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牌樓

最早以文字記載的是成於明朝萬曆十九年（1591）的歐志，記為：“太平橋有四攢坊，曰國朝省閣，曰淮海人文，曰極品封君，曰狀元宰相。”此後，清朝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張志，咸豐元年（1851）的梁志及1943年的李志都分別作有記述。由 此可以推斷，興化四牌樓建於明代嘉靖三十八年後、萬曆十九年以前，即1559年至1591年約 30年間。如果我們再從最初出現的“狀元宰相”和“極品封君”兩塊匾額來分析，四牌樓的 建成時間又當在李春芳升任首輔、李鏜被蔭封少師之後，那麼，最早也只能是明代隆慶二年（1568）。如其再早，李春芳雖已入閣，但不能稱“宰相”，只能與高谷同入“國朝省閣”，李鏜也封不了少師，稱不上“極品”。因此，可以認為，興化四牌樓的建成時間應當在1568 年至1591年約20年間，距今約有430年。

430年間，四牌樓曾兩次被毀。第一次被毀事載於梁志，云：嘉慶元年為公元1796年，毀前只有過一次修理記錄，即康熙二十三年（1684），知縣張可立重修，至被毀已相隔112年。一百多年來，尤其是乾隆一朝，大興文字獄，興化連出兩起大案，誰還膽敢倡修這前明的遺物﹖於是年久失修，就這麼自然圮廢了，所幸僅隔二年也就重複舊觀。第二次被毀是距離 第一次被毀170年的1966年，“文化革命”破“四舊”，立“四新”，四牌樓在劫難逃。那 時它身負兩重罪名；一是“封資修”的黑貨，屬於應被掃蕩之列的“四舊”；二是它曾是屠 殺革命先烈的刑場，懸掛過革命烈士的頭顱？經查，這一條罪名無憑無據。於是兩罪並罰，主體建築被拆除，大部分匾額被肢解，那砸不爛的幾根石柱至今仍深埋在小南門補鍋塘的舊 河沿下。自24年後，直至1990年，興化人民政府順應民意，全市人民積極捐資，四牌樓才得 以重見天日。

關於四牌樓的位置，歐志記為“太平橋”，即縣橋，1958年廢圮，張志記為“縣前”，梁志記 為“縣橋北”，其實都指同一位置，即舊縣衙以南與舊城內東西大橋交叉點的正中央，四柱四門，四向皆通。它與北去的舊縣衙、曼園、柳園、海子池、拱極台，南去的縣橋、益 恭坊、中正門、小南門成一軸直線。東去可達八字橋，西去直通西城樓，成為舊城中心的標 志性建築。1990年恢復重建時，考慮到舊城改造等諸因素，略作挪動，建原址之東北，與博物館渾然成一體。

四牌樓的匾額，1943年的李志記有47塊，1966年拆毀前正應其數。根據記載，累計應為49 塊。除我們今天所見的47塊外，尚有明代初建時懸掛的“國朝省閣”和“淮海人文”。這兩 兩塊匾額在康熙二十三年重修時仍然存在，根據推測，嘉慶三年（1853）重建時被撤。“國朝”一詞，意同“當朝”，“國朝省閣”本為明代“國朝”閣相高谷等人專立。進入清代，“國朝”一詞已不合時宜，於是換成了“省閣名公”。“淮海人文”泛指興化有史以來的歷代 名望英傑，它與四牌樓其它匾額都明確為誰人專立而不諧，因而將其撤去應該說是很有見地 的。

47塊匾額旌章興化籍歷史人物75人81人次，上自南宋？開科第一，下迄民初?仁壽之徵，跨越五個朝代。但立匾的時間卻不以歷史先後為順序。根據記載，明代初建時只有4塊，后 加“東海賢人”和“中原才子”不過6塊，基本上都是為當時？明代　的人物所立。康熙二十 三年以後才逐步增加，出現了宋元時期人物的匾額。嘉慶三年才形成“上下四旁皆立匾，可以覘文物之華焉”。47塊匾額，絕大多數為地方官府或士紳名流發起公立。其中御賜之“性靜情逸”以及民初大總統徐世昌特頒之“仁壽之徵”也只是地方上複製或仿製。因而，家大 勢大者盡點上風，一些在歷史上很有地位的如成元竹、胡獻、陸西星、宗元鼎、禹之鼎等卻 無人問津，更不要說張士誠、施耐庵之輩了。至於武士、閨閣、藝匠、方外本受歧視，當然 一概摒之。因此，四牌樓的匾額可以反映興化部分歷史，但不能以偏概全。

舊匾的題字書家，除“詩畫名家”為鄭板橋所題、“性靜情逸”摹咸豐御書外，其餘皆不 詳。舊時習俗，書家為專人立匾題書時，從不署書家名號，這既是表示書家的謙遜，更是為 了避免喧賓奪主，相沿成俗。今日重建之四牌樓，47塊匾額，除1塊舊匾、6塊仿舊外，其餘 40塊分別由我國當代40位大書法家題書，使興化四牌樓不僅成為歷史文物，而且成了當代中國書法藝術的瑰寶。

上世紀80年代，興化市重修四牌樓，基本按原貌建設，佔地面積比歷史上擴大了近一倍，也從民間收集到樓中原匾7塊，但原來的字跡均已模糊得無法辨認，所幸的是最具象徵意義的樓頂部的“五嶽朝天”仍然是舊時的飾物。

興化博物館的高春麗曾為10萬名參觀者講解過四牌樓，她說，原來這樣的建築全國有兩座，但重建的僅此一座，其建築風格和陳列特色是獨一無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