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n Swidler

安 斯威德勒教授

哈佛大學學士學位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博士學位 現任教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

斯威德勒教授研究文化和制度的相互作用——研究文化是怎樣起作用的：人們如何使用它和它怎樣塑造社會生活。迄今為止，她一直致力於對美國文化的研究，尤其是關於愛情和婚姻的文化。

Saving the Self(拯救自我)（in Madsen, Sullivan, Swidler, and Tipton, eds., Meaning and Modernity, California, 2001）分析當代美國制度的變革對於個性化自我（individualized self)的要求。

Talk of Love: How Culture Matters (Chicago, 2001), 探討行動者如何選擇他們的全套文化技能（culture repertoires)中的元素，以及文化如何得以從外而內的被符碼（codes),語境（context)和制度（institutions)組織起來。

合著Habits of the Heart and The Good Society ，她和她的合作者分析了美國個人主義對於個人自我（individual selfhood)，社區，政治經濟機構所帶來的後果。

目前，她與來自Canadi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Research的同事正在從事一項宏大的項目，以了解人類健康和福祉的社會決定因素。

斯威德勒目前對於文化和制度的研究針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艾滋病疫情。她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大規模的國際艾滋病援助－諸如資金的注入，組織，方案和項目－是如何於現存的文化和制度模式相互作用，以形成新的困境和可能感興趣。她是從兩個方向探討這些問題的：

國際方面，她探討國際艾滋病援助是如何架設的（structured)（誰提供資金給誰，如何建立合作網路的，方案是如何平地而起的）;為什麼有些干預（interventions)比其他的更受歡迎，以及國際資助者選擇怎樣的組織模式。

非洲方面，她正在探索為什麼非政府組織部門在一些國家中比在其他國家中更健康，什麼時候國際艾滋病援助激勵了本地的對抗愛滋的努力，什麼時候是阻礙了這種努力，使其脫離軌道，以及有時出現什麼組織上的融合。她對“波札那悖論（Botswana Paradox）”非常有興趣：為什麼波札那－－有充裕的資金和誠實有效，致力於對抗艾滋病的政府－－完全沒能減緩疫情，而其他非洲國家（烏干達最顯著，但是尚比亞，坦尚尼亞和南非的部分也不錯）用有限的努力獲得了更大的成功。

斯威德勒教授講授文化社會學，宗教社會學和社會學理論。她的研究興趣越來越多地涉及政治社會學，發展，科學社會學以及醫學。

斯威德勒教授代表論文的摘要如下（中英文對照）：

本文參見

Culture in Action: Symbols and Strategies

Culture influences action not by providing the ultimate values toward which action is oriented, but by shaping a repertoire or “tool kit” of habits, skills, and styles from which people construct “strategies of action.” Two models of cultural influence are developed, for settled and unsettled cultural periods. In settled periods, culture independently influences action, but only by providing resources from which people can construct diverse lines of action. In unsettled cultural periods, explicit ideologies directly govern action, but structural opportunities for action determine which among competing ideologies survive in the long run. This alternative view of culture offers new opportunities for systematic, differentiated arguments about culture’s causal role in shaping action.

文化對行動的影響並不在於為行動提供了一個作為指向的終極價值，而在於塑造人們用以建構“行動策略”的一個（包含）習慣，技巧和風格的全部技能或工具箱。（本文）建立了兩個文化影響模型，一個是用於穩定的文化階段，一個適用於不穩定的文化階段。在穩定階段，文化獨立地作用於行動，但是只是通過給人們建構多種行為提供資源。在不穩定的文化階段，明確的意識形態直接領導行動，但是行動（所面臨的）結構性的機會決定在各種競爭的意識形態中，哪一種能夠長久存在。這種不同於（文化提供終極價值）的文化觀，為系統的，有差別的論述文化作為形塑行動的原因提供了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