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春州

長春州

長春州,創始於遼重熙八年,轄境相當今以吉林查干湖為中心的嫩江、松花江以西及洮兒河下游一帶。

地理位置簡介


筒稱春州。遼重熙八年(1039年)置。治所在長春(今吉林乾安北)。轄境相當今以吉林查干湖為中心的嫩江、松花江以西及洮兒河下游一帶。金天德二年(1150年)廢。
從松原市向北約50公里,有大約1300公尺見方的土夯的古城牆。古城牆的外緣,還留著五六米深的壕壑。牆的基座有二十餘米寬,每隔六七十米就有一截垛口,這就是遼金重鎮塔虎城遺址,是國務院確定的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從1975年興修水利開始,到2000年一級路改造,省考古部門進行了帶有搶救性質的發掘,在城內發現了大量的銅器、陶器和鐵器,其中,有不少是兵器。在考古界,人們一般認為,塔虎城就是遼代的長春州。而到了金代,這裡又改名為新泰州。《遼史·地理一》中說,長春州,本來是皇帝春捺缽時經常光顧的鴨子河一帶,漁獵之地,興宗重熙八年(1039年)設置。但因為《遼史》在《本紀》中,又確切記載,興宗重熙七年(1038年)正月辛丑,皇帝到了混同江,二月庚午,又到了春州。“七月春正月……辛丑,如混同江。二月庚午,如春州”。在這裡,春州無疑是長春州的簡稱。還有更為讓人詫異的是,《遼史·本紀》又在聖宗太平二年(1022年)三月,皇帝駕臨長春州。(《遼史·本紀》:“太平二年春正月,如納水鉤魚。二月辛丑朔,駐蹕魚兒濼。三月甲戌,如長春州”。)長春州在這裡比重熙八年的1039年提前了17年,比重熙七年提前了16年。這就不得不使人們把長春州的設置時間與聖宗聯繫起來。
聖宗是遼代的第六帝,名諱隆緒,小字文殊奴,景宗的長子,景宗乾亨四年(982年)繼位,太平十一年(1031年)崩於大福河之北行宮,年六十一,在位四十九年。把長春州的設置定位聖宗在位時主要的原因,是聖宗在位期間發生了有名的“澶淵之盟” 。但與此同時,女真、室韋等部落日益興起,《契丹國志·四至鄰國地理遠近》一項中寫到:“東北至生女真國……精於騎射,前後屢與契丹為邊患,契丹亦設防備。南北兩千餘里,沿邊創築城堡,搬運糧草,差拔兵甲,屯守征討,三十年來,深為患爾”。《契丹國志》中的這一段記載,已經站在遼的立場,非常透澈地對女真作了分析,並把遼的邊境政策說的清清楚楚,只是沒有寫清楚“三十年來”系指何年。
遼聖宗是遼九位帝王中對漢文化比較精通和心儀的帝王之一。這一點,單從其年號中就可以窺得一斑。在澶淵之盟簽訂時,其母后尚未歸政,年號為“統和”;待聖宗親政之後,又使用了兩個年號,繼之為“開泰”和“太平”,從“統和”、“開泰”、“太平”,一以貫之的是和平、安泰而非爭鬥、殺伐。當然,這只是遼宋關係。
考慮聖宗期間設置長春州的另一個理由,是太平四年所下達的詔書。太平四年的二月,《遼史·本紀》記載,“獵撻魯河。詔改鴨子河曰混同江,撻魯河曰長春河”。對這件事的分析,首先應與太平二年三月《本紀》中所記載的如長春州聯繫起來。其次,詔改兩條江河的名字,不光是為了好聽、順耳,而是為了與行政區劃名相統一,使之與捺缽地的進一步確定相一致。長春州、長春河,趨春水,這也是後來記載捺缽地經常出現、而又可以互代的一些重要主題詞。所以,可以推測,長春州建於遼聖宗執政親政的二十八年之後至太平二年之前期間(1010-1022)。
在《遼史·營衛制》中說到,依照遼國當時的制度,天子即位時,要為他單獨設置宮衛,分一些州縣,劃撥一些部族歸他直接統領,為之設官府,單獨登記一些戶口,準備禁衛所用的兵馬。按照大遼之法來衡量,長春州的第一個不同之處就在於他直接隸屬於皇帝管轄,是皇帝的直轄州、嫡系部隊。《遼史·地理一》中說,長春州,部隊為韶陽軍,本是鴨子河春捺缽的駐蹕地。在《遼史·本紀》中,興宗重熙八年十一月,還記有“己酉,城長春”。這裡的城長春,應為建城之意。也有一種可能,興宗對聖宗執政時的長春州舊城加以改造,重新建立塔虎城(長春州)。城市始建於1039年,這應為松原市、前郭縣建立城市的起點、元年。
在談到遼代治理結構時,《遼史·地理一》中說,“總京五,府六,州、軍、城百五十六,縣二百有九,部落五十有二,屬國六十。東至於海,西至金山,暨於流沙,北至臚駒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這裡所說的五十二個部落,在長春州所設的東北路統軍司旗下的就有“遙里部、伯德部、奧里部、南克部、北克部、圖盧部、術者達魯虢部、河西部、達馬鼻古德部”等九個部(見《遼史·兵衛》)。之所以興宗的延慶宮要把長春州作為自己的直轄州,這首先要把延慶宮所轄州總起來看。《遼史·營衛制》中說,“窩篤盌斡魯朵(孳息之意。見《吉林通史》294頁),興宗置,是為延慶宮,以諸斡魯朵及饒州戶置。其斡魯朵在高州西(高州,中京道。見《遼史·地理三》),陵寢在上京慶州。正戶七千,藩漢戶一萬,出騎軍一萬。(另一說為延慶宮正丁一萬四千,蕃漢轉丁二萬,騎軍一萬。見《遼史·兵衛中》)州三;饒,長春,泰”。從饒、長春、泰三州來看,其處在東北邊疆,與女真、室韋接壤,是遼“澶淵之盟”之後對外政策轉變的結果,主要防範對象東北遷移。在《契丹國志·州縣載記》中,長春州居“節鎮三十三處”之一,位列第三;在“控制諸國”一項中,明確記載:“長春路鎮撫女真、室韋。”長春州作為新置州,同時,也是捺缽必至之處,由皇帝來直接管轄自然是便利。
長春州除了直接屬於延慶宮是其特殊性之外,其另一特殊性是作為捺缽地之城。如天祚帝七年,道宗六年都是駐蹕春州(加上聖宗、興宗2次后,遼帝計有15次如春州)。
綜合以上觀點,長春州作為一個邊城城、軍事要塞和軍事基地,置有地師一級軍事協調指揮機構已經昭然於世。另一方面,是生活與後勤方面的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長春州的職能研究,過去有兩點為人們所忽視,就是其承擔的中央財政金融職能和國家糧食貯備庫的職能。關於金融中心和財政支付中心的職能,就長春州地處東部而言,同時兼有貴重金屬收貯轉運職能,貨幣鑄造職能,貨幣的轉運職能。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這裡所說的“例為假貸”。例為假貸中的例,在這裡可以理解為既定的制度,或是以往形成的慣例,但人們一般應循守。這裡所說的假貸,如果是錢幣,說明中央政府在當時存在融資行為,而這種借貸行為在長春州一帶完成,當為地方經濟發展提供了融資的機會,從而獲得更多的發展資源。
還有就是國貯糧庫問題。按照祖宗法,允許監管人員和監管機構每年用新糧頂替陳糧,允許老百姓自願借貸,收息二分。在這裡,首先我們看到的是在國家貯備糧庫管理方面的靈活性,而這種靈活性的本身既可以使庫中積糧常存常新,又可以使存量不斷增值,進而得到增量。另外,允許百姓例為假貸,說明長春州同時還要如其他州縣一樣行使牧民理政職能,而長春州作為一個城邦,城內有大量的常住人口,或是城市之外的人口可以自由流動。
我們在以往對長春州的考察中,往往還忽略了非物質方面的因素,那就是長春州事實上承擔者民族間的文化融合和跨文化交流的職能。根據許亢宗《奉使行程錄》中的描述可以看出,在大遼邊地長春州,為宋史行程的第三十三程,“托撤孛堇寨”,這裡雜糅了各國的風俗,是其三十九程遼境考察中唯一提及的一個民族文化的融合之地,而且,漢語在這裡成了通用的社交和官方語言(見《遼史拾遺·卷三261頁》)。
查《遼史》的《本紀》、《游幸表》,參考《遼史從考·遼史游幸表補證》,在遼代218年中,計九位帝王。這些帝王從正月至三月,在春季共行捺缽183年,到長春州一帶的71年,佔84%,其中,聖宗7年,興宗17年,道宗36年,天祚帝11年。
太祖907年即位,天顕元年(926)七月次扶余府,崩於扶余城西南兩河之間,年五十五,在位20年,春捺缽的有8年,未有“東幸”和到鴨子河記載;
太宗927年即位,大同元年(947)四月次高邑,崩於欒城,年四十六,在位20年,春捺缽的13年,記有“東幸”的2年;
世宗947年即位,天祿五年(951)於化州祥古山行宮遇弒,年三十四,在位5年,春捺缽記有1年,未有“東幸”和如鴨子河記載。
穆宗951年即位,應歷十九年(969),如懷州行宮遇弒,年三十九歲,在位19年,記春捺缽16年;
景宗969年即位,乾亨四年(982)九月,崩於雲州焦山行在,年三十五,在位13年,春捺缽的10年,有“東幸”記載的為971、981三年;
聖宗982年即位,太平十一年(1031)六月,崩於大福河之北行宮,年六十一,在位49年。聖宗是遼代第六帝,其即位時,雄踞天下的大遼興方76年;其謝世至遼滅(1125),不足百年(94年),處於遼中葉,《遼史》對其多有令辭。聖宗同時也是春捺缽時確切記載如鴨子河、混同江、長春州、長春河等的第一位帝王。聖宗即位后,有春捺缽記載的計48年,其中,有7年的春捺缽在松原境內。始於太平二年(1022),正月如納水鉤魚,二月辛丑朔駐蹕魚兒濼,三月甲戌如長春州,繼而太平三、四、五、七、八、十一年,一直到其崩於行宮的1031(太平十一年)年。
興宗1031年即位,重熙二十四年(1055)八月,年四十,崩於秋山的南崖之北峪行在。在位24年間,23年記有春捺缽,記鴨子河、混同江、長春州、春州等15年,另有“東幸”三年,其中重熙三年正月,1034年,既有“東幸”,又有如春水,屬重複統計。
道宗1055年即位,壽隆七年(1101)正月癸亥,如混同江,崩於行宮,年七十,在位46年,只咸雍五年一年沒有捺缽的記載;
天祚帝1101年即位,在位24年間,記有捺缽16年,其中,記鴨子河、混同江、春州等11年。
而從時間跨度來看,迄於遼聖宗的太平二年,公元1022年,止於天祚帝的天慶四年,公元1114年。從公元1022年至今取其大致數,可稱得上“往事越千載”;而捺缽地在長春州計持續了92年,可概說為“百年遼帝都”。
“往事不可追,來者尤可鑒”。長春州的客觀存在,最重要的是使得其成為一個永恆的歷史坐標。“春捺缽曰鴨子河濼……鴨子河濼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長春州東北三十五里”(《遼史·營衛制》)。宋王易《重編燕北雜錄》中也說,“春捺缽多就長春州東北三十五里濼甸住坐”。史家把長春州與鴨子河濼聯繫起來,長春州又因春捺缽而建,這些牢固而又清晰的概念,使長春州成為破解古代一些地名、江河湖澤名字的古代歷史地理坐標。而作為遼代,契丹人在當時特定的條件下所創造的捺缽文化,則無疑成為松原境內人類文明史的一個高度,因而也就成了一個永恆的歷史坐標,後人可以藉以激勵創造、創新、創業的意志,判斷一些事物、事件、政策、決策的得失和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