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中梓

李氏少年博覽群書，青年時曾應科舉，后因痛感兩親子被庸醫藥誤致死及自己早歲多病，轉而習醫。—生對中醫理論研究十分重視，兼取眾家之長。其論述醫理，頗能深入淺出。所著諸書，多能通俗易懂，最為初學、登堂入室之捷徑，這在當時可稱是一套最完整的中醫教材。因而在吳中醫界廣為傳誦，成為明清間江南一大醫家與宗師，在中醫學的普及方面作出較大貢獻。

李氏門人以吳中醫家為大多數，其中以沈朗仲、馬元儀、蔣示吉尤卓越。至於馬元儀門人又有葉天士、尤在徑，一則創立溫熱論治有功，一則闡發仲景經旨得力，更使吳中醫學得以進一步的發展盛行。

李氏治學，博採眾長而不偏執一家。他十分重視陰陽水火的相互關係。認為陰陽水火是萬物之本，而於人身之中即是氣血。水火宜交不宜分，水火的升降出入，運動不巳，推動了萬物的生長和發展。在水火陰陽的關係中，陰雖根於陽，陽雖根於陰，然陰陽二者，陽於生命活動尤為重要。既然陽於人體如此重要，因此，氣血陰陽俱虛者，補氣補陽當在其先，提出“氣血俱要，而補氣在補血之先；陰陽並需，而養陽在滋陰之上”的論調。李氏重陽氣的思想，與張介賓之說頗為—致。不過，張氏重陽氣主張溫補腎命，而李氏強調補氣補陽葯的運用而已。正因為李氏重視先後二天，因此其臨床多從脾腎入手，重視先後二天的調理。其治療內傷雜病，諸如補中益氣湯、四君子湯、附子理中湯、六味地黃丸、金匱腎氣丸等均為慣用之劑。

徠李中梓在臟腑辨證方面特別重視脾和腎，他在《醫宗必讀》中專以“腎為先天之本脾為後天之本”的命題展開討論，對後世的影響很大。

李中梓認為，治病求本，即要掌握生命之本。而生命之本，不外乎先天之本與後天之本兩個方面。先天之本在腎，“腎為臟腑之本，十二脈之根，呼吸之本，三焦之源，而人資之以為始者也。”腎精充盛，則臟腑之精充足。而元氣又是諸氣之本。無論臟腑之氣，經脈之氣，均以元氣為根。故爾，要保全生命，必須保護先天腎中精氣。與此同時，後天脾胃也是十分重要的。他說：“餉道一絕，萬眾立散。胃氣—敗，百葯難施。一有此身，必資谷氣，谷氣入胃，灑陳於六腑而氣至，和調於五臟而血生，而人資之以為生者也。故曰後天之本在脾。”其基本思想，與李東垣脾胃為元氣之本的認識相一致。既人在生長過程中，需時刻依賴水谷之氣的不斷資養，五臟六腑由於水谷之氣的不斷資養才得以發揮其功能作用。而水谷之氣的化生有賴於脾胃，故脾在人體生命活動過程中至關重要。

既然脾腎在人體生命活動過程中至關重要，故李氏在診斷、治療諸方面，十分重視先後二天虧損的調治。認為脈法需強調胃、神、根。胃氣與腎氣之盛衰，確是人體生命之根本。故診脈需重視脈中胃氣與腎氣之盛衰，確是診法中最關鍵之處。至於治療，李中梓則接受李東垣、趙獻可、薛已諸家之說，從脾腎先後二天入手。故其在《醫宗必讀·腎為先天本脾為後天本論》中說：“治先天根本，則有水火之分，水不足者，用六味丸壯火之主，以制陽光；火不足者，用八味丸益火之源，以消陰翳。治後天根本，則有飲食勞倦之分，飲食傷者，枳術丸主之。勞倦傷者，補中益氣湯主之。”六味、八味二方，本為趙獻可善用補腎命水火之劑，而枳術丸、補中益氣湯又是李東垣補脾胃之神劑。薛氏宗二家之說，先後天並重，李氏對此十分贊嘗，故說“每見立齋治症，多用前方，不知者妄議其偏，惟明於求本之說，而後可以窺立齋之微耳。”因此，其治病宗薛氏之法，取方於六味、八味、枳術、補中益氣諸方之間，效果顯著。

李中梓治病脾腎並重，可謂在虛損病證的治療中，求得其本，集前人諸家理論與經驗之大成者。其學一傳沈朗仲，二傳馬元儀，三傳尤在涇，均為明清時期較有影響的大醫家，與李氏之學的影響不無關係。

李中梓在醫療上注重脾腎治理。江蘇金壇有一名醫王宇泰，年已八十，患脾泄，根據一般醫理，泄病宜補，豈知愈補病勢愈重。他便求教於中梓，中梓問明病源后對他說：“你體肥多痰，愈補愈滯，病當然不會好了，應反其常規，用迅利藥物滌之。”王聽后稱讚說：“當世之醫，唯你我兩人，你開方子，我服藥，有何疑哉！”中梓於是用巴豆霜給老醫生服用，果然泄下許多痰涎，病也好了。

注重實踐，決不墨守成規，在實踐中總結經驗，對各種疑難雜症很有研究，時人稱之為神醫。有個叫魯藩的人，得了一種怪病，在盛暑的大熱天，雖將門窗緊閉，床上懸掛帳帷，身上又蓋上三條貂皮被，還不斷地喊冷。李中梓觀察病情后，診斷為“伏熱病”。古人用“冷水灌頂法”治療，中梓略為變通一下，改服石膏三斛湯。他開了三帖葯，第一帖吃了，病人去掉貂皮被；第二帖吃了，病人去掉帳帷；第三帖吃了，病人叫打開門窗，只見他大汗淋漓，熱氣騰騰，毛病全好了。還有個姓鞠的人，也得了一種怪病，發病時，伴有高熱，在胡言亂語中，竟能說出室外所發生的事情，屢試屢驗，經李中梓觀察后，診斷為“離魂”病。施藥后，高熱消退，囈語中止，恢復了清醒狀態，以後病症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