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智勇

1863年他十三歲時在剛開埠的汕頭被一位好心的“紅頭船”主收留並隨船到了曼谷，先在湄南河碼頭棧行當跑街和小伙記，由於在輾轉流浪的生活中養成刻苦耐勞和機靈果敢的性格，後來在曼谷石龍軍路築成后、三聘成為潮州人聚居區時，他在街區的青少年中已頗有名氣。

1866年2月太平天國最後的部隊康王汪海洋部十多萬人在大埔（當時為潮州轄縣）被殲，部份戰士由揭陽人大哥蟒帶領突圍到汕頭坐船逃到曼谷，與當地洪門會黨匯合后聲勢大振，他們看中年青有為的鄭智勇，1866年底，十六歲的鄭智勇正式入會，由於會黨的勢力和潮州人大批湧入泰國，洪門會黨在曼谷蓬勃發展，十八年後，鄭智勇當上大哥蟒的副手而稱“二哥”，當時曼谷尚無華僑社團，占華僑絕大多數的潮州人崇奉“老伯公”而建廟祭祀，實際是潮州會館，鄭智勇逐步控制和掌握這個組織，又過了八年，大哥蟒去世，由鄭智勇領導會眾，由於他敬重大哥蟒而不肯稱“大哥”，直至他死後會黨解散。

1874年即位的拉瑪五世是鄭智勇的”花會“賭友，據傳拉瑪五世的生母是姓劉的潮州華僑之女，國王故也會講潮州話，拉瑪五世後來封鄭智勇為坤拍（伯爵），當時泰國是東南亞唯一沒有淪為殖民地的國家：東部的印支三國是法屬安南，西北部和西部是英屬的緬甸和馬來亞，東南隔海是西班牙佔領的菲律賓，西南是荷屬東印度（今印度尼西亞），四國殖民者都虎視泰國這塊肥肉，拉瑪五世讓鄭智勇包攬賭稅，利用會黨勢力來保證國家穩定和財政收入，被歷史證實是明智的。鄭智勇除上繳賭稅處還大發橫財，今曼谷還留有與他有關的“花會廠”地名，他又辦起出入口貿易行、航運公司、銀行、碾米廠、印刷廠和報館，把業務擴展到新加坡、香港、汕頭、廈門、上海、日本的橫濱和長崎，終於成為當時泰國首富和華僑社會最有權威的頭人。據民國《潮州志》稱：“汕頭初辟埠時（1867）年後帆船漸少，至光緒十三（1887）年帆船乃絕跡於汕頭港，國人經營者則因循苟且，漸趨淘汰。”鄭智勇不忍外商操縱汕頭港航運，於1905年組織“華暹輪船公司，集資三百萬銖購置輪船八艘，分別航行於曼谷至汕頭、香港、廈門、上海和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越南、柬埔寨各地，其中四艘專行汕頭，據說鄭智勇曾指示：凡講潮州話的旅客均可半價購票，如有老貧病殘者要求減免均可酌情照顧甚至資助旅費，由於他對汕頭海運貿易的重視和貢獻，經營汕泰線的汕頭出品商都要與他承包，並在1909年成立“暹商公所”配合。

儘管鄭智勇身清政府捐獻十萬兩銀子賑災，得到二品卿頂戴的“榮實祿大夫”封號，慈禧也答應接見他，而且因此在曼谷建有豪華“大夫第”，在潮安鳳塘淇園鄉也建起“榮祿第”為主體的四馬拖車大厝，但他厭惡清政府對1907年4月潮州黃岡起義的殘酷鎮壓，因為起義者主要是他的洪門會黨同志，當孫中山派胡漢民去曼谷與他聯繫時，他表示願意接待孫中山。當時由於海外各地的同盟會和光復會有矛盾，但洪門會黨的觀點同於盟會，光復會在曼谷沒有一點影響，孫中山也了解這一點，所以在1908年11月20日帶胡漢民和胡毅生到曼谷，鄭智勇在中華會館舉行盛大歡迎會，到會有會黨數千人，當晚在孫中山到大夫第時，鄭智勇已將光緒皇帝的御書牌匾摘下，並剪辮易服以洪門會黨大禮迎接，孫中山比鄭智勇小十五歲，雖為美州洪門致公堂堂主，但輩序比鄭智勇不二至三輩，但做為龍頭大哥的鄭智勇一直與他兄弟相稱。鄭智勇同意在曼谷成立同盟會支部，並由門下肖佛成為會長，洪門會黨機關報《華暹時報》的主編馬興順為宣傳部長（他1909年回潮州時被人告發而入獄，后經鄭智勇營救回泰，但因受弄傷重不治而死。）鄭智勇還贊助孫中山數十萬元，孫中山嘉其品德而書“智勇”大字贈之。

辛亥革命后廣州光復，隔天汕頭也光復，潮州火燒府樓!

父親鄭詩生是淇園的鄉民。

1937年去世。

傳奇故事

二哥豐---賭神佛牌之演變

在泰國一講起二哥豐佛牌，就免不了提及此位仁兄了。他原名周亞發，潮州人，是地道泰國華僑，外號人稱之Hia Mao。Hia意譯為兄或哥；而Mao意譯以茂兄稱呼之。

年輕時的茂兄年少氣盛，是一個性格沖沖的小夥子，喜打抱不平，且愛拔刀相助，進出警察局的次數已經難以計算了。甚至有一次，他醉酒鬧事，恫言要火燒警察局！所以Hia Mao之稱號就因此而來。

當年茂兄無所事事到處惹是生非，有一次搞到被關進了警局。在扣押期間他就時常夢見一位老者就總覺得此老者一直在跟隨著他。由於那次闖下的禍非常大，據說至少要關上十年、八年的時間當家人把他保釋出來后，他就直奔到頂樓處，發現了一間破舊的小廟寺。

當他走前一看，在神台前供奉了一張老者的舊照片。他登時嚇了一大跳，原來相片中之人不正就是夢中的老者嗎？茂兄是從來都不拜神的，遇上這種情景，不得不點起三柱香敬拜祈求；茂兄發願，如果改邪歸正，幫助社會。最後茂兄意然真的被判無罪釋放。

自此以後，他就時常夢到老者賜於他靈字，幾乎每一次都中了獎。他也遵從老者的指示，中獎后就撥出部份獎金做善事。從此他逐漸變得富裕起來，事事一帆風順，生活趨入佳境。今日的他，據說已經榮升百萬富翁之列。

自從生活環境改善後，他就四處布施建廟。親朋戚友都非常響應，一呼百應地一起籌募善款建廟，至今已有六間二哥豐的廟宇分佈全泰國。於2538年，他們也將警局上的舊二哥豐廟宇翻新重建，總共花了約200萬泰銖，供各地善信前往膜拜祈福。

關於二哥豐佛牌，就是茂兄第一個人鑄制來贈送給對建立二哥豐廟有功勞及貢獻的善信。直到今日，茂兄的二哥豐佛牌都是非賣品，只是鑄造來派送而已。在每年特定的日子，每人只須複印自己的身份證，就可以憑證領取二哥豐佛牌。惟每人只可拿一枚，以身分證為憑據，誰也不敢多拿。

茂兄說：要鑄制二哥豐佛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要收集聖料；譬如頭髮。他就收集了約三百多位高僧的頭髮。高僧穿過的袈裟布，加上走遍泰國各府、中國、柬埔寨等地方收集的聖土及香灰與經水等，再從森林內收集一些有名堂的樹莖野藤。

經過加工后加工后，全部材料打磨成粉狀，就可印製成佛牌了。而且每次鑄造二哥豐佛牌，茂兄都會親自去中國二哥豐墳前“通報”鑄造佛牌及其目的，並擲茭請示二哥豐，直至擲得了聖茭才可回來泰國鑄造佛牌，否則在鑄造過程中就會發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怪事。

此外，茂兄還會拿一些墳土回來滲入材料鑄造佛牌；而製成后的二哥豐佛牌后就用小貨車運載，一州過一州地找高僧誦經家持，加持的高僧數目不下百位。

不說不知，原來二哥豐佛牌之所以會有賭神之稱號，緣由源自柬埔寨一間著名賭坊，名為“紅寶石賭坊”(CASINO PAIRIN)，表示欲出資二哥豐廟鑄造一批“二哥豐賭神”佛牌，來贈送給長期賭客。

總共鑄造了數千枚；您說奇怪不奇怪，連賭坊都送“賭神佛牌”來庇佑賭客呢!對此茂兄就表示：如信徒真的淪落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時，只要真心地向二哥豐佛牌默默祈求，許下所須贏的數目之後，即可押注；不過在贏到所許下的數目后，就得立刻收手離開。

然而奉勸嗜賭之人，要贏錢或中彩票，一切都得要看個人的福報。先栽培好自己本身的福根，從小善做起，如放生、救貧濟老及布施等。這些都是積福報的功德，有施才有得，天下間是沒有不勞而獲及白吃的午餐的。

茂兄是建在警局上的二哥豐廟宇的總理事長。所以警局裡的警察多都身戴有至少一枚或以上的二哥豐佛牌。在很眾多行業中，泰國的警察是一門非常危險的行業；因泰國社會對槍枝的制約不很嚴格，所以經常發生槍擊案，人民幾乎已經習以為常了。

曾經有警方人員在與一些搶匪對*時，搶匪出動機關槍掃射。當中就有警員不慎被機關槍射倒。眾人都以為該倒楣的警員必死無疑了。殊不知他卻安然無恙地站了起來，身上就只有被子彈擦過的紅色痕印而已。

到最後眾人才發現，原來該警員身上佩戴了二哥豐佛牌。而這件玄妙的事件，被當地的傳媒大肆報導，令眾多的警察與阿兵哥紛紛蜂擁找茂兄索取二哥豐佛牌。有誰會想到，二十多年前警方一見到就要捉的人，如今竟成為了連警察也要向他行禮的人呢!

不止泰國的警察奉二哥豐為偶像，連泰國的黑道中人也敬二哥豐為神，保佑偏門一本萬利所以在泰國，二哥豐是深受黑白兩道人馬的尊重，就像華人敬拜的關公一樣。

二哥豐佛牌十多年來出不到二十個模型只有茂兄鑄造出來的模型，才會受到承認的。如有人利用茂兄的名譽生產二哥豐，茂兄一張警方發出的名譽書，可以控告與逮捕冒名者。

有眾多的善信到二哥豐廟宇及報德堂膜拜二哥丰神像，祈求中彩票、橫財等等。至於二哥豐佛牌據說有助於扭轉惡運轉化為好運勢，提升財氣、旺官運、旺賭運、旺偏財、旺投資、得貴人指引、引發財路等。

至於宋大峰祖師爺，就保佑身體健康，避禍害，辟一切妖魔鬼怪，保一家大小出入平安。如果還依依不捨地拼博的話，那肯定會連本帶利全軍覆沒。得到庇佑贏了錢，就得要撥出部份錢廣作布施增加福報

僑領首富

關於賭聖二哥豐的真實故事也非常多，下面給大家講述二哥豐中年的故事：

歲月匆忙，轉眼間，二哥豐已三十五歲了。這當兒，正是人生年富力強，事業有成的階段。但此時的二哥豐卻並未真正的功成名就。他在“（私）派”中當上“二哥”，也只以辦事幹練，熱心俠義聞名，尚未乾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來。在旅暹這近二十年中，他不斷地苦其心志，勞其筋骨，豐滿翼羽，等待時機。終於，機會來了，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

當時，暹羅政府財政十分吃緊，於是多方開掘稅源，其中辦“花會廠”便是生財實庫的新舉措。

“花會”，也叫三十六支，是民間的一種賭博活動，可能是源於中國。因旅暹華人甚多，這一活動也就在暹羅生根開花了。大凡人的天性都好賭，想發大財的僥倖心理也人皆有之。因而，賭花會這一活動就日益盛行，屢禁不止。據說花會共賭猜三十六個字，如“將、士、象、車、馬、炮，”先由莊家暗中藏匿其中一個字，再由賭民去猜賭，猜中者莊家要依賭民的賭注多少以一賠十；猜不中者賭注就全被莊家吃去。這種賭博活動，有如今天流行的“六（合）彩”賭博。因賠率很高，因而賭民大有一賭而發的心理。其實，猜賭的結果，賭民發的少數，輸的多數。因此開花會的莊家是有贏無輸的。此項活動，常會使人心浮動，無心工作，社會動蕩以致盜賊猖起，歷來常被當局者所制壓。然而那時的暹羅政府因急於彌補財政空虧，於是就病急亂投醫，親自經營此道並將其合法化了。

初時，花會由政府承包給一位姓胡的潮籍澄海人操辦。因經營不得法，加之當時的嘿設會及眾多幫派勢力的搗亂，因而收益甚微，終至虧空，辦不下去了。可知，辦花會這碗飯是不大好吃的，也不是隨便什麼人都能吃的。

暹王拉瑪五世時期，政府中有人認為要辦好花會，非二哥豐莫屬。於是，幾經動員說服，二哥豐終於接受委任，全權承辦暹京的花會。

那時，二哥豐在曼谷的聲威很好，加之他又是“私派”幫會的頭領，誰敢與他作對因此花會的開展十分順利。沒多久，就扭虧為盈了。每年，他為政府繳納了大量的稅金，自己也從中得到豐厚的酬勞，每年盈利不下十萬銖。據說，花會的全盛時期，他每日進項竟達白銀三十擔。以至後期，二哥豐竟不知自己究竟賺了多少錢。

然而，二哥豐並不滿足現有的成就。他雖沒甚文化，但智商卻比別人高。他懂得，要開創偉業，不能死吊在一棵樹上，而要開闊視野，拓展商務，才能左右逢源，立於不敗之地。因此，他利用自己雄厚的資力，在暹羅創辦了“鄭謙和號”總商行，經營航運，火礱(碾米業)，錢莊、當押、報社、印務局等商務。當時日本、香港、新加坡、上海、廈門、汕頭等都有他的商務基地。憑他的聰明才智，這些商務的拓展都十分順利，可謂利路宏通，財源廣進，短短几年，二哥豐已一躍而成了南洋首富了。

在創辦的諸多商務中，最值得稱道的是由他創建的泰國華僑通商輪船公司——華暹輪船公司。該公司創辦於1905年，擁有輪船八艘，分別航行於暹羅，香港，汕頭，廈門、印尼、越南、柬埔寨、新加坡、馬來西亞及日本等海域。以前經營海運商務的是洋人。這些洋老闆一向輕視中國人，經常作威作福，隨意抬高運價，欺壓華人。這在二哥豐兒時就埋下了仇恨的火種。今日他羽翼豐滿、資力雄厚，正好與這些洋鬼子較量一番，為中國人出一口氣的時候。於是，由二哥豐牽頭，拉了幾位股東，倡辦了華暹輪船公司，與洋人輪船公司唱起對台戲來。

初時，洋人的輪船公司很不服氣，妄圖以壓低運價來搞垮華暹輪船公司。但二哥豐沉得住氣，決心與洋人鬥爭到底。你壓價，我也壓價，而且壓得比你還低。當雙方運價壓得將近虧本的最底線時，華暹輪船公司的運價還將再往下壓，終於，洋人輪船公司挺不住了。他們不得不派人與華暹輪船公司談判。遭到二哥豐的嚴詞拒絕。不久，洋人的輪船公司終於破產了。從此，歷史翻開新的一頁，由中國人創辦的輪船公司終於獨撐華暹海運的大權。二哥豐以高度的愛國情懷，闊達的赤子心胸。剛強的凜然正氣，打敗了洋鬼子。為中國人揚眉吐氣。

這期間，二哥豐並未忘記潮汕的鄉親父老。他曾在華暹輪船公司立下規定：凡潮汕籍的鄉親，不管是誰，運價一律五折優待。在南洋謀生的鄉親如有困難，不但不收運價，還倒貼些食宿旅費。這扶危濟困的善舉，贏得了潮汕鄉親的交口讚譽。

與此同時，二哥豐還在暹羅創辦碾米業。暹羅一向是大米的產地，尤其優質的“暹米”更是譽滿全球。二哥豐看準這一商機，於是及時地創辦“火礱”(即火力機械碾米)。那時，暹羅本土的碾米方式還較原始，大都採用人工碾米或水力碾米。生產效率極低。二哥豐創辦“火礱”，正好填補了本地碾米業的空白。此舉不但為本地的碾米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而且也為他的財源錦上添花。

然而，二哥豐並未滿足實業商務的迅速發展。他想，要使商務長足發展，除了雄厚的資金為後盾外，還須依靠媒體的向外宣傳。於是，他又及時創辦了《華暹日報》，且辦得十分紅火。短短的期間，《華暹日報》就成了當時南洋一帶的一份頗有影響的報紙。辦報的同時，印刷業也發展起來。這些文化商務的創辦，不但擴大了“鄭謙和號”總行的知名度，同時也促進了中泰兩國文化事業的交流與發展。

二哥豐雖然文化程度不高，近於一個粗人，但他心胸開闊，志向高遠，聰明機智，愛國愛鄉。正是這位粗人，創出了一番轟轟烈烈的偉業，在百姓中留下了芳名。

晚年境遇

《中華民報》報導鄭智勇逝世的消息時說：自暹國禁賭后，鄭君私人事業遂告中落。為時至今已十八年矣。泰國為什麼選擇在這個時間禁賭呢？

有一位名叫攀尼·布勒的泰國女學者用了十年時間寫了一本書，書名是《公元1914年至1939年間泰資本從興盛到沒落的經驗教訓》，書中介紹了二哥豐的歷史及其事業走下坡的原因。文章寫道：

導致二哥豐在金融方面遭受毀滅的失誤，發生在拉瑪五世王在位的最後一年。那一年，暹羅政府增收華人人頭稅（從四銖）為六銖，其數目和泰人壯丁稅一樣。作為華僑領袖，二哥豐帶頭反對，搞罷市和示威，國家要人很不滿意。

主管內政的高官昭披耶戎瑪叻曾評論二哥豐說：“……津豐灑了許多錢，做了許多好事，使中國的華人敬仰他。在曼谷，無論做什麼好事，津豐都比別人做得多，曼谷的華人也喜歡他。泰人卻怕他……。這回華人反對人頭稅是很痛心的事。……要管好華人保持社區平靜，首先要削弱津豐的財力。”（津豐即華人豐）

由於二哥豐的經濟基礎在於當包稅人，政府廢除包攬酒稅、鴉片稅和賭餉時，他的金融地位受到打擊。1917年，當政府最後取消花會時，二哥豐欠下總數達637，000銖的稅金，被控破產，豆芽廊一帶的房屋（大夫第）和排屋（今中央警署一帶）都被沒收。1924年，拉瑪六世特恩准他繼續居住大夫第，不必交房租，還免了欠下的三十餘萬銖債務。

《中華民報》採訪鄭智勇時問到他的屋子，記者問：“近來有人想租這兒做學校，有這件事么？”他說：“沒有，這是皇家給我住一世人的。從前這兒是瓮菜地，後來用人工填成的。我因租日本船夫瑪魯虧本了，日本要來封厝。皇家划准給我住的。”

這則報導亦可證明上述文章描寫是準確的。

鄭智勇死後，大夫第即被政府收回。那時，潮人僑領蟻光炎、賴渠岱、鄭子彬、餘子亮、陳景川、廖公圃等人正在籌辦潮州會館，尋覓館址，遂租大夫第為建館地址。大夫第後來改為中央警署，後來又拆建為今日模樣的拍帕猜警署。

鄭智勇死後，《中華民報》報導說：“渠待人接物，極為和藹，不分貧富，均一視同仁，尤以對貧苦僑胞之施濟，更不吝嗇。乃自事業失敗后，門庭頓呈冷落，個人費用，只靠收取大夫第前之屋租度日。第內陳列，甚為簡單。情況與前全不相同。”

這裡，“個人費用只靠收取大夫第前之屋租度日”之說並不準確。

晚年風采

鄭智勇是一條好漢。他早期的模樣如何，不見於文字，但他的晚年風采尚可見到。他去世前一個半月，曼谷華僑日報記者去訪問他。記者寫道：

人家傳說，當他有錢的時候，家鄉的母豬亦掛金耳環。我問這是事實嗎。他說：“那不過是故意做的，因為人家說他鄉里富，我說叫他來看我的豬母，金耳環也掛住了。有錢的時候，怎麼花用也不在心上，好像題老本頭，人家說題上四萬銖了。問我要怎麼？。我說四萬銖要做什麼用。我來，叫老萬成出二萬，新萬成出二萬，座山黌利出二萬，還有，咳，誰了，亦出二萬，一共八萬，我亦出八萬。其他再去題，共出若干，我亦同樣出若干，不夠我包尾。題完了問說什麼時候交錢。我說就是明天一齊擺出來。做事要這樣才會進前。我是直人，要做就做，所以那時候，人家叫我做李元霸，或是烏面成都。”

1974年元旦，丁文映先生於京華日報特刊刊載〈蟻光炎主席與我〉一文，其中敘述到蟻光炎先生帶領他去見鄭智勇的情節。文章對會見場面有著生動的記述：

經過的是一條小小灰路（水泥路），穿過草場直抵大廈，從正廳側登樓，脫下鞋子，小心翼翼地輕步跟著女僕遷居，進謁這位名震四海的“二哥豐”。他的銀霜頭髮蓬鬆，兩抹白鬍子，上衣白開胸衫，下穿沙龍（桶裙），坐在正中坑床上，樣子已經是呈現暮氣沉沉了。殊料他叱問“誰呀”的聲音確實洪亮，直似銅鐘聲響，把我嚇得身麻半截。

“我是晚輩蟻光炎。”我的姨夫是一片誠懇和恭敬的態度，更教我非小心應付不可。商會主席說是晚輩，我應該連輩都沒有了。

“光炎？你啊，我認識，我認識！”這到底有點依老賣老了，連商會主席都可以不認識嗎？

“沒有什麼事打擾，我帶甥兒來向你老人家請安！”我很快合十為禮，但他卻連瞅都不理睬，竟是大聲嚷著尿急，隨身的女僕很快捷地捧著痰壺挨上前來，掀起沙龍，很巧妙的遮蔽讓他暢行方便，這片刻的時間，他閉著眼睛，好像很消受似的，尿聲一停止，就開始注意到我了。

“外甥小子，你叫什麼？行進前來。”驀然想起國民日報記者心嬰兄曾告訴我，有機會會見“二哥豐”時，應留意他眼睛里出現雙瞳，有和舜帝一樣的異稟。……

“你在看什麼？有什麼好看？”他狠狠的盯住我，好像要做作似的。忽然又立改態度，笑迷迷的對我表示好感。

“你這個外甥狗，有意要來探我的秘密，要看就看個清楚吧，再走進前來。”虧他還伸長脖子給我看個便。

丁文映先生的描述生動異常。二哥豐這位市井英雄的爽朗形象躍然紙上。

作為資本家，二哥豐失敗了，因為他攢到大量財富，卻沒有用於投資，以尋求更多的利益，或對他開創的事業加以發展。他反而按照亞洲人的社會價值觀念行事，愛家鄉，愛親朋。他秉性慷慨，仗義疏財，對社會上貧窮的人滿是同情心，還敢於出面保護他們。

他去世前對華僑日報記者說：“我的心志是顧中原，現時世界（時局）還未合一，我欲幫輔，使中原給人欽服。”

二哥豐是值得推崇的人物。

倡辦學校

鄭智勇到曼谷后，混跡於社會，在輾轉流浪和吃苦中度過了少年時期。後來他加入洪門組織，一度在劉繼賓的花會廠工作。中年以後，他坐上洪門第二把交椅，是為二哥。1868年底，拉瑪五世十五歲登位初期，由頌勒昭披耶波隆瑪哈是素立耶翁攝政。由於洪字勢力強大，這位攝政王主張模仿英屬海峽殖民地，對幫會採取籠絡收買政策，委任幫會頭人為各級官吏，或為包稅官。43歲那年，鄭智勇承包了政府“賭餉”，開辦花會廠，因而大發其財。由此又辦實業、創火礱（碾米廠）、開出入口行、辦航運、銀信業等，成為當年泰華社會最具權威的人物。

他成名后，對社會公益不遺餘力。1902年，他參與興建報德堂；1903年孫中山先生首次到曼谷從事革命活動，拜會了鄭智勇。孫中山先生這次來暹，是來調查暹羅華僑的狀況，與重要商人見面，並沒有廣泛地鼓動華人革命。辛亥革命成功，中華民國成立，鄭智勇慷慨解囊，大力贊助革命。他一次獻出銀元五萬給南京政府。

1918年，他獻出巨資大規模修建韓江堤防。

此外鄭智勇對教育事業的貢獻也值得大書特書。他去世時，《中華民報》寫道：“渠最初在舊新民學校經理職，凡數年。繼又出資八萬，作為設立老本頭培英學校之首倡。清邁華英學校亦為渠遊歷該地時所提倡設立者。北欖坡華校之創辦，渠系發起人。”

曼谷培英學校校慶紀念特刊載“本校創辦人鄭智勇先生”中寫道：

“先生在故鄉創辦智勇高小學校，修堤築路，梓人多樂道之。在暹贊助報德善堂及倡辦清邁華英學校，均甚積極。培英學校之創辦，更為先生大力所完成。”

鄭智勇最初主辦曼谷新民學校，1916年首倡培英學校，他捐款為數最巨，達四萬二千銖六百銖。培英學校於1920年建成開學。

至於清邁華英學校的建立和鄭智勇有關，有必要提一提，因甚少人提及此事，連清邁華人對華英學校建立的年代也語焉不詳。

查閱1937年3月14日《中華民報星期刊》的〈本報清邁特約通訊〉，云：“清邁華英學校開追悼鄭智勇先生大會（該校為鄭先生所發起創設者）。追悼大會上，主席杜友士先生報告云：在鄭先生足跡未履清邁之前，本埠華僑雖眾，然對於華校之設尚付闕如。殆民國六年，鄭先生來邁，目擊華僑子弟眾多，對於華校之設極為重要，遂慷慨首先捐資二千銖為創華校倡導也。鄭先生登馬一呼，僑胞吶應，華英學校於焉誕生。此後，鄭先生遂被選為華英學校永遠名譽總理。”

從1937年華英學校追悼鄭智勇先生大會上杜友士先生的講話，可以肯定，華英學校創辦於民國六年（1917年），而不是清邁華校校友刊物所云的1901年。

1932年出版的《國民日報五周年紀念刊》暹羅華僑教育部分，丘心嬰先生在文章中記載了當日暹羅各地華僑學校名單，其中提到，青邁埠（清邁）華英學校創辦建立於民國六年。

因此，清邁最早的華校華英學校是鄭智勇於民國六年到清邁時倡議創辦的。

鄭智勇原籍廣東潮安縣淇園鄉人，生於1851年，這一點沒有疑義，時下各版本說法相同。報德善堂本和培英學校本都說：鄭智勇先生於1935年卒於暹京，享年八十有四。按理《華僑報德善堂建堂四十周年紀念刊》出版時，距離鄭先生去世不過十餘年，撰寫者可能還親歷其事，應該甚為準確才是。眼下見到的有關鄭智勇的各篇文章，包括王綿長的文章在內，都依照此說。

但是，佛歷2530年（1987）曼谷出版的《大安堂藥行創辦人陳美堂先生懷感錄》中，收有鄭智勇出席陳美堂追悼會的照片。陳美堂追隨孫中山先生革命，於民國廿五年（1936）八月一日，在其家鄉廣東省潮陽縣逝世。曼谷僑社隨即舉行追悼會，鄭智勇（二哥豐）先生親自參加了追悼會，有照片為證。這個旁證說明，1936年鄭智勇還在人世。

民國廿六年（1937）3月6日曼谷出版的《中華民報》，其“暹地新聞”版頭條標題是：“僑社聞人鄭智勇先生昨天下午三時在越鵠大夫第逝世，享壽87，噩耗傳出后甚為僑社人士所注意，今天下午四時舉行洗水禮，參加人物必呈熱鬧。伍佐南、賴渠岱、劉錫如等為之執理喪事。”

消息說：鄭君生前所為各項事業，曾經暄赫一時，雖婦人小子，均莫不知識鄭君其名者。鄭君對於祖國僑社以及暹國等各種事業貢獻甚大。自暹國禁賭后，鄭君私人事業遂告中落。為時至今已十八年矣。然而渠雄心未死，對前途希望甚大，且年紀雖見高老，而精神則極為矍鑠。乃天不再假之以年，竟於老境蕭條中，突告與世長辭矣。

同日的《中華民報》刊登訃告如下：

代訃

鄭智勇先生不幸於民國廿六年三月五號下午三時在暹京寓所逝世茲定於六號下午四是在越鵠巷大夫第寓所舉行洗水禮

凡與智勇先生有鄉

族

姻誼者屆時敬請蒞臨指示謹此代訃

世

伍佐南陳守明蟻光炎陳崢嶸

陳鳳毅賴渠岱陳振敬劉錫如

李春榮吳生和同啟

同月七日《中華民報星期刊》的報導標題是：鄭智勇先生遺骸昨天下午舉行洒水禮，參加者有攝政委員及僑界聞人百多人。文中寫道：鄭君遺骸安置寓所二樓東面房內，容顏清皙如生，右手伸出，備為各界洒水。……由劉錫如先生為招待主任。四時許攝政委員昭披耶丕猜然命駕降臨，蕭佛成先生亦驅車而至。

應該說，鄭智勇先生卒於1937年3月5日是毫無疑義的了。他的靈柩隨後運回故鄉潮安淇園鄉安葬。

鄭智勇去世時，有子11人，女2人，男女孫28人，曾孫9人。

林悟殊先生在曼谷期間，查閱《中華民報》后寫道：“鄭智勇去世后歸葬故土潮安淇園鄉，其後裔每年以正月廿三日作為其忌日，齊集公祠祭拜，至今猶然。按丁丑年的正月廿三日，正好是1937年3月5日。由是說明鄭智勇的後裔對其先祖逝世的時間，本來就是清清楚楚的；以往之1935年說，當因事過多年，始作俑者誤記，爾後便以訛傳訛。”此說完全正確。

而這個“始作俑者”，就是《華僑報德善堂建堂四十周年紀念刊》對其創辦人鄭智勇的介紹。

少年時代的智勇公曾經輾轉到泰北邊陲地方謀生，生活艱苦，但像其他南渡的鄉人一樣，智勇公也具有耐勞苦幹的精神，他做過各職業。幾十年前只要能夠吃苦，個人生活是不難維持的。”

林悟殊留泰期間曾訪問鄭典夫氏。鄭典夫生於1927年，其父法才為鄭智勇第五子，是鄭智勇最得力助手。鄭典夫童年曾生活在其祖父鄭智勇身邊。

林氏寫道：“在筆者採訪時，鄭典夫先生對其祖父生於潮安老家，持十分肯定的態度。”“就筆者分析，鄭智勇之出生地，當以其後裔典夫先生所言為是。這固然是出於尊重相信直系親屬的口碑，更從鄭智勇一生為人風範看，顯然自幼已是打下傳統中國文化的烙印。如果他是當年泰國第二代華裔，而一生回祖籍的時間又很短暫，僅僅限於少年時代的十四閱月而已，那麼，他應把暹羅當為第一家鄉，對於祖籍潮安淇園鄉感情不可能那麼濃厚。此外，難以想像，一個在暹羅出生並成長的少年，到了重洋阻隔的大清帝國的一個普通小縣裡，僅僅居住了十來個月時間，居然便對該國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產生了深刻的認識。”“鄭典夫根據家傳口碑資料，曾陸續寫了不少介紹其祖父逸聞瑣事的文章。其所述的智勇公在潮安家鄉的一切活動，都是以智勇公出生於潮安淇園鄉，生母是在家鄉為背景。如果把鄭智勇定為出生於暹地，那麼典夫先生所說的許多事件便都變成了其家族的杜撰，全無根據。”

鄭智勇親口敘述其少年時代和後人在潮安鄉里調查的事實相去太遠，叫人難以置信。而通觀華僑日報記者的訪問記，鄭氏在其出生和出身問題上看來是有所隱諱。

那麼，應該如何理解鄭智勇的口述和家鄉調查事實及其後裔說法之間的差異呢？

以為，這種差異應該根據當日泰國社會的實際狀況予以辯證。出生地點之要隱諱，和廿世紀初泰國（暹羅）政府日益強烈的國家主義情緒和排華政策不無關係，出身之要隱諱，卻是有難言之痛，不著邊際的種種異說於是編了出來，以搪塞社會的疑惑。

據林悟殊的說法，鄭智勇於1851年出生於潮安淇園鄉（今潮州市鳳塘鎮）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其父鄭詩生在他出生后不久便南渡暹羅，后客死異邦。其生母佘添福失去怙持，改嫁異鄉。少年鄭智勇流浪街頭，不得不投入潮汕的移民浪潮，單身到暹羅謀生。

王綿長也認為，鄭智勇於1851年出生於一個貧苦農民的家庭。為了謀取生活出路，1863年冬，年僅13歲的鄭智勇便乘紅頭船，飄洋過海到暹羅，去尋找新的天地。

筆者以為，在鄭智勇出生之前，汕頭還不是通商口岸，下南洋並非易舉，何況鄭詩生家境貧困，加上當日風俗，妻子留寓家鄉才是道理，夫妻同出南洋可能性很小。若是到了暹羅，日子不好過，更不可能有盤纏舉家同返回鄉。因此，鄭智勇的母親佘氏沒有去過暹羅，鄭智勇出生於其故鄉，十餘歲才過番，才是正確的說法，只有這樣，才能解釋鄭智勇給母親做壽的盛舉，在家鄉建學校、建新村、招人入姓等舉止，以及他對家鄉故國的熱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