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牌樓

廣東省廣州市四牌樓

四牌樓位於廣州市越秀區。因明代時建有惠愛坊、孝友坊、忠賢坊、貞烈坊四座牌坊而名。1954年改名為解放中路,但不少廣州人仍習慣稱之為四牌樓。

目錄

起源


曾見“四牌樓”的當世“老廣州”,他們所見的,乃是順序矗立於北起中山五路、南迄惠福西路之間的那段解放中路上的5座石砌牌坊——盛世直臣坊,為著名的海瑞立。
乙丑進士坊,為李覺斯等7人立。李覺斯,東莞人,天啟五年(乙丑年,即1625年)進士,最高官職任刑部尚書。
承恩五代坊,為何祥熊立。何祥熊,新會人,萬曆二十年(1592年)進士,最高官職任吏部尚書。
奕世台光坊,為黃仕俊一家三代立。黃仕俊,順德人,萬曆三十年(1602年)狀元,最高官職任文淵閣大學士(首相)。
戊辰進士坊,為梁衍泗等人立。梁衍泗,南海人,崇禎元年(戊辰年,即1628年)進士,最高官職任副都御史。
未開馬路之前,以上5座牌坊所在的地段,正式地名為忠賢街。為海瑞而立的那座,晚至清同治四年(1865年)方才從今倉邊路移至此間,例屬特殊。而據編撰於19世紀初的《羊城古鈔》載錄,矗立於忠賢街的明代牌坊多達10座,何以忠賢街卻別稱“四牌樓”?
四牌樓,起初指的是明代廣東巡撫戴於嘉靖十三年(1535年)選點巡撫署坐落的惠愛大街六約所建的4座木質牌坊:惠愛坊、忠賢坊、孝友坊、貞烈坊。
惠愛坊紀念的是歷代自中原入粵的67位名宦;忠賢坊紀念的是廣東本土的49位鄉賢;孝友坊紀念的是廣東本土的54位仁者;貞烈坊紀念的廣東本土的55位節婦。
這4座牌坊分佈於今解放中路口與朝天路口之間的那段中山六路周邊——孝友坊在今孝友東和孝友西之間;惠愛坊和貞烈坊分別在今將軍東和將軍西兩側;忠賢坊在今忠襄里。當時廣州人所稱的“四牌樓”指的是這4座。它們依託巡撫署彼此映襯,互為犄角,圈出一個大型商業街區,全稱是“四牌樓市”。
康熙年間,明代的廣東巡撫署被改為統管駐穗八旗兵的將軍署。1857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英、法侵略軍盤據廣州4年,把將軍署擴建為英國駐廣州領事館(即今迎賓館)。對那4座木牌坊的命運,《廣州城坊志》作如是簡約記述:“署廢,坊亦廢。”
至於忠賢街上原有的10座牌坊,此時卻僅存而且僅存4座,廣州人於是移花接木,把忠賢街叫作“四牌樓”。
忠賢街上的系列牌坊,其文化史內蘊比惠愛大街上那4座要豐富得多。
始自宋代,原先僅作街道標記的牌坊逐漸演變為專作表旌之用的特殊建築,表旌的對象,是忠義貞孝者。
明代特重教育,科舉至明代中葉登峰造極,與此相聯繫。牌坊的表旌對象發生明顯轉變。成化年間的江蘇著名學者陸容在其《菽園雜記》中指出了這一轉變的特徵——“國初惟有孝行節烈牌坊,宣德、正統間,始有為進士、舉人立者,亦惟初登第有之”。此後,全國各地為進士、舉人樹立牌坊便蔚然成風,對象也由初登第者擴大到高官顯宦。
巡撫署周邊那4座木牌坊跟忠賢街上系列牌坊在表旌對象方面的區別,頗能體現前述轉變。轉變的因由,在於自明代中葉起,廣州地區的文化教育事業有了堪稱奇迹的發展。
在歷史上,嶺南文化曾長期落後於北方文化,就以書院為例,廣州晚至南宋年間方才建立首家書院即禺山書院。但不說不知道,一說嚇一跳——整個明代,全國共建書院1239所。其中長江三角洲地區有646所,居第一位,而珠江三角洲地區有364所,居第二位!
書院在短期內的集中湧現培養出大批本土人才,明代中葉至末葉才百把年光景,廣東共出進士874人,其中南海縣148人,順德縣99人,番禺縣86人。
在當時,廣東躋身全國文化教育大省前列,廣府地區更是個中翹楚,忠賢街上的系列牌坊曾為這一輝煌史實作證。
據《羊城古鈔》載錄,前述時期廣州城內共建牌坊50餘座,其中10座集中於忠賢街,8座所在地點跟忠賢街毗連。為何會有如此之多的牌坊建在這一周遭。
原因之一,在歷史上,廣州城由南海縣和番禺縣分治,兩縣分界線正是忠賢街。原因之二,南海縣學宮位在今解放中路學宮街,學宮一帶是明代廣州書院最密集處。
當年廣州城內的大量牌坊,如今剩存的僅有被遷至中山大學校園內的乙丑進士坊一座,坊額上剩存的僅有一個名字:東莞李覺斯。
據民間傳說,為海瑞而立的盛世直臣坊,在明亡之際,坊石滲血多天,拭之復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