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毓駿

的主要建築設計作品有南京考試院、考選委員會、大考場及銓敘部，湯山望雲別墅，南京高等法院，台灣科學館，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教職員宿舍，“中國文化大學”校園規劃及華岡校舍、大仁館、大義館、大倫館、菲華樓、大恩塔，“司法行政部”大法庭及法官訓練所，台中日月潭玄及慈思塔、考試院等他。

他的專著有《防空建築工程學》、《防空都市計劃學》、《新時代都市計劃學》、《現代建築》、《中國建築史與營造法》。他發表的論文主要有《建築藝術新論》、《三十年來中國之建築工程》、《新時代工業化之應有認識》、（明堂新考——個中國建築師想像中的中國古代明堂》、《反映有機文明的中國建築》、《都市計劃及造園》、《以柔克剛——防禦原子彈建築的若干構想》等。

他認為，一個好的建築設計必須與都市計劃有良好的配合。在教學中，他強調學生要儘力多涉獵藝術、工學、設備等方面的專業知識，並多接觸文學、哲學，只有如此才能加強設計的深度。

盧毓駿先生於1975年在台灣病逝。

姓名：盧毓駿性別：男國籍：中國

出生年份：1904年

去世年份：1975年

籍貫：福建省福州市

學歷：碩士

專業領域：建築學與城市規劃

職稱：教授

畢業院校：巴黎國立公共工程大學，巴黎大學都市規劃學院

盧毓駿先生1904年生於福建省福州市。1920年赴法國勤工儉學，后入巴黎國立公共工程大學學習，1925年在巴黎大學都市規劃學院任研究員。1929年回國，在南京考試院工作。1949年到台灣，並於1961年創辦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系。盧毓駿先祖於五胡亂華時南遷福建，父親開書店並印行書籍，家中藏有書版，家裡有兄弟姊妹九人，其姊盧毓英幫助他最多。盧毓駿於一九一六年進入福州高級工業專科學校，在此接受工科的初步訓練。一九二○年以勤工儉學方式到法國進修，進入巴黎國立公共工程大學，時年十七歲——當時中國的優秀知識份子多以學工科救國為志——畢業后在巴黎大學都市計劃學院當研究員。一九二九年回國，隨即負責規劃設計南京考試院、考選委員會、大考場及銓敘部新廈，並設計南京湯出望雲別墅及五台山孝園、南京高等法院等。

一九三四年在上海《中國建築》雜誌上連載(實用簡要城市計劃學)，闡明治理荒溪及水土保持工學，並翻譯柯布《明日之城市》這本具有影響力的書。抗戰發生后，他到重慶致力於防空工程，並任教於重慶大學，發表了許多有關防空建築的文章，四十六歲到台灣，擔任內政部全省市政考察團召集人，負責考察全省的城市鄉鎮。一九五九年，他在台灣的第一個設計作品——科學館落成，約在同時又設計了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校舍、圖書館、實習工場、電子實驗館、教職員宿舍，初步規劃設計了華岡文化大學校舍，以及文化大學大仁館、台北孔廟明倫堂及台中日月潭玄獎寺等的設計，並作明堂建築的研究。他最後的建築作品為考試院、兩部辦公大廈及中國文化大學大恩塔。

盧毓駿1949年去了台灣，於1961年創辦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系，1975年在台灣病逝。

盧毓駿1904年生於福建省福州市，1916年入福州高級高級工業專科學校，以優異成績畢業，1920年獲得勤工儉學的獎學金，赴法國進入巴黎國立公共工程大學就讀，1925年在巴黎大學都市計劃學院當研究員。那個中國仍然落後、未現代化的年代，靠努力，最後能取得獎學金出國留學，不能不說是異數，相信也有驚人的意志力。1929年回國，在政界、學界、業界發展，1936年獲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延攬，任考試院專員，協助建立專門技術人員考試製度，及負責南京考試院工程的規劃工作。1949年隨國民政府來台，繼續擔任考試院在木柵新址規劃設計，這也是後來盧毓駿經常性擔任台灣建築師考試典試委員的淵源。1958年率團出席聯合國召開之“亞洲及遠東都市化及工業化區域計劃研討會”，1961年創辦文化學院建築及都市設計系。盧毓駿至巴黎就學，從1920至1929年整整十年，不僅是柯比意在巴黎最活躍的年代，也是歐洲前衛主義風起雲湧的時代。在巴黎，當時適值柯比意的理性主義時期，各式新式建築語言與都市規劃觀念不斷推陳出新，幾乎是一個革命的年代。或許無需驚訝，為什麼盧毓駿對都市會那麼關心，像回中國后沒幾年，即1934年，在上海《中國建築》雜誌上連載《實用簡要城市計劃學》，1935年又翻譯自己心儀建築師的著作，即柯比意的《明日之城市》、1971年再譯KevinLynch《敷地計劃學》，他在20世紀60年代初像《建築雙月刊》或《建築與計劃》上所寫關於都是論述方面的文章。除此之外，同時在1961年也協助張其昀校長創辦文化學院建築及都市設計系，設立的名稱是台灣最早想把都市設計概念引進建築的科系。盧毓駿深知建築的現代化，關鍵需有一套新的都市觀念，所謂綱舉目張，“假設整座城市沒能打理好現代化的下層結構，建築語言的革新將顯得毫無用處，就像人的五脈都沒通，穿載個GirgioArmani的衣服又有何意義？”

國立科學教育館座落的南海學園，在台北歷史的發展上，是一經緯交錯的複雜紋理。據文獻記載南海路一帶原為平埔族龍原社社址，由漢人於清朝時入墾，而後日本政府在1900年開闢了城南幹道（今南海路），旋設立台北苗圃（今植物園）、台灣總督府中學校（1908，今建國中學）、零售市場（1914，今南門市場）、台灣教育會館（1931，今美國文化中心）、台北女子高等學院（1931，今國語實小址）；其後國民政府所規劃建設的國立科學教育館（1954開始構思，建築仿照北京天壇形象，現已搬到士林）、國立歷史博物館（1955，日據時代原為商品陳列館）、國立台灣藝術館（1957）、國立教育資料館（1960，昔日建功神舍址，未來的國家人權紀念館）、國立教育廣播電台（1960），仍然繼續豐富這塊區域的內涵，使其成為不折不扣的南海學園。明顯地，國民政府繼日本殖民政府，在20設計50年代開始，持續在這個總統府特區的南邊遂行其所謂統治的合法性，先是天壇般造型的國立科學教育館，后是國立台灣藝術館、國立教育資料館與國立教育廣播電台，都是在形塑其大中國統治的合法性，因此這一系列建築自然只是國民政府意識形態的符號化，其實也成為20世紀60年代“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先期實驗。

1959年的國立科學教育館是盧毓駿在台灣的第一件建築大工程，也是台灣戰後現代建築第一棟被指定為古迹的建築。“這是張其昀先生當教育部長時，他邀盧毓駿設計的。他原先的設計，用一(個)三叉形的平面，而在三翼交叉點建一圓形基層，然後在上建二層宮殿形建築，當時的外形有些像天壇，引起一些大陸遷台的同胞，無窮的鄉思。盧毓駿也有此用意。這建築雖有傳統的外型，但內部卻有現代的造型，如大廳內有螺旋飛梯，及底層內藏星象等科學設備和展覽，內外成很大的對比”。

首先是嫻熟規劃的盧毓駿終於有了建築實驗的機會，即便他在巴黎國立公共工程大學讀的顯然是偏向規劃，不過在那偉大的時代，像柯比意般的建築師總是多方嘗試各種事務，盧毓駿也受此影響，他在1953年還寫了《現代建築》一書。從這段原始設計的引述，似乎無法理解什麼叫“三叉形的平面”，對照1966年8月《建築雙月刊》盧毓駿自己的描述：“本建築原設計為七層樓，有三翼長方形的平頂式的展覽廳及講堂”。結論，是底座的處理方式些有不同，原始設計可能是如圖1般，將三個矩形體內角對內角環繞成一個向心形的三翼平面，內部會得到一個三角形，其上再座落一個天壇式的圓形量體，如此一來，才有所謂“三翼長方形的平頂式”及“終因指定的地區太小，而不得不予以取消，重新修改原設計”這兩句話，前者當然是為了獲得機能使用較佳的矩形空間，只是矩形跟矩形的銜接外圍如何收就不得而知，也不是沒有可能是像中國文化大學大典館以戶外圓樓梯作收；後者則顯示，尤其是對照實現后平面，就知道何謂指定的地區太小，因為上方如圓形量體一定，六邊形的現有平面可以不過度外推四層樓底座的邊界，但原始設計則否。其次，是在六邊形的平面上，盧毓駿又間歇性地在三邊上設計了一個外凸的小三角量體，形成他所謂的“九角大廈”，強化了底層堅實與“防禦”的效果。當然這棟建築最有趣的還是它內部空間的現代性，譬如說二到三樓間的螺旋梯與圓形斜坡所產生的律動感，讓人才真正聯想到現代科學教育，而這形式的引用當然是受到柯比意的影響，尤其是薩瓦別墅里的語言參涉絕無疑問，只是薩瓦別墅里的螺旋梯與斜坡仍然較為巧妙，也就是說它們不只佔據空間成為雕塑，而且還形塑空間，成為空間組織的重要元素，但科學教育館則較為單薄，且缺乏空間深度。另外就是出現在五、六、七樓的斜坡式外廊，它們從正後方兩側，環繞圓形量體，一路挺進往上一樓至正前方而止，搭配上花隔窗外牆遠眺周圍美景，雖不是萊特古根漢螺旋形的參觀動線，但別出心裁的光影律動，也讓景緻瀏覽別有一番風味。

作為建築師，盧毓駿是旗幟鮮明的打出“中國現代建築”的標誌，志在“將新精神新材料打入建築，作為創造新建築形態的泉源，同時又繼起中國傳統之文化生命”。

盧毓駿建築作品的特色為：近乎考證式的對中國宮殿式建築造形的復古。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系友會1988《盧毓駿教授文集一》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系友會1988《盧毓駿教授文集貳》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1993《文化建築30年》

盧毓駿1971《中國建築史與營造法》

盧毓駿1977《現代建築》

傅朝卿1993《中國古典式樣新建築：二十世紀中國新建築官制化的歷史研究》

陳俊宏1989《光復後台灣現代建築結合形式傳統與鄉土之研究》

曾光宗1988《3-2-2盧毓駿之觀念與作品中國近代歷史主義建築發展之研究》

他的建築沒有齊康的細膩、也沒有王大閎抽象轉化傳統的能力，但不可忽略的是他作品的“面具性”與對建築文化舉足輕重的影響力。過去對盧毓駿的評價，一直既定地認為他是復古形式的代表人物，風格歸納於保守的歷史主義一派，就像1962年4月創刊的《建築雙月刊》，在前幾期都有些針對傳統與現代的討論，不無針對當時流行的歷史主義的反省與批判。但回顧歷史，在國共內戰的緊繃時代，威權的國府藉由意識形態來強調正統與鞏固民心，幾乎是其存活的唯一手段，此時政治烏雲蔽日，毫無權力的創作者只能退出或妥協，後者當然還可細分為完全妥協，來服務當權者，及偽裝妥協，試圖找到一些仍可以表達的空間。

盧毓駿作為台灣光復初期的重要建築師，是中國最早引介現代建築觀念的開拓者之一。我們在國立科學教育館讀到的是一種精神分裂的“面具性”，就屬於偽裝妥協的一種，這是十九世紀末歐洲在時代轉型或二十世紀初威權體制下，經常出現的語言操作模式，像維也納的OttoWagner及義大利的GiuseppeTerragni都有類似的作品。最後，除了他著作或國立科學教育館所具有的現代性外，我們可以再提出他早年在交大博愛校區留下的作品作為證明，也提出歷史與創作的複雜性。像為環境工程研究所(實驗一館)所使用的大樓，就是一棟在遮陽、內庭與材料處理別出心裁的現代建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