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公報
時事公報
《時事公報》是在“五四”運動影響下，由寧波“救國十人團”團長金臻庠籌集資金。在1920年6月1日創刊。到了二十年代，它已被社會公認為辦得較好，在寧波銷行最廣的一份民營地方報紙，頗受工商界及一般讀者的歡迎。
《時事公報》初創時為對開一張，後為對開四張。報寬33厘米，報高49厘米，新聞正文用五號字排版，報名題字為于右任手筆。金臻癢目的明確，他說：“本報之報道評論，以大眾利益為前提，從不因一方請託而作違心主張，堅定報人崗位，不負輿論職責。這是我們的信條，是毀是譽，聽之而已。”
在這樣的主張下，《時事公報》登載新聞又多又快，尤其敢於迅速及時地報道社會生活中的重大新聞。《時事公報》設有國內新聞、地方新聞和國際新聞欄目，新聞報道量大，速度快，敢於涉及重大政治新聞。
《時事公報》的地方新聞也很有特色，如啟迪民智、移風易俗的“提議女子蠶業傳習所”（1922.6.9）、倡議改變陋習的“死灰復燃之聘金案”（1920.6.8）等。
金臻癢擅長組織重大新聞的連續報道，特別在上個世紀30年代，國土遭到日寇侵佔，國家處於風雨飄搖之時，《時事公報》常常在傳播新聞中集結民氣，引領寧波民眾同仇敵愾。
《時事公報》對淞滬戰爭的報道從內容上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報道戰爭的起因和各方態度；第二階段報道十九路軍頑強作戰、英勇殺敵、以少勝多的戰況信息，可歌可泣；第三階段主要報道我軍頑強抵抗，日軍久攻不下，在國際社會的干預下同意撤兵的消息，並揭露日軍表面同意停戰，實際則不斷生事的真相，以及刊登國際聯盟調停中日戰爭的情形和結果。
《時事公報》動用了動態消息、各方專電、長篇報道、時事評論甚至廣告等各種傳媒形式，在多個新聞版面上對淞滬抗戰進行報道，綿延三個多月，連篇累牘，是《時事公報》繼“五卅運動”之後又一次轟轟烈烈、場面宏大的新聞會戰。在這裡，《時事公報》不僅傳播著，而且還鼓動著；不僅是信息與輿論的傳播者和引導者，而且還是抗日保家衛國的組織者和執行者。為了支持淞滬抗戰，《時事公報》在一版刊登慰勞前線將士的廣告：
“前線將士，喋血拚命，為誰犧牲？後方同胞，安居樂業，受誰之賜？懇求同胞，眼光放遠，良心放平，有錢捐錢，有物助物，快來慰勞我為國犧牲諸將士！”
這一則廣告從1932年2月26日起刊登，一直延續到4月2日。在淞滬抗戰時期，寧波市民送到《時事公報》的捐款就達10203.5元、麻袋2959隻，慰勞士兵的咸光餅70萬隻，此外還有棉褲、絲襪、衛生衫、生薑糖等不計其數。
此外，《時事公報》常常為民眾利益鼓與呼，如1946年4月6日短評“代旅客呼籲”：
寧波自開埠以來，創辦報紙的人絡繹不絕，問世的報紙也此起彼伏，但大都時間不長便銷聲匿跡，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辦報者缺少資金。而《時事公報》能夠延續近三十年，得力於金臻癢長期以來的苦心經營。
《時事公報》的經濟來源主要是廣告。隨著報紙影響力的擴大，1922年金臻癢在上海設立《時事公報》總代銷處，1924年3月金臻癢在上海設立分館，辦理滬上廣告，承接上海《申報》、《新聞報》及新加坡等外商的廣告。19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初寧波工商業發達，《時事公報》豐富及時的新聞吸引大量的讀者，也帶來了大批廣告客戶。隨著廣告的激增，報紙擴大為對開三大張，發行量突破4000份。1927年1月，金臻癢派報社的陳荇蓀組建寧波印刷公司，開始自行印刷報紙，降低了印報成本。印刷公司除印刷本社報紙外，還兼印其他報紙，以補足報紙本身的虧損。1935年金臻癢自建印刷廠，增加了照相製版設備；1939年購進鑄字機、柴油發電機等設施，技術設備的更新使報社的印刷速度和印刷質量有了大幅度提高。
1940年冬，《時事公報》發行量達到1．5萬份，創當時浙東報紙發行記錄。抗戰勝利后復刊的《寧波時事公報》日銷量亦達到7000份，仍然是寧波的第一大報。發行量的劇增帶來了豐厚的廣告，當時報社資本總額已達1000萬元，新建了辦公大樓，規模不斷擴大。
為了擴大經營範圍，支持報紙主業的發展，金臻癢曾入股鄞縣麵粉廠。正是金臻癢的苦心經營，報紙才有了經濟上的獨立，從而為報人履行其新聞理念和完成報刊新聞活動提供了物質條件。
《時事公報》在民國時期的寧波市民中有很大的影響。1948年10月23日，復刊后的《寧波時事公報》因報道鎮海保警中隊中隊長王佐周叛變率部他去的消息涉及軍事秘密而被誣為“失實”，遭到國民黨鄞縣黨部的查封。消息傳出，甬地民眾嘩然，市民們紛紛要求政府取消對《時事公報》的禁刊令。鄞縣縣政府也承認《時事公報》對寧波社會發展所起的重大作用並請求准予復刊。但是由於時局動蕩和各種原因，《時事公報》沒有復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