981年國際銀行總貸款額的3%，上升到了1986年的19%。五年以後，這個數字上升到25%。到1992年底，共有大約267項結構調整貸款得到批准。

和這些貸款有關的許多項目是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調進行的。一開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現場監督"計劃被設計成一種短期計劃，來糾正一個國家的外部帳目赤字，手段包括強制該國消除財政赤字、限制貨幣供應、貨幣貶值等等。但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技術官僚們後來認識到：支出平衡問題仍會繼續反覆出現，除非實行更加戰略性的結構改革方案來加強市場的作用，減少政府的角色，以及將這個國家更徹底地融合進世界經濟。於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現場監督"計劃被加以延長，或被擴展設計，將結構改革作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支出平衡資助的條件之一，或者與世界銀行的結構調整保持密切的協調。

因此，雖然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兩個組織各有分工：世界銀行負責推動經濟增長，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負責監督金融控制，它們當今的角色則已經很難區分，因為它們已經同時成為北方國家在經濟上實行反擊策略的執行機構。在那些接受結構調整貸款的國家那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做法以"震蕩療法"而著稱，亦即短期穩定措施和長期結構改革的同時進行。因此，也就難怪實行結構調整的國家將這兩個機構諷刺性地稱作"布雷頓森林雙胞胎。"

1988　年"結構調整設施"（SAF）的成立將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合作提高到一個新台階，該機構緊密協調這兩個組織的監控和執行活動，特別是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該地區共有47個國家，其中36個國家實施了世界銀行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持的結構調整計劃。由於這些國家的政治體制大多十分薄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提供資助為名實行的共同管轄政策強加在了大部分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

實際上，在80年代有70 多個第三世界國家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屈服，由華盛頓政府所遙控指揮的穩定方案、結構調整和震蕩療法成了南方國家在這十個年頭裡最普遍的狀況。其共同的目標就是解除第三世界國家政府作為本國經濟發展的推動者的權力。1988年，由聯合國非洲特使進行的一項有關結構調整計劃的調查得出結論：結構調整計劃的實質在於"減少或徹底消除國家在經濟的生產部門與分配部門中的直接干預。"類似地，1992年由美洲洲際發展銀行出版的回顧十年調整的一個研究，也同樣證實了將政府從經濟活動中驅逐出去是八十年代指導結構改革的意識形態的中心內容：這個學派認為：從經濟道路的選擇及其所伴隨的制度設計來看，拉丁美洲國家的戰後歷史是一部集體謬誤的歷史。要修正這個謬誤，長期以來公共部門佔據經濟舞台中心的現象必須終結，並實行激烈的療法：作為生產者的國家以及國家扶植的資本主義都必須取消，限制國家的責任，使其僅限於憲法所規定的那些任務，將商品和服務的供給交還給市場，取消阻撓一個具有獨立精神的企業家階級的湧現的一切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