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新藏
新城新藏
日本天文學者、東洋學者、理學博士。專攻宇宙物理學和中國古代歷術。是二戰之前東洋天文學研究的權威。1895年在帝國大學理科大學物理學科畢業。1897年,就任陸軍炮工學校教授。1900年,就任京都帝國大學理工科助教授。1929年就任京都大學校長。1935年,就任中國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第2代所長,1938年在南京病死。
新城新藏(1873年8月26日-1938年8月1日),日本天文科學家,理學博士。 1873年出生在會津(福島縣)若林一個釀酒的人家。少年時代就受到了漢學的教育。1884 年11歲進當地福島的中學。和高山樗牛同學。1887年進仙台的第二高等學校。和高山樗牛同住。1895年東京帝國大學理科大學物理科畢業。1897年學完了該校的大學院課程。為陸軍炮工學院的教授。該年9月,京都帝國大學開校。先是理工科大學,繼而,法科、醫科、文科等單科大學先後成立。 1900年6月為京都帝國大學理工科大學物理學科的助教授。移居京都。從事重力和地磁的研究。講授力學。 1905年被命往德國留學。在哥廷根大學留學,學習物理學。同時,在該校附屬天文台進行天文學的研究。1907年回國,為京都帝國大學理工科大學教授。
1909年,白鳥庫吉提出有名的“堯舜禹抹殺論”,引發日本漢學界東京、京都兩派就中國古史與《尚書》年代問題進行論爭;由於《尚書·堯典》的天象成為一大焦點,討論乃引向天文曆法方面。當時東京一派的飯島忠夫發表論文,支持白鳥的“疑古”見解;而新城則得到京都大學狩野直喜、小川琢治及內藤湖南的支持,借其天文專業背景,乃起而反駁飯島之說。自此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雙方使盡渾身解數,歷經十數年的辯難,各成專著,飯島有《支那古代史論》、《支那曆法起源考》,新城則有《東洋天文學史研究》。兩造在立論上多針鋒相對,其要點一為中國天文曆法的成立,飯島主外來起源說,而新城主獨立形成說;一為傳世典籍的撰作時代(以《左傳》為主),飯島指為後世偽托,而新城斷為先秦之作。飯島在思路上自有價值,惟懷疑過當,考證未周,其說久已消沉;而新城則有門人上田穰、能田忠亮、藪內清繼之而起,餘響不絕。新城的主要業績有:
用現代西方天文學的成果,開拓了現代中國天文學史研究的先河。他認為:中國古代有關大月小月的關係、置閏法、紀年法和曆元等天文知識、概念,是分別發達起來的 《戰國秦漢的曆法》)。他根據《春秋》中出現的日食記事共33個,考定古代有大小月的配置,有閏月的配置,推定早在這時,中國已有了19年7 閏的置閏法,並對此進行了探索。(參見飯島忠夫《支那曆法起源考》513頁)
否定了中國天文外來說。新城新藏認為,中國的曆法在戰國時,未受外來的影響,提出了6條理由:①在中國“,十九年法”始於前595 年(宣公十四年)“,七十六年法”始於前443 年;在西方,類似的“十九年法”成立是前432年,“七十六年法”成立是在前334年。中國要早一百多年。②關於日、月食,《三統曆》中有135個月為月食周期的記載,在戰國時代則更精密,不可能如同西方那樣的是223個月周期。③就紀年法而言,是從歲星紀年經過太歲紀年、超辰紀年法到干支紀年法,是自然發展的結果,而非外來的。④五星和五行說,是注意五星運行的結果。而提倡五行說,是中國的特色。巴比倫、希臘方面也有類似從五星說導出五行說的占星術,中國在戰國時代已存在。⑤中國有《石氏星經》、《甘氏星經》,其所載內容,比西方著名的托萊米星圖更早。不可能是受到外來的影響。五行說和干支相聯繫,造成干支五行說,這都是中國自身的特色,並無外來的影響。中國的天文曆法,最初並非從外國而來,這一點被以後的研究所證實。
為中國古典的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他用天文學的方法加以推算,確定《左傳》等的製作年代,當在公元前365-330年之間。他根據中國古籍中所載的有關日食等資料(如,春秋中37個日食記載)和考古出土的文物資料,並用現代天文學的科學方法計算出,《堯典》中所述的天象正是前2300年左右在亞洲東部的實際情況。因而證明,《堯典》等中國古代典籍的記載是有根據的。這樣的計算是否正確無誤,當然還有不同意見,但這樣的方法,無疑具有科學性。當然,新城新藏的研究也並非沒有缺點,後來對中國天文史的研究者們對他的一些具體論斷,有不少修正,但他論定的中國曆法並非來自歐洲,《左傳》記載的歲星(木星)的位置,當在公元前年之間等等主要的結論,仍是不易之論。
1.
用現代西方天文學的成果,開拓了現代中國天文學史研究的先河。他認為:中國古代有關大月小月的關係、置閏法、紀年法和曆元等天文知識、概念,是分別發達起來的 《戰國秦漢的曆法》)。他根據《春秋》中出現的日食記事共33個,考定古代有大小月的配置,有閏月的配置,推定早在這時,中國已有了19年7 閏的置閏法,並對此進行了探索。(參見飯島忠夫《支那曆法起源考》513頁)
2.
否定了中國天文外來說。新城新藏認為,中國的曆法在戰國時,未受外來的影響,提出了6條理由:①在中國“,十九年法”始於前595 年(宣公十四年)“,七十六年法”始於前443 年;在西方,類似的“十九年法”成立是前432年,“七十六年法”成立是在前334年。中國要早一百多年。②關於日、月食,《三統曆》中有135個月為月食周期的記載,在戰國時代則更精密,不可能如同西方那樣的是223個月周期。③就紀年法而言,是從歲星紀年經過太歲紀年、超辰紀年法到干支紀年法,是自然發展的結果,而非外來的。④五星和五行說,是注意五星運行的結果。而提倡五行說,是中國的特色。巴比倫、希臘方面也有類似從五星說導出五行說的占星術,中國在戰國時代已存在。⑤中國有《石氏星經》、《甘氏星經》,其所載內容,比西方著名的托萊米星圖更早。不可能是受到外來的影響。五行說和干支相聯繫,造成干支五行說,這都是中國自身的特色,並無外來的影響。中國的天文曆法,最初並非從外國而來,這一點被以後的研究所證實。
3.
為中國古典的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他用天文學的方法加以推算,確定《左傳》等的製作年代,當在公元前365-330年之間。他根據中國古籍中所載的有關日食等資料(如,春秋中37個日食記載)和考古出土的文物資料,並用現代天文學的科學方法計算出,《堯典》中所述的天象正是前2300年左右在亞洲東部的實際情況。因而證明,《堯典》等中國古代典籍的記載是有根據的。這樣的計算是否正確無誤,當然還有不同意見,但這樣的方法,無疑具有科學性。當然,新城新藏的研究也並非沒有缺點,後來對中國天文史的研究者們對他的一些具體論斷,有不少修正,但他論定的中國曆法並非來自歐洲,《左傳》記載的歲星(木星)的位置,當在公元前年之間等等主要的結論,仍是不易之論。
新城在學術上以飯島為平生大敵,但他表示:“余更當一言於茲者,即有反對余說之有力者,使余之研究裨益不鮮是也。學習院飯島忠夫,反對余說尤烈。……惟其著想點與研究法之趣旨,頗異於余,爰往往由彼所得、與余相反之結論,俾余所論之弱點,受其教者,不乏其例。然大觀之,余與反對余說者,乃由別途而進向同一山巔,余今祝反對余說者之健康,而斯他日能早在山巔握手共慶也。”不自負正確,不抹殺論敵,殊可見其為學風度。
1929年,被選為京都大學的總長(校長)。1933年8月任期結束。1934年10月,就任當時在日本外務省管轄下的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的所長(該所是在日本東方政策下設置的,屬於當時日本外務省的“對支文化事業部”)。1935年10月,前往上海。時62歲。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爆發。12月,南京陷落。那兒的“中央研究院”內有大量的圖書和甲骨資料。1938年,他曾多次前往南京,為日本政府“接收日軍掠得的中國圖書和文物資料。7月中暑倒下,入院。 8月1日早晨病故。時年滿66歲。胡適後來提及:“南京中央研究院的東西是被一個日本人叫做新城新藏的保存下來的;還有故宮博物院未曾運走的古物,也是新城新藏把它作為陳列物才保留下來的。……他對我們做了不少的事。後來死在南京,就葬在中央研究院那邊。”
《宇宙進化論》(丸善、1916年)
《天文大観》(岩波書店、1919年)
《迷信》(興學會出版部、1925年。1939年恆星社新版發行)
《最近宇宙進化論十講》(龍谷大學出版部、1925年)
《天文學概観》(興學會出版部、1926年)
《宇宙大観》(岩波書店、1927年)
《東洋天文學史研究》(弘文堂、1928年)
《こよみと天文》(弘文堂、1928年)
《戦國秦漢の暦法》(東洋天文學史研究別冊、1928年)
《物理及ビ化學・宇宙物理學》(岩波書店・岩波講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