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牌樓

曾見“四牌樓”的當世“老廣州”，他們所見的，乃是順序矗立於北起中山五路、南迄惠福西路之間的那段解放中路上的5座石砌牌坊——盛世直臣坊，為著名的海瑞立。

乙丑進士坊，為李覺斯等7人立。李覺斯，東莞人，天啟五年（乙丑年，即1625年）進士，最高官職任刑部尚書。

承恩五代坊，為何祥熊立。何祥熊，新會人，萬曆二十年(1592年)進士，最高官職任吏部尚書。

奕世台光坊，為黃仕俊一家三代立。黃仕俊，順德人，萬曆三十年（1602年）狀元，最高官職任文淵閣大學士（首相）。

戊辰進士坊，為梁衍泗等人立。梁衍泗，南海人，崇禎元年（戊辰年，即1628年）進士，最高官職任副都御史。

未開馬路之前，以上5座牌坊所在的地段，正式地名為忠賢街。為海瑞而立的那座，晚至清同治四年（1865年）方才從今倉邊路移至此間，例屬特殊。而據編撰於19世紀初的《羊城古鈔》載錄，矗立於忠賢街的明代牌坊多達10座，何以忠賢街卻別稱“四牌樓”？

四牌樓，起初指的是明代廣東巡撫戴於嘉靖十三年（1535年）選點巡撫署坐落的惠愛大街六約所建的4座木質牌坊：惠愛坊、忠賢坊、孝友坊、貞烈坊。

惠愛坊紀念的是歷代自中原入粵的67位名宦；忠賢坊紀念的是廣東本土的49位鄉賢；孝友坊紀念的是廣東本土的54位仁者；貞烈坊紀念的廣東本土的55位節婦。

這4座牌坊分佈於今解放中路口與朝天路口之間的那段中山六路周邊——孝友坊在今孝友東和孝友西之間；惠愛坊和貞烈坊分別在今將軍東和將軍西兩側；忠賢坊在今忠襄里。當時廣州人所稱的“四牌樓”指的是這4座。它們依託巡撫署彼此映襯，互為犄角，圈出一個大型商業街區，全稱是“四牌樓市”。

康熙年間，明代的廣東巡撫署被改為統管駐穗八旗兵的將軍署。1857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英、法侵略軍盤據廣州4年，把將軍署擴建為英國駐廣州領事館（即今迎賓館）。對那4座木牌坊的命運，《廣州城坊志》作如是簡約記述：“署廢，坊亦廢。”

至於忠賢街上原有的10座牌坊，此時卻僅存而且僅存4座，廣州人於是移花接木，把忠賢街叫作“四牌樓”。

忠賢街上的系列牌坊，其文化史內蘊比惠愛大街上那4座要豐富得多。

始自宋代，原先僅作街道標記的牌坊逐漸演變為專作表旌之用的特殊建築，表旌的對象，是忠義貞孝者。

明代特重教育，科舉至明代中葉登峰造極，與此相聯繫。牌坊的表旌對象發生明顯轉變。成化年間的江蘇著名學者陸容在其《菽園雜記》中指出了這一轉變的特徵——“國初惟有孝行節烈牌坊，宣德、正統間，始有為進士、舉人立者，亦惟初登第有之”。此後，全國各地為進士、舉人樹立牌坊便蔚然成風，對象也由初登第者擴大到高官顯宦。

巡撫署周邊那4座木牌坊跟忠賢街上系列牌坊在表旌對象方面的區別，頗能體現前述轉變。轉變的因由，在於自明代中葉起，廣州地區的文化教育事業有了堪稱奇迹的發展。

在歷史上，嶺南文化曾長期落後於北方文化，就以書院為例，廣州晚至南宋年間方才建立首家書院即禺山書院。但不說不知道，一說嚇一跳——整個明代，全國共建書院1239所。其中長江三角洲地區有646所，居第一位，而珠江三角洲地區有364所，居第二位！

書院在短期內的集中湧現培養出大批本土人才，明代中葉至末葉才百把年光景，廣東共出進士874人，其中南海縣148人，順德縣99人，番禺縣86人。

在當時，廣東躋身全國文化教育大省前列，廣府地區更是個中翹楚，忠賢街上的系列牌坊曾為這一輝煌史實作證。

據《羊城古鈔》載錄，前述時期廣州城內共建牌坊50餘座，其中10座集中於忠賢街，8座所在地點跟忠賢街毗連。為何會有如此之多的牌坊建在這一周遭。

原因之一，在歷史上，廣州城由南海縣和番禺縣分治，兩縣分界線正是忠賢街。原因之二，南海縣學宮位在今解放中路學宮街，學宮一帶是明代廣州書院最密集處。

當年廣州城內的大量牌坊，如今剩存的僅有被遷至中山大學校園內的乙丑進士坊一座，坊額上剩存的僅有一個名字：東莞李覺斯。

據民間傳說，為海瑞而立的盛世直臣坊，在明亡之際，坊石滲血多天，拭之復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