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薛存義序

文章第一段的開頭，作者用簡約的筆墨點明薛存義的離任和作者的送行。“載肉”“崇酒”“追而送之”，顯出送行的鄭重和情誼的深厚，為下面一段語重心長的議論蓄勢。薛存義這次離開永州，是在“假令二年”之後到新的地方去做官，作者在送行之際諄諄相告的內容便集中在官吏的職責上，但作者卻並不把“告”的對象局限在薛存義一人身上，而是以“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劈頭髮問，從而使所論的內容具有普遍的意義。緊接著又用概括精粹的語言從正反兩個方面揭示了官吏的職責：“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上句正意，卻是賓；下句反面，恰是主，放在後面，處於強調的位置。

從文章本身看，作者所著重評論、揭露、警戒的，正是這一類“役民”的官吏。下面就圍繞這個論斷來揭露役民之吏。作者指出：“民之食於土者”，靠土地為生的人，即農民，把他們收入的十分之一拿來納稅，雇傭官吏，是為了讓官吏為自己辦理事情。這裡把納稅的目的說成是雇傭官吏辦事，而不是像封建統治者歷來所宣揚的那樣，是奉事君上應盡的義務，不但在實際上否定了封建王稅剝削的合理性，而且對官、民之間統治被統治的關係也是一種大膽的翻案。在正面論述了官吏的職責、官吏與人民的關係以後，作者便將批判的筆鋒直接指向現實中的官吏。

首先尖銳地揭露受其直而怠其事的官吏“天下皆然”，顯示出吏治的普遍腐敗，令人怵目驚心。接著又進一步指出、還有比“怠”更嚴重的“盜”：貪污中飽，敲詐勒索。作者就近取譬，指出一個受雇的僕役，如果拿了工錢不干事，甚至偷盜主人的財物，必然要受到主人的驅逐與責罰。這個比喻由於緊扣雇傭與受雇的主僕關係，就把人民黜罰不稱職的官吏乃至貪官污吏的合理性說得明白透徹，讓人感到作為主人的人民有著充分的行使黜罰的權利。然後，作者筆鋒一轉，指出官吏儘管都是這一類人，但人民卻不敢充分表露自己的憤怒並且行使黜罰之權，原因就在於“勢不同”：官與民權勢地位的不同。寫到這裡，似乎無可為繼，作者卻又掉筆翻轉：“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老百姓雖然無“勢”，卻有“理”。作者語重心長地表示：“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暗示官吏怠事、盜民的情況如果繼續發展，終將釀成大亂。吏治問題關係著封建統治的存亡，這正是作者寫這篇文章的根本認識和出發點。但他卻不直接說破，而是用有通達事理者“得不恐而畏乎”這樣的言詞來略加點逗，讀來反更有“危言聳聽”之感。

文章第二段由論述吏的職責落到題目上來，讚美薛存義的政績。“早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二句，明其非“怠”“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三句，明其“司平”於民：“不虛取直”“知恐而畏”是對薛的總贊，應上段“民之役”“達於理”。這一段從正面表彰，而與上段關於吏職的論述嚴絲合榫，無異於為作者的理論樹立一個正面的典型。對薛存義本人來說，上一段是臨別贈言，這一段則是熱情的勉勵。

文章最後一段交待餞行贈序的緣由，遙應篇首。“吾賤且屠，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是牢騷語。作者由於身遭貶斥，地位低微，不能對於官吏的考核升降提出意見，只能給他寫幾句話送行。也正因為處於“賤辱”之故，所以能比較深切地體會到人民的痛苦和願望。作者心目中的“民之役”，也不過是使“訟者平，賦者均”的封建官吏。但他的這一觀點，在當時卻是石破天驚的異端理論，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全文二百四十一字，卻提出並透闢地論述了一個重大的政治理論問題：官吏的職責和官民的關係問題。文中不但有一語破的、揭示本質的論斷與分析，如吏為民役、非以役民的論斷；民無勢莫敢肆其怒的分析，而且有層層轉進、推理嚴密的論證，有生動恰切、切中事理的比喻，不但有尖銳的揭露批判，而且也有正面的表彰。雖是短章，卻顯得曲折波瀾。

柳宗元的同鄉薛存義，在零陵縣代理了兩年縣令，適逢官職調動，柳宗元趕來為他送行，並借送別之際，寫下這篇文章以表達心中憂國憂民的一腔憂患。

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11月28日），字子厚，漢族，河東（現山西運城永濟一帶）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學家、哲學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稱“柳河東”、“河東先生”。

公元792年柳宗元被選為鄉貢，得以參加進士科考試；公元793年21歲的柳宗元進士及第，名聲大振；公元796年柳宗元被安排到秘書省任校書郎；公元798年;26歲的柳宗元參加了博學宏詞科考試，並中榜，授集賢殿書院正字（官階從九品上）;公元801年柳宗元被任命為藍田尉（正六品）。

柳宗元一生留詩文作品達600餘篇，其文的成就大於詩。駢文有近百篇，散文論說理性強，筆鋒犀利，諷刺辛辣。遊記寫景狀物，多所寄託，代表作有《溪居》《江雪》《漁翁》。

柳宗元與韓愈並稱為“韓柳”；與劉禹錫並稱“劉柳”；與王維、孟浩然、韋應物並稱“王孟韋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