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殖列傳序

貨殖列傳序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挽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 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 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 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夫山西饒材、竹、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錫、連、丹沙、犀、玳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 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 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征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周書》 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 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 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 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繦至 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閑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23），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強至於威宣 也。

故曰：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執益彰，失執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 之民乎！

（1） “至治之極”八句：引自《老子》，但文字略有不同。

（2） “挽近世”句：挽，同“晚”。塗，堵塞。

（3）已同“矣”。

（4）芻豢：指牲畜的肉。用草飼養的叫“芻”，如牛、羊；用糧食飼養的叫“豢”，如豬、狗。

（5）眇：同“妙”。

（6）道：同“導”。

（7）旄：即楮（楚）樹，樹皮可以造紙。旄，旄牛，其尾有長毛，可供旗幟裝飾之用。

（8）連，同“鏈”，鉛礦石。

（9）丹沙，同“丹砂”，礦 物名，俗稱硃砂。

（10）玳瑁：龜類，其甲為名貴的裝飾品。

（11）璣：不圓的珠子。

（12）龍門：山名。在今山西稷山縣和陝西韓城縣之間。

（13）碣石：山名，在今河北昌黎縣西北。

（14）旃：同“氈”。

（15）筋、角：獸筋，獸角，可用以製造弓弩。

（16）虞：掌管山林川澤出產的官，此指開發山林川澤的人。

（17）邪，同“耶”。

（18）周書，指《逸周書》，今本《逸周書》無此段話。蓋是古本《逸周書》的佚文。

（19）辟，同“僻”。

（20）原，同“源”。

（21）太公望，即姜尚，相傳他姓姜，名尚，字子牙，其先人封在呂地，故又稱呂尚。他佐武王伐紂，封於營丘E在今山東昌樂縣東南F，國號齊。

（22）至，猶言襁負而至。

（23）三歸，按常例應歸公室所有的市租。

（24）陪臣，諸侯之大夫對天子自稱陪臣。

（25）威、宣：齊威王，名嬰齊，田桓公之子，公元前356-前320年在位。宣，齊宣王，名辟疆，威王之子，公元前319年-前301年在位。

（26） “倉廩實”二句：見《管子·牧民》。（27）壤壤，同“攘攘”。（28）編戶，編入戶口冊。

老子說：“古代太平之世達到極盛時期的時候，雖然鄰國的百姓彼此望得見，雞犬之聲彼此聽得見，但人們各自以為自家的食物最香甜，衣裳最漂亮，習俗最安適，職業最快樂。以至於老死也不相往來。”要是誰以此為目標，而在近代去塗飾堵塞老百姓的耳目，使他們再回復到往古的時代，那就幾乎是行不通的了。太史公說：神農以前的事，我已無從考知了。至於《詩經》、《尚書》所記載的虞、夏以來的情況，還是可以考知的：人們的耳朵、眼睛要竭力享受聲、色之樂，嘴裡要吃盡各種美味。身體安於舒適快樂，而心裡又羨慕誇耀有權勢、有才幹的光榮。這種風氣浸染民心已經很久了。即使用高妙的理論挨家挨戶去勸導，到底也不能使他們改變，所以，對於人民最好的做法是順其自然，其次是因勢利導，再其次是進行教育，再其次是制定規章，限制他們的發展。而最壞的做法是與民爭利。

華山以西出產大量的木材、竹子、楮樹、野麻、旄牛尾、玉石；太行山以東盛產魚、鹽、漆、絲，又有歌舞和女色；江南出產楠樹、梓樹、生薑、桂皮、金、錫、鉛、硃砂、犀角、玳瑁、珠璣、象牙、皮革；龍門、碣石以北盛產馬、牛、羊、氈、裘、筋、角；至於銅、鐵則分佈在千里的疆土上，各處的山都出產，真是星羅棋布。這是大概的情形。所有這些都是中原地區人民喜愛的必需品，通常用來做穿著、吃喝、養生送死的東西。所以說大家都靠農民的耕種才有吃的，靠虞人才能把山澤中的資源開發出來，靠工人做成各種器具，靠商人貿易使貨物流通。這難道是有政治教令徵發和約束他們嗎？人們各按其能力干自己的工作。盡自己的力量，來滿足自己的慾望。因此，東西賤是貴的徵兆，東西貴是賤的徵兆。這就刺激各行各業的人努力從事自己的職業，以自己的工作為樂趣，就如同水往低處流一樣，晝夜不停。用不著召喚，他們自己會送來；東西用不著尋求，人們自己會生產。這難道不就證明了農、虞、工、商的工作是符合經濟法則的嗎？ 《周書》上說：“農民不生產，糧食就缺乏；工人不生產，器物就缺乏；商人不轉運，糧食、器物、財貨就斷絕；虞人不生產，財貨就缺乏。”財貨缺乏，山澤中的資源就不能開發了。農、工、商、虞這四種人的生產，是人民賴以穿衣吃飯的來源。來源大就富足，來源小就貧困。來源大了，對上可以使國家富強，對下可以使家庭富裕，貧富全靠自己。富了也沒人掠奪他，窮了沒人給他東西，而聰明的人有餘，愚笨的人不足。姜太公封在營丘，那裡的土地都是鹽鹼地，勞力很少。於是姜太公就鼓勵婦女紡線織布，儘力施展她們的技巧，並且使本地的魚鹽流通外地。老百姓用襁褓背著孩子絡繹不絕地歸聚到那裡，真如同車輻湊集於車轂似的。因而齊國產的冠帶衣履，行銷天下；東海和泰山之間的各小國的國君，都拱手斂袖恭恭敬敬地來齊國朝見。後來，齊國中途衰弱，管仲又修訂了太公的政策，設立了調節物價出納貨幣的九府。齊桓公就藉此稱霸，多次會合諸侯，使天下的一切都得到匡正，因而管仲也奢侈地收取市租。他雖處陪臣之位，卻比列國的君主還要富。因此，齊國的富強一直延續到齊威王、齊宣王時代。

所以，管仲說：“倉庫儲備充實、老百姓才能懂得禮節，衣食豐足，老百姓才能分辨榮辱。”禮儀是在富有的時候產生的，到貧困的時候就廢棄了。因此，君子富了，才肯施恩德；平民富了，才能調節自己的勞力。水深，魚自然會聚集；山深，獸自然會奔去；人富了，仁義自然歸附。富人得了勢，聲名就更顯著；一旦失勢，就會如同客居的人一樣沒有歸宿，因而不快活。在夷狄外族，這種情況則更厲害。俗話說： “家有千金的人，不會死在市上。”這不是空話啊。所以說：“天下的人樂融融，都是為財利而來；天下的人鬧嚷嚷，都是為著財利而往。”兵車千輛的國君，食邑萬戶的諸侯，食祿百戶的大夫，尚且還都怕窮，更何況普通的平民百姓呢！

從今天的眼光來看待司馬遷在貨殖列傳里表達的經濟思想，無論如何讚譽也不為過。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司馬遷還具有那麼清晰的經濟自由的思想，他關於經濟活動以及商人的看法對當下中國也是有極大借鑒意義的。在政府和民間經濟的關係上，像“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這樣的觀點在時下中國聽來也有振聾發聵之感。

司馬遷的這個經濟自由的思想影響了歷代中國人，並且還會繼續影響下去。他的民本的思想以及對商人求利平和開放的心態，已經構成了中國傳統思想很重要的一部分。這是中華民族的財富。

《貨殖列傳》是論述春秋末年到漢武帝年間的社會經濟史的專章。在序文中，作者駁斥了老子的“小國寡民”的歷史倒退論，肯定了人們追求物質財富的合理慾望，並試圖以此來說明社會問題和社會意識問題。他認為人們的物質生活需求必然推動社會生產的分工和社會各經濟部門的發展，而人的道德行為又是受他佔有財富的多少制約的，從而譴責了漢武帝時期的經濟壟斷政策，抨擊了當時以神意解釋社會問題的唯心主義觀點。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邵毅平：司馬遷的“重富”和“重商”思想，在中國歷史上可以說是一種較為特異的存在；因而作為其“重富”和“重商”思想之產物的《貨殖列傳》，在中國歷史上也可以說是一種特異的存在。在後來的中國歷史上，它或者受到非難，或者受到無視，而沒有真正繼承其傳統的。但是，雖然從文學的角度說，《貨殖列傳》遠談不上是一篇文學性傳記．然而其中所滲透的“重富”和“重商”思想，卻對後來的通俗文學對於商人的表現，在精神類型上埋下了一個有力的伏筆。我們可以從元雜劇和明清小說里的商人形象中，看出其在《貨殖列傳》中的祖先的朦朧身影。

司馬遷（約公元前145或前135年—？）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父司馬談，學問廣博。漢武帝即位，談為太史令。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馬談在臨終時囑咐司馬遷繼續自己的事業，撰寫史書。3年後，司馬遷繼父任太史令，開始在國家藏書處“金匱石室”閱讀，整理歷史資料。20歲時，遊歷長江中下游和山東、河南等地，併到廬山和會稽考察傳說中的“禹疏九河”等遺跡，經沅水和湘水流域，憑弔屈原沉水的汨羅江，在曲阜，參觀了孔子的“廟堂車服禮器”。回長安後任郎中。35歲時二次出遊，廣泛地接近下層人民。武帝天漢三年（公元前98年），李陵孤軍深入匈奴，敗降，而司馬遷極言李陵降敵出於無奈，意在待機報答漢朝，因此觸怒武帝，致罪下獄，受宮刑。司馬遷為完成《史記》，隱忍苟活。出獄後任中書令，繼續發憤著書，終於完成了我國最早的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人稱《太史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