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理論

20世紀50-60年代前，傳統理論認為：經濟發展意味著國家財富增加和勞務生產增大以及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提高。60年代后，這種觀點受到了國家現實的若干個挑戰。一些國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迅速增長，但其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並未得到相應改善，貧困和收入分配不公正情況仍十分嚴重。因此，經濟學家把經濟發展同經濟增長區別開來。前者具有更加豐富的內涵，不僅涉及物質增長，而且涉及社會、經濟制度以及文化的演變。既抓緊經濟規模在數量上的擴大，還著重於經濟活動效率的改進。同時又是一個長期、動態的進化過程。

1958年，美國經濟學家金德爾伯格在《經濟發展》一書中認為經濟發展的一般定義包括：物質福利的改善，尤其對貧困線以下的人而言；根除民眾的貧困和與此關聯的文盲、疾病及過早死亡；改變投入與產出的結構，包括把生產的基礎結構從農業轉向工業；實現適齡勞動人口的生產性就業，而不是只由少數具有特權者來組織經濟活動；相應地使具備廣泛基礎的利益集團更多地參與決策，以增進公眾福利。經濟學家們還設計了許多衡量經濟發展的尺度：如人均收入、文盲率、平均壽命、人均每天蛋白質消耗量、醫生在千人中佔有比例，以及人均能源消耗量等。豐富了經濟發展的內涵。作為20世紀60年代初出現於歐洲和美國的一個跨學科新領域，發展研究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前者從全球角度闡明各國、各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與現狀，探討社會變遷的一般規律。後者以相對貧困的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問題為對象，探討其現代化的理論、模式、戰略方針乃至具體政策。大致有“現代化理論”、“依附論”和“世界體系論”三個不同學派，從不同角度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問題作出解釋。“現代化理論”著重探討內部因素在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這些國家接受西方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文化價值觀后，勢必重複發達國家的歷史道路。“依附論”認為第三世界不發達的主要原因在於殖民主義和“依附性”。認為這些國家有迥異的發展起始點和特殊的國際環境，不可能沿襲西方工業化國家的歷史老路，應走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世界體系論”把世界分為中心、邊陲和半邊陲三個部分，主要探討各部分的發展特點及其相互關係。

經濟發展理論在產生和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些較有影響力的流派，下文將從理論特點、代表學說、代表人物、理論貢獻和缺陷等方面對經濟發展理論萌芽思想和各流派進行簡要評述。

雖然發展經濟學形成於20世紀40-50年代，但關於經濟發展的思想在經濟史上源遠流長，可以追溯到古典經濟學時代，甚至更早。這些萌芽思想對當代經濟發展理論的形成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其中代表性人物和著作有：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大衛·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其賦稅原理》、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政治經濟學原理》、卡爾·馬克思的《資本論》等。

從研究對象上來看，這些早期思想實際上研究的是發達國家本身的增長問題，從研究內容上來看，它們多是有關經濟增長的較為支離的論述，因缺乏系統性和全面性，所以它們還不能稱為經濟發展理論。

結構主義學派發展理論

結構主義學派是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問題的前驅，他們藉助於發達國家的經驗，結合西方經濟學的某些現成原理，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提出若干設想。該學派特彆強調資本積累、工業化、計劃化，代表性學說主要有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普列維什的中心—外圍理論、羅森斯坦·羅丹的大推動理論、納克斯的“貧困的惡性循環論”、沃爾特·加倫森的滴漏理論、羅斯托的起飛理論、及平衡增長論與不平衡增長論。結構主義經濟學家反對單一經濟學傾向，他們站在發展中國家的立場上，從發展中國家的實際出發來研究發展問題，西方庸俗經濟學的偏見在他們的思想中相對較少，他們既不照搬凱恩斯主義，也批判新古典主義，從而形成了發展經濟學最初的一個學派，其理論的合理內核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和應用價值。

但結構主義的發展理論也存在著不足：

一是對於“計劃”與“市場”，他們過度強調了“計劃”的作用和過高地估計了政府的計劃能力，對市場的培育重視不夠。

二是過度強調“進口替代”，對“出口導向”重視不足。

三是自認為經濟發展理論是“宏大的理論”，可以適用於一切發展中國家，這是很不現實的。

新古典主義學派發展理論

按照結構主義的理論從而奉行計劃化和政府多方干預的發展中國家並未達到預期的目標，反而面臨著種種困難。現實的經驗迫使經濟學家對結構主義的增長理論和政策主張進行重新評價和修正，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新古典主義經濟發展理論。新古典主義學派發展理論的特點是：強調外向發展和對外貿易、強調經濟的私有化、重視農業發展和人力資本投資。該學派具有代表性的理論有收入再分配論、自由貿易論、市場機制論、農業發展論、人力資本理論。代表性人物有：庫茲涅茨、加里·貝克爾、舒爾茨。

新古典主義學派重視市場機制和農業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強調人力資本投資，同時也重視貿易和外交的利用，並使實證分析方法得到了大步發展，這些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都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然而它也有不適應於發展中國家實際的成份：企圖建立全球“自由化”貿易，卻忽略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不平等的實際情況，這樣反而為霸權主義提供了理論依據；過高估計發展中國家市場機製作用，難以擺脫地用發達國家標準來審視發展中國家的問題。

新古典主義經濟發展理論的中心論點，可以概括為經濟不發達的結果，來自於錯誤的價格政策，以及第三世界政府過度活動引起的太多的國家干預所導致的資源配置不當。因此，對政府、市場各自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應進行重新評價，並應利用市場力量解決發展問題。發展經濟學領域的這一思想轉向被稱為“新古典復活(Neoclassical RestJrgence)”。

在20世紀以後，現代西方經濟學歷經了“張伯倫革命”、“凱恩斯革命”和“預期革命”等所謂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框架，這個框架被稱為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ics），以區別於先前的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集中而充分地反映了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過去100年間的研究成果和發展特徵，它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證偽主義的普遍化、假定條件的多樣化、分析工具的數理化、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案例使用的經典化、學科交叉的邊緣化。

“張伯倫革命”擯棄了古典經濟學把競爭作為普遍現象，把壟斷看作個別例外的傳統假定，認為完全競爭與完全壟斷是兩種極端情況，更多的是處在兩種極端之間的“壟斷競爭”或“不完全競爭”的市場模式。他們運用邊際分析法，分析了“壟斷競爭”的成因、均衡條件、福利效應等，從而完成了微觀經濟的革命。“凱恩斯革命”使得西方經濟學在分析方法上實現了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的分野，從而在理論體繫上劃分為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而凱恩斯則成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的開山鼻祖。

凱恩斯完成理論創新包括：否定了古典經濟學關於充分就業均衡的假定及其理論基礎“薩伊定律”，認為在通常情況下，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均衡是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導致非自願失業和小於充分就業均衡的根源在於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又在於“消費傾向、靈活偏好和對資本未來收益的預期這三個基本心理因素”。

據此凱恩斯提出的政策建議強調，政府須採取財政政策增加投資，刺激經濟，彌補私人市場的有效需求不足，從而實現充分就業，消除產生失業與危機的基礎。“預期革命”的演繹邏輯是，貨幣對產量等經濟變數具有重要影響：一方面貨幣供給的變化可以導致貨幣存量的隨機變動，並由此引起經濟波動；另一方面由於經濟的這種波動是通過總需求曲線完成的，所以，貨幣供給的變化將導致總需求的變化，而總需求的變化又將導致經濟波動。所以他們認為，從貨幣政策的角度看，政府干預經濟的宏觀經濟政策是無效的，因而不僅存在“市場失靈”，也存在“政府失靈”。

激進主義學派發展理論

激進主義學派，又稱新馬克思主義學派。激進主義學派對新古典主義持徹底的批判態度，它大量地吸收了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思想，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和社會主義理論揭示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剝削關係，他們認為，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存在是不發達國家不發展的根源，只有掙脫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統治的枷鎖，才能真正為其發展創造必要的條件，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學派與西方正統的經濟發展理論根本區別之點。激進主義學派主要學說有：依附性理論、不平等交換論、階級鬥爭國際化論、社會主義革命論、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理論。代表性人物有是沙米爾·阿明、巴芒、卡爾多索、桑托斯、伊曼努爾、斯威齊等人。

激進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國內有學者認為它與西方其他經濟理論相比，對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具有更為重要的參考和借鑒意義；也有學者指出激進派認為發展中國家只有建立國際社會主義體系才能成功發展的觀點存在一種極端化的傾向。

20世紀80年代后，現代經濟發展理論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許多新的理論與模型相繼出現，主要有新經濟增長理論、新制度主義、尋租理論、可持續發展理論等，這些理論明顯地不同於此前的經濟發展理論，因為在這一時期，發展經濟學呈現了融合的趨勢，包括發展經濟學與主流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倫理學等學科的融合和經濟發展理論內部各學派之間的融合。當然，融合併不是完全的趨同，新的觀點必能在融合中產生，而永不消失的學術派別之爭則是發展經濟學前進的動力。