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莊園

用動物對人類抗爭后自建家園來再現前蘇聯的整個歷史情形，奧威爾的《動物莊園》被公認為二十世紀最傑出的政治寓言。《動物莊園》被譯成二十多種文字在全世界流傳，其中的有些語言還變成了人們的口頭禪，和《1984》並稱為喬治・奧威爾最重要的代表作。此版本收有小說的英文原文。

本書以隱喻的形式寫革命的發生以及革命的背叛，自然還有革命的殘酷：一個農莊的動物不堪主人的壓迫，在豬的帶領下起來反抗，趕走了農莊主；它們建立起一個自己管理自已的家園，奉行“所有動物一律平等”的原則；兩隻領頭的豬為了權力而互相傾軋，勝利者一方宣布另一方是叛徒、內奸；豬們逐漸侵佔了其他動物的勞動成果，成為新的特權階級；動物們稍有不滿，便招致血腥的清洗；統治者需要迫使豬與人結成同盟，建立起獨裁專制；農莊的理想被修正為“有的動物較之其他動物更為平等”，動物們又回復到從前的悲慘狀況。明眼的讀者自可看出，此書不屬於人們所熟悉的那種蘊含教訓的傳統寓言，而是對現代政治神話的一種寓言式解構。

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本名埃里克·亞瑟·布萊爾（Eric Arthur Blair）。1903年生於印度，當時，他的父親在當地的殖民地政府供職，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家屬於“中產階級的下層，或沒有錢財的中產家庭”。

1904年，由母親帶他先回到了英國。他自幼天資聰穎，11歲時就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詩作《醒來吧，英格蘭的小夥子們》。14歲又考入著名的伊頓（Eton）公學，並獲取了獎學金。但早在小學時期，他就飽嘗了被富家子弟歧視的苦澀，從他後來的回顧中可以看出，憑他那天生就很敏感的心靈，這時已經對不平等有了初步的體驗。

1921年，布萊爾從伊頓畢業后考取了公職，到緬甸當了一名帝國警察，在那裡，被奴役的殖民地人民的悲慘生活無時不在刺激著他的良知。看著他們在饑寒交迫中、在任人宰割的被奴役中掙扎，他深深感到“帝國主義是一種暴虐”。身為一名帝國警察，他為此在良心上備受煎熬，遂於1927年辭了職，並在後來寫下了《絞刑》（A Hanging,1931年，此為正式出版年代，下同），《緬甸歲月》（Burmese Days,1934年）和《獵象記》(Shooting an Elephant，1936年)，這些紀實性作品，對帝國主義的罪惡作了無情的揭露。

但是，這一段生活經歷仍使布萊爾內疚不已。為了用行動來表示懺悔，也為了自我教育，他從1928年1月回國時起，就深入到社會最底層，四處漂泊流落。儘管他自幼就體弱多病，但在巴黎、倫敦兩地，他當過洗盤子的雜工，住過貧民窟，並常常混跡在流浪漢和乞丐之中。次年，布萊爾寫下了關於這段經歷的紀實性作品《巴黎倫敦落魄記》（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1933年），真切地描述了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民的苦難。正是在為這部作品署名時，布萊爾用了“喬治·奧威爾”這一筆名。某種程度上說，“奧威爾”的出現，開始了布萊爾的新生活。

這時的奧威爾已經把自己深切的情感繫於無產階級的命運上，在思想上也開始傾向社會主義。他不能容忍勞苦大眾在英國處於一種“被忽視的”地位，他曾這樣深情地寫道：“他們才是真正的英國人。”趕巧，在1936年，有一位進步出版商聘請一位屬於“不是受害者自己，而是見證人”的作家，去北部工業區（蘭開郡，約克郡）對工人的窮困狀況作實地調查。被認為是最合適的人選的奧威爾欣然應聘，歷時數月，通過自己的親眼所見，並參考了包括恩格斯《通往威根碼頭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1937年）--其中記述了大量的事實，深切地反映出工業區人民生活的悲慘和世道的黑暗。奧威爾不但據此憤怒地譴責資本主義工業化對人性的摧殘，還主張用社會主義來拯治社會的弊端。

1936年7月，西班牙內戰爆發。同年年底，奧威爾與新婚的妻子一同奔赴西班牙，投身於保衛共和政府的光榮戰鬥。奧威爾在前線擔任少尉，喉部曾經受過重傷。他為記述西班牙內戰而寫的《向卡特洛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1938年）一書，後來成為關於這場內戰的一個權威性文獻。

但是，這場正義的戰爭，由於左翼共和政府內部分裂，最後竟失敗了。沒有死於法西斯槍彈下的奧威爾，竟差一點喪身在共和政府內部黨派之爭的傾軋中。這個慘痛的經驗對奧威爾影響巨大。他曾說自己“從1930年起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了”，而這時候，他又開始考慮“捍衛民主社會主義”的問題了。這個思想出發點，一直影響到他後期的兩部名作《動物莊園》和《1984》（Nineteen Eighty-Four,1949）創作。

他為後人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僅以《動物莊園》和《1984》而言，他的影響已經不可估量。以至於為了指代某些奧威爾所描述過的社會現象，現代英語中還專門有一個詞叫“奧威爾現象（Orwellian）”。如果說，貫穿奧威爾一生的作品主要是反映“貧困”和“政治”這兩個主題，那麼激發他這樣寫作的主要動力就是良知和真誠。1950年1月，奧威爾病逝，享年46歲。

奧威爾寫作《動物莊園》以及後來的《一九八四》並非偶然，1937年，他從西班牙內戰戰場歸來，讓他的寫作有了新目標。奧威爾1936年底去西班牙參戰，本來是為了保衛共和政府所代表的民主政體，卻目睹了左派內部的生死鬥爭。奧威爾死裡逃生從西班牙回來，對蘇聯所控制的西班牙共和派表面上代表進步、民主，卻進行政治及人身迫害、思想控制的種種做法感到憤慨，後來也寫了不少文章來揭露。20世紀二、三十年代，當西方許多左翼知識分子對蘇聯抱以希望時，奧威爾通過自身經歷以及對蘇聯的大清洗等一系列事件的了解，對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之本質有了自己的判斷。以童話形式寫成的《動物莊園》便是這種思想推動下的產物。

《徠動物莊園》作為一部寓言小說，作者所真切感受到的是，所謂的平等、自由實在是有限的、相對的、短暫的，世上沒有烏托邦式的理想主義時代。一群動物帶著對理想的憧憬，力圖打破舊秩序，本應衝出牢籠，但又跳入了另一個陷阱，他們依然被欺騙，被奴役，被統治，不平等是不變的結局。唯一的區別在於人類農場是人類管理動物，動物農場是動物管理動物，僅此而已。《動物莊園》里最令人恐懼的還是那句話，那被篡改的只剩下一條的戒律：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加平等。當“平等”也有高低貴賤之分時，所謂的平等不過是一句自欺的謊言，所謂的自由也就成為了徹頭徹后的笑話，微賤的平民唯有在困境中沉默掙扎。

小說中關於動物們性格中的貪婪、自私、懦弱、虛榮和愚蠢的描寫，明顯可以解釋為人性中的黑暗面，然而，民眾中的主體還是馴服的和不知反抗的，沉默隱忍似乎成為了他們唯一的生存之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拳擊手和本傑明。

奧威爾用一個寓言告訴人們：一個革命后的政權，如果沒有民主監督，沒有法治，必定異化，必定走向他的反面。革命總是以反專制開始，就像老少校啟蒙動物們時所說的：“萬惡之源完全在於人類的專制統治”，但專制並不會出革命被打破，甚至相反，革命往往會建立起更強的專制。《動物農場》這個故事的深刻之處，在於他揭示了動物農場革命的悲劇，被壓迫各奮起革命后，由於缺乏對民主和法制的深刻認識，又沒有建立起完善的權力制約制度，最終迎來了個人獨裁，生活又倒退回了革命前甚至更差。

寓言也是一種敘述方式，一種絕對普遍的表達方式和觀察世界的模式。寓言不受時間和地域條件的限制，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中的讀者在面對寓言作品時都極易產生共鳴。文學作品的意義從來就不是單一固化的，優秀的小說應有更深遠普遍的意義。奧威爾藉助寓言的敘述方式，通過簡單易懂的故事體現人類的普遍理解力。《動物農場》出版於二戰剛剛結束的1945年，兩極格局初露端倪因而它反映了奧威爾對兩大陣營的相同不滿。小說的意義絕不僅僅限於影射斯大林時期的政治極權，而應將其置於更為廣闊的社會政治背景中來理解。因而小說有更為複雜深遠的喻指——反對一切形式的極權主義，追求民主與公正。

現實影射

小說的情節看上去像童書一樣簡單，但卻包孕著“一部壓縮版的‘聯共布黨史’，老少校的夢是動物造反的起因。造反之夢即共產主義之夢，《英格蘭生靈》即《國際歌》，動物造反是指1917的十月革命。牛棚戰役是講動物農場打敗人類的武裝干涉，大致相當於蘇聯的內戰時期。農場中的兩支力量一一雪球和拿破崙間的鬥爭暗諷蘇共黨內的激烈爭論。列寧去世后，斯大林掀起反托派的運動，開始迫害、驅逐托洛茨基及托派分子。雪球被逐之後，拿破崙繼續造風車，尖嗓篡改“七戒”，即蘇聯推行國家工業化和集體化的時期。第七章講動物農場的刑訊逼供、血腥屠殺暗指蘇聯的大清洗時期。小說中的“風車之役”喻指蘇聯衛國戰爭，雖然最終戰勝德國，但象徵著工業化的宏偉“風車”卻轟然倒塌。在此期間，動物農場的主人們和人類農場主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勾心鬥角，這一段故事大致影射了二戰期間，英法、德國、蘇聯之間相互傾軋，都想靠移禍他國保全自己的政治現實。小說的最後一章寫的是拿破崙與皮爾京頓的和解。全書的最後一幕：豬穿著人的衣服，像人一樣站立起來。拿破崙為首的“豬”與皮爾京頓為首的“人”歡聚在一處，他們舉起酒杯，觥籌交錯間達成全面和解。皮爾京頓和拿破崙的影子重合在一起，原來豬和人從來就沒有什麼不同，他們的目標完全一致，都是為了對付下等動物。窗外的其他動物目瞪口呆再也分不清誰是動物誰是人。這裡豬“異化”為人，暗諷二戰之後蘇聯走上極權之路，與英、美一同瓜分世界。

世界依舊沒有發生改變，與小說開頭老少校的時代一樣，極權統治仍在繼續甚至愈演愈烈。奧威爾安排這樣的結局，正是照應了當時的政治現實。對於這種極權統治，奧威爾並沒試圖去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沒有宣揚任何政治性的主張而是單純地用文學的形式將這種極權的怪圈展現給讀者，將文學的藝術性與政治性揉於一處。小說中沒有絲毫的政治宣傳，卻比宣傳更加有力，使讀者易於接受並對此加以抵制。這也是他的政治寓言小說在文學之外的重大貢獻。 

荒誕手法

《動物莊園》採用荒誕的手法進行諷刺揭露，整個故事十分荒誕可笑，一群動物竟然具有人的智慧，將農莊的主人趕走，建立起了自己的莊園。這樣荒誕不經的事情在現實中根本就不可能發生，而公豬拿破崙的雜亂統治，反映了現實社會的混亂無章。裡面的驢本傑明有點黑色幽默主人公的精神，它雖然很精明，能夠看透農莊中的種種卑劣行為，可是他一直保持沉默，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其實他自己也明白，即使他採取行動也改變不了什麼。荒誕的情節、荒誕的角色設置，使《動物莊園》充滿荒誕色彩。

反差

奧威爾採用事物前後強烈的反差，揭露事情的本質變化，達到嘲諷的目的。在《動物莊園》中，革命剛剛勝利，動物們制定了“七誡”：1.凡是兩條腿走路的都是敵人；2.凡是四條腿走路或者有翅膀的都是朋友；3.任何動物不得穿衣服；4.任何動物不得睡在床上；5.任何動物不得飲酒；6.任何動物不得殺害別的動物；7.所有動物一律平等。可是到了後來，這七條戒律變得面目全非。“農場里其他動物學會A字，再也沒有學會第二個字母的了。另外一點是，像羊、雞、鴨這些愚笨的動物，甚至連七條戒律也記不住。雪球煞費腦筋地思索了一番，最後宣布說，七條戒律的含義實際上可以概括為一句：“‘四條腿好，兩條腿壞’。他說這句話包含了動物主義的基本道理。誰能徹底把握這句話，誰就保險不受人的影響。”由此可知，七誡的內容是好的，可是在大多數動物當中，他們根本就記不住七誡是什麼內容，更別說去理解七誡的真正含義。從而為後來七誡的不斷異化提供了條件。通過前後鮮明的對比，可以看到革命在公豬拿破崙的統治下發生了本質的變化，由先前老上校提出的民主構想變成了極權統治。

《動物莊園》的故事脈絡被評論家分析為與蘇聯的歷史乃至整個二十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驚人的相似，在很多共產黨正在或者曾經執政的國家都能看到動物莊園的類似影子。作者在書中藉由對動物莊園的發展變化，對共產主義運動未來命運的預言也被1991年的蘇聯、東歐劇變和後來的歷史所印證。但《動物莊園》的意義遠遠不止於對歷史的預言，這部寓言體小說以文學的語言指出了：由於掌握分配權的集團的根本利益在於維繫自身的統治地位，無論形式上有著什麼樣的訴求，其最終結果都會與其維護社會公平的基本訴求背道而馳。

《動物莊園》自出版以後引起很大反響，被翻譯成多國文字，還被改編，以其他藝術形式展現在世人面前，2002年11月話劇《動物莊園》在中戲小劇場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