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繼昌

李繼昌(1879～1982年)字文禎，生於昆明。祖籍江蘇省南匯縣(今上海市轄)，出身中醫世家。遠祖李沐辛為明末名醫。嘉定屠城時，舉家西遷到澄江，后又遷昆明。其父在民生街寬巷口開業行醫，以醫術高、醫德好名重當時。李自幼接受父親嚴格教導，13歲即入正義路衡源號中藥店為徒，歷時5年，遍識中藥之性，博覽中醫學典籍，18歲，於華山南路四吉堆獨立行醫。

雲南“重九”起義期間，他率家人、徒弟積極救護革命軍傷員。之後他不問俗事，潛心於醫療事業。抗日戰爭爆發后，他曾慷慨捐款支援前線。

為了使中醫發揚光大，他收徒二十多人悉心傳授。又與中醫同仁共創中醫講習班，建中國神州醫學會雲南分會，主辦《神州醫學報》，廣泛進行中醫理論的研究和宣傳。

雲南和平解放后，李繼昌積極參與新中國的建設，曾任中華全國中醫學會雲南省及昆明市分會名譽理事長，昆明市盤龍區醫院院長，還歷任雲南省一至四屆政協委員。他以各種形式悉心培養醫務人員，其中不少人後來成為醫療骨幹。1956年，他將家藏中醫學典籍595卷全部捐贈國家，其中最珍貴者為《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古版本一部計214卷和《滇南本草》手抄本。此舉得到了社會和國家的稱道，省衛生廳給予獎狀錦旗予以嘉勉。

在漫長的行醫生涯中，李繼昌醫術日臻精湛。他臨床診斷一絲不苟，審證確切才言治，他十分注意人體本身之正邪消長，認為“有邪必先祛邪，祛邪不可手軟；邪去然後扶正，正虛特者世，亦當扶正祛邪並用。”還進一步探究天人關係之協調，因昆明風多濕盛，故祛邪時尤應注重祛風除濕兩個方面。

李繼昌最擅長婦科和兒科，他認為調理婦科氣血，重在調理臟腑功能；而臟腑之中，又重在肝脾兩臟；肝脾之中，又以調肝為主。至於兒科，他以“痧中伏痧”配合“刮痧”治療麻疹；至於紫斑，他不治血而治蟲，驅蟲又重調肝健脾；他製成的“雞肝散”是治療小兒疳積蟲症的良藥，“英雄獨一丹”，則於跌打損傷、止血化瘀等症效果頗佳。

李繼昌注重醫理的探討，其中，《傷寒衣缽》一書，彙集歷代關於《傷寒論》的數十種註釋，將著名瘟病學典籍與自身心得融為一體，對外感熱病之診治加以提綱挈領的論述，有一定的學術價值。1978年整理出版的《李繼昌醫案》，彙集其一生的醫學經驗。

李繼昌行醫，臨診一絲不苟，審證確切方才言治，其特點在於注重人體正氣。立法處方注意調整邪正矛盾，遵循“負正達邪，祛邪安正，扶正而不滋邪，祛邪而不傷正”的20字訣。具體而言，就是假如患者有邪，一般不先投補劑或純施補益；而於恢復期，則尤重扶正固本，調理善後。遵循此理，李繼昌於醫道不僅僅注意人體本身之正邪消長，更關注天人關係協調之理。

李繼昌曾說：“昆明風多濕盛。風為百病之長，常夾其它邪氣致病；濕性粘膩，不易去之，故濕邪為病，或凡病夾濕，多綿纏難愈；且濕易困脾，每影響氣血之生化，有礙正氣之復元，故祛邪時光為注重祛風除濕兩個方面。”李繼昌之見，用現今理論解釋，倒也頗有辨證之理，某一病況，不能只見該病，而應充分認識導致、影響此病的方方面面。這番見解，也值得現今醫療工作者了解研究。

中醫博大精深，數千年來，為中華民族強身健體，解除病痛作出了巨大貢獻。但中醫在發展過程中，也有消極的一面，如被眾多醫家奉為至理名言的“名承家技，始終順舊”、“傳男不傳女”等。這些落後保守的呆板教條，很大程度上阻礙了中醫的進一步發揚光大。李繼昌雖出身中醫世家，但卻沒有把祖上傳下來的“至理名言”牢記在心，而是遍尋中醫各派學說，潛心鑽研，以期遍采諸家之長而融為一體。

當時，西學東漸，西方醫學已傳入中國。一般中醫，大都對西醫嗤之以鼻，對之極不願理解不想學習。李繼昌卻一反成見，於1907年入法國醫院附屬專科學校學習西醫。在西醫學校學習，歷時共5年，每天上午，李繼昌入校勤學，下午行醫，終以優異成績畢業，汲取現代醫學的診斷技術和治療思想之所長，補己不足，而成為雲南中西醫結合先驅者之一。

李繼昌醫術精湛，對各種疑難雜症，都有一番研究。其中最為人稱道之處，是其治療婦科和兒科的醫術。李繼昌行醫一生，救治了無數得婦科病的婦女。其施治之法，調理氣血，調理肺腑功能；肺腑之中，又重在肝脾兩臟；肝脾之中，又以調肝為主。至於兒科，李繼昌根據小兒為稚陰、稚陽之體，生機蓬勃，故其病多為六淫外感、飲食內傷，且起病急、變化快等特點，故診察尤為仔細，下藥時十分慎重。

李繼昌先生經歷了清末、民國、新中國三個時代，他用自己救死扶傷、舉義行善的切實行為體現了一代名醫愛國愛民、思想進步的風範。早在雲南“重九起義”時，他就帶領家人和徒弟，熱情為革命軍救護傷員。他謹遵先祖“赤貧送診，無力聽便”的遺訓，自立一銘：“人無貧富，求無不診”，對於貧窮患者，不僅義診，還言明資助藥費；遇有疫病流行，他率徒巡迴醫療，救活病人無數；而當耄耋之年卧病在床，有求診者來，每每叩之立應，精心施治。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凡坐診接待病人，首先總是起立恭迎，然後下座耐心望聞問切探明病根，開方以後再立身恭送，即使對待凄寒如乞丐者也如此這般，態度決不高踞病人之上；而會診病情危篤的病人，該下猛葯祛邪，決不含糊手軟，即使權貴如地方高級長官，也不添加心理負擔弄得畏首畏尾，心中惟有人格平等的病人。誠樸謙遜是良醫的本色，名醫更是如此，在對待病人的細枝末節上果然與凡醫不同，與庸醫更是大相徑庭。李繼昌先生仁心仁術，慷慨解囊扶危濟困是他一貫的作為。解放前每年年關，他都要用一年的盈餘購買“米飛子”（米商售米憑證），去周濟貧困窮苦的百姓，到疫區治病，總要捐贈救濟饑寒群眾；面臨國家危難之秋，他曾於1940年捐款支援抗日前線，1950年捐款給志願軍保家衛國。他積極投身新中國的革命和建設，擔任雲南省政協第一屆至四屆的委員，參政議政。

李繼昌先生之子、昆明醫學院教授李幼昌是直接受惠於他的耳提面命言傳身教並承繼其醫道醫術醫德醫風的著名中醫專家。他說：“先父一生之志，不唯個人行醫，亦願天下有志者皆能行醫，而醫道亦能由此而發揚光大。解放前先父即已授徒二十多人，並與同仁創辦中醫講習班，主辦《神州醫學報》；解放后，任中華全國中醫學會雲南省及昆明市分會名譽理事長、昆明市盤龍區醫院院長，各醫療單位選送及個人慕名求學者不可勝數，先父均來者不拒，悉心教導。如今雲南省及昆明市之醫療骨幹，多有言得力於先父者。先父雖生為醫者，但一生中尤為念念不忘者，百姓也，國家也。”

這裡，多的不表，僅敘一樁行績，足令今人景仰：1956年，李繼昌把這中世代珍藏的醫學典籍595卷全部捐贈給國家，其中最珍貴者為《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古版本一部214卷和《滇南本草》手抄本。

雲南中醫學院教授許子健曾為李繼昌先生撰寫壽聯：壽高孫思邈醫林藝苑第一人；學貫李東恆妙手仁心著三迤。

李繼昌先生出身中醫世家，乃明末著名中醫學家李中梓親堂弟兄李之梓後裔。此支系因明末避亂遷徙雲南落籍。高祖李裕達著有《通微脈訣》、《診家正眼》等醫書問世。曾祖李清安擅長婦、幼、針灸各科，遍歷滇南為貧苦百姓治病，群眾稱之“李二神仙”。祖父李延齡承父業，精素脈，兼營“延齡堂”。父親李明昌精研經、史、內、難、靈、素、仲景各家，用藥“平淡神奇”，系當時名中醫。李繼昌從小跟其父學醫，1891年十三歲時到正義路衡源號中藥店當學徒，五度寒暑遍識藥性；十六歲拜李福林老醫師學習民間中草藥；二十一歲開始行醫，隨其父在昆明城和城郊給人看病。由於他聰敏好學，秉承家學淵源，深得父親言傳身教，又發奮攻讀家藏的中醫典籍，醫術精進，早年就嶄露頭角。1905年設診於華山南路四吉堆獨立行醫。他為汲取西方現代醫學之優長充實自己之不足，又於1907年入法國醫院附屬醫學專科學校學習，上午勤學，下午行醫，五年如一日，終於以優異成績畢業，成為近現代中西醫結合診療的先行者。

李繼昌先生常說：學習中醫，要善於博採各家學說之長，切不可拘泥於一家之偏、一派之見。當有人問及“所學何家、所宗何派”時，他以“學於各家，宗於各家，學古而不泥於古”答之。非但如此，就是對民間流傳之單方驗方、草藥偏方，他也廣為收集，酌情臨床治驗，未因其未入書典醫牘而輕易非之。

李繼昌先生臨床診病八十多年，善於運用中國醫學辯證論治法則，辯證求因，審因論治，立法嚴謹，遣方靈活。立法處方他尤其注意調整患者病體的邪正矛盾，用“扶正祛邪，祛邪安正，扶正而不滋邪，祛邪而不傷正”之要訣，做到“有邪義先祛邪，祛邪不能手軟，邪去然後扶正，正虛特甚者，亦當扶正祛邪而用之”。他於醫道不唯注意人體本身之正邪消長，還探究天人關係的協調。他說，昆明風多濕盛，風為百病之長，常合併其他邪氣致病；濕性粘膩，不易遽化，故濕邪為病，凡病夾濕，多纏綿難愈，且濕易困脾，每影響營衛氣血之生化而有礙正氣之復元，故祛邪時尤為注重疏風除濕兩方面。他認為，人體是一個以臟腑經絡為內在聯繫的有機整體，與自然界息息相關，任何疾病的發生，無不與臟腑功能失調和外邪的侵襲有關。他之所以在其所擅長的內、婦、兒和其他皮膚、五官科診治有較深的造詣，就在於按辯證論治的原則，從整體觀念出發，著眼於調整臟腑功能和祛除病邪，以內外合治、中西合治的方法進行治療。立法之補瀉，必宗病體之屬虛屬實，用藥之溫涼，必視癥候之或陰或陽。所用處方，不拘經方時方或草藥偏方，惟視病需要，結合臨床經驗，加減裁化，多獲良效。因此他也極為重視外感時令病的預防和治療，這就得力於他對傷寒、溫病的孜孜不倦研究。他著作的《傷寒衣缽》和百歲高齡親自審訂1978年出版的《李繼昌醫案》，可見其獨到的醫學思想和寶貴的治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