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覺民

1909年8月3日生於安徽省巢縣（現巢湖市）。

1933年—1946年，1933年畢業於台灣中央大學理學院地理系，同年受聘於天津南開大學任教；1937年考取庚款留英公費生，赴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師從於曾任國際地理聯合會主席的著名地理學家斯坦普教授；1940年以”中國運輸地理研究”論文，獲經濟地理學博士學位。同年冬回國，受聘於昆明西南聯合大學經濟地理教授；1946年9月，應英國文化協會邀請，作為訪問教授，再次前往英國，主講“中國土地利用”、“中國人口問題”等專題。?

1947年—1994年，1947年回國至今，任職於天津南開大學經濟系和經濟研究所。其間，1956年兼任北京國際關係研究所研究員，1982—1988年，他代表中國參加了分別在巴西和澳大利亞召開的國際地理大會；198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天津南開大學台灣研究所所長、天津市政協委員、天津市人民政府諮詢委員會副主任、大洋洲經濟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地理學會理事併兼人文地理專業委員會主任、《人文地理》雜誌主編等職務。同時還主持翻譯長達90萬字的《歐洲地理》，撰寫了“環渤海經濟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地位”等論文。?

鮑覺民1909年8月3日生於安徽省巢縣，青少年時期是處在軍閥混戰，民不聊生，外受列強欺凌的年代。作為一個熱血青年，他時刻都在想著如何才能使自己的祖國富強起來，不受外國列強的凌辱。因此，他在選擇專業時，毅然進入了中央大學地理系。在上大學四年級時，老師帶領著他們到野外實習，從南京到山東的泰山、濟南、青島及黃河等地進行地形、地物及風土人情的調查。當他親身領略到祖國美麗富饒的大好河山時，心中無比地激動。同時他又看到貧窮落後、滿目瘡痍的舊中國給人民帶來的災難。在這次實習中有兩件事使他難以忘懷。當他們到黃河大橋考察時，看到黃河的無比雄偉壯觀，展現了中華民族文化的搖籃。然而濟南的黃河大鐵橋用的全是英國伯明翰的鋼樑，沒有自己國家的產品；帶隊的老師德國教授，手裡拿的是德文地圖，並指著地圖上的地點說，青島和膠州灣是德國人建設起來的。

目睹這些情景，鮑覺民暗問自己，難道在中國的土地上，儘是外國人的天下？這一切深深地刺痛著一顆年輕人的心。從此，鮑覺民暗下決心，要為改變國家的貧窮落後面貌而奮發地學習。1933年夏，從地理系畢業后，他來到了南開大學工作。1937年春，他考取了中英庚款留英公費生，到英國倫敦大學專攻經濟地理，並獲得了經濟地理學博士學位。1940年底，他偕同夫人，懷著報效祖國的心愿，回到了母親的懷抱。

鮑覺民在西南聯合大學期間是一位頗有名氣的青年教授，與費孝通、戴世光、伍啟元等被稱為西南聯大的少壯派。他們以筆為槍，聯名寫過三篇文章評論重慶政府的經濟政策，揭露孔祥熙、陳果夫、陳立夫發國難財，提出要消除既得利益集團的權勢。這三篇文章是1942年5月17日的《我們對當前物價問題的意見》，1944年5月16日的《我們對於物價問題的再度呼籲》和1945年5月20日的《現階段的物價及經濟問題》，刊登在當時的《大公報》上。

抗戰勝利后，鮑覺民接受英國文化協會邀請，作為訪問教授前往英國。英國人迫切想要知道中國戰勝日本的原因，以及戰後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新態勢，而鮑覺民也迫不及待地要向他們展示全景式的中國。他用了四天時間從上海飛至倫敦，又馬不停蹄地到倫敦、牛津、劍橋、曼徹斯特、伯明翰等15所大學演講和座談。曾經在英國留學的鮑覺民，十年之後終於登上了異國大學的講台。鮑覺民不想給人留下一種印象，他是在講述一個神話，他要讓英國的學者們進一步認識真正的中國、了解真正的中國。鮑覺民不僅詳細分析了中國取勝的原因，還做了關於中國土地利用和中國人口問題的專題講座。短短九個月的時間，讓英國人從這位飽含激情的學者身上，看到了一個正在崛起的中國。

鮑覺民先生在他長期從事教學、科研和培養研究生的工作中，一貫治學嚴謹，一絲不苟。他不僅博覽群書豐富自己，更重要的是他勤於到各地進行實地考察。在國內，除了台灣省外，全國大多數省區和重要城市都有他的足跡。如當他早年在天津工作期間，幾乎走遍了天津的大街小巷及邊遠郊區，查明了天津聚落興起的地點，了解到天津的許多地理問題，撰寫了“天津港口發展之地理背景”、“天津都市聚落與發展”以及《天津》等城市地理著作，為研究天津城市發展提供了可靠的依據，成為一位知名的天津地理專家。

又如，鮑覺民還利用一切機會到西南和西北地區，進行實地調查，並撰寫了“四川成都平原之水利”、“雲南呈貢縣一個鄉區的土地利用調查”、“隴海路之完成與開發西北”、“滇緬公路”、“中國運輸地理的研究”等文章，為當地和交通部門的基本建設提供了參考資料。在他74歲高齡時，還親自登上2700米的頂峰，對長白山植被垂直地帶的分佈情況進行考察。

鮑覺民的足跡不僅走過祖國的山山水水，他還利用出國留學和參加國際學術活動的一切機會，訪問世界各地。1937年，他在赴英旅途中，親自考察了蘇伊士運河的航運和沿岸設施問題；1940年，他想從英國東返回國，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地中海航線中斷，只好繞道非洲南部，經過西非、南非、東非若干港口，考察了港口的設施問題，然後又經印度、緬甸回國；1946年，他又接受了英國文化協會的邀請，訪問了包括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和北愛爾蘭在內的整個英國，特別對英格蘭湖區土地利用研究作為試點的情況，作了比較深入的了解；1982年，73歲的鮑覺民教授，借出席巴西召開的國際地理聯合會的學術討論會之機，訪問了亞馬孫河流域及印第安人的村落。鮑先生除大洋洲外，可以說是足跡遍天涯了。?

倡導政治地理學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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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鮑覺民還兼北京國際關係研究所的研究員時，就認為地理學能為政治服務。然而長期以來，作為人文地理學分支學科之一的政治地理學，一直被忽視，它的研究內容以及它對政治、經濟和國際關係問題的重要性，人們是認識不足的，也是比較陌生的。鮑先生講：”政治地理學是以研究人類社會政治現象的空間分佈及其與地理環境的關係，從而來為國家的政治決策、經濟建設和國際事務工作提供科學依據和發揮服務作用。特別是對於國家疆域的變化、邊界的形成與演變，以及首都地區的選定，行政區的設置等問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鮑先生認為政治地理學研究的內容，涉及的面相當廣泛。它與政治學、歷史學、政治經濟學的關係十分密切，並與經濟地理學人口地理學、軍事地理學等，也都有著多方面的聯繫。?

據歷史記載，中國東漢歷史學家班固(公元32—92年)所撰寫的《漢書·地理志》，是中國古代以疆域政區為主體的重要地理著作，為以後將近2000年各個朝代編寫有關疆域政區為綱的地方志樹立了規範。?

鮑覺民說：“從世界範圍內政治現象的區域差異而言，目前全世界的獨立國家，連同一些尚未獲得獨立的各個地區在內，合計共有200個左右的政治單元。它們領土面積的大小、疆域的歷史演變、人口和民族的情況、政治制度、經濟地位、社會狀況，以及對於首都的選址、行政區域的設置等，彼此之間存在著十分奇異的現象，時常經歷著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說著鮑先生從書櫃里取出一幅世界地圖展現在的面前，從圖上看到世界各個國家的領土面積大小相差十分懸殊。大的如蘇聯，幅員廣闊，達到2240多萬平方公里，居世界各國之冠；其次是加拿大和中國，二者均接近1000萬平方公里；再次為美國、巴西、澳大利亞等。而土地面積不足1000平方公里的國家有40個左右，其中面積最為狹小的國家，如歐洲的摩納哥不足2平方公里；太平洋上的新興島國諾魯也只有22平方公里。同時，還可從世界政治地圖的顏色的不斷變換，了解到一些國家的領土面積時常在發生變化。?

鮑覺民講解了邊界確定和劃分原則：“劃分邊界是有一定根據的。在古代，由於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國家與國家間的接壤地區，一般是以一定寬度的帶狀地面，作為相互之間的邊境區。其中大多利用分佈於陸地表面的山脈、河流、湖泊、海岸、沙漠、森林等自然物體的隔離作用，形成雙方的傳統邊界；在個別相鄰國家之間，有的通過協議，採用在某兩地點之間劃成一條直線，甚至也有規定以某經緯度數作為相互的國界。到了近代，一方面由於世界人口的數量迅速增長，各國各地區的人口分布，一般也逐漸由原來集中於少數經濟中心而日益向邊境地區擴展。另一方面交通運輸又有了很大的改善。特別是由於經濟發展日益呈現不平衡化，國力強弱的差距日益加劇；過去一般利用作為國界或邊界依據的自然物體，已逐漸失去其屏障或間隔作用的實際效益。相反，其中有不少地方，如河流、湖泊等，已轉變成為相鄰國家人民相互交往、貿易日益繁多的場所。因此，在有關方面的協議下，通過在地圖上面劃定線狀的邊界，並在一定地區設立界石、垣牆、堡壘、柵欄等為標誌。”?

鮑覺民還介紹了當前由於世界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交通工具的日新月異，對一個國家的領土和邊界的涵義，又賦予了新的內容。例如，一個國家主權管轄區域範圍，已不局限於陸地(領土)，還包括領空和領海。這三者同是屬於國家領土主權的組成部分，他國一概不得侵犯。?

通過鮑覺民的研究，可以認識到一個國家要想對本國的國土作出最合理地規劃和開發利用，就必須通過對自然的、政治的、經濟的綜合因素進行分析比較，才能提出最合理的布局方案，來作為各級行政區域系統實施的依據。同時，政治地理學對研究國際政治關係的地理背景，正確認識當前許多重大的國際問題的發生根源、發展趨勢，對增強國力，穩定政權，提高民族自豪感，都會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他希望地理工作者和有關人士，都來關心政治地理學的發展，並深信這門學科將一定會為中國現代化建設當好參謀。

在執教長達61年的工作中，鮑覺民的足跡遍布全國所有省區及五大洲30多個國家和地區，大量的研究工作都是在實地考察的基礎上完成的。為了改變國家的落後面貌，是引進西方經濟地理學應用到中國來的先行者之一，尤其是在運輸地理方面。他還提出地理學為政治服務，積極倡導和發展中國的人文地理學，並在政治地理學、旅遊地理學、大洋洲經濟地理研究中做出了突出貢獻。

“成都平原之水利”，《南開大學政治經濟學報》，1937年，第3期。?

“雲南呈貢縣落龍河區的土地利用”，《地理學報》，1944年，第1期。?

“天津都市聚落的興起和發展”，《南開大學學報》，1956年，第1期。?

《天津》（與何自強合作），新知識出版社，1958年。?

《世界地名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1年。?

《天津城市地理的特徵及其發展前景》，德國波鴻出版社，1984年。?

“關於大洋洲的地理概念及其區域範圍的幾個問題”，《世界地理集刊》，1984年。

《論政治地理學的若干理論問題》，科學出版社，1985年。?

《人文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南開大學出版社，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